沿歸綏街步行，194巷5號。春鳳樓舊址外牆被開發公司的大面防水帆布覆蓋，斗大字樣寫著「都更危老建築用地」。蔡晏珊靜靜望著，她說自己好多年沒經過歸綏街附近了，但20多歲的她曾成天往這裡跑。「會近鄉情怯嗎？」我問，她搖搖頭。過往的人與景都被封存在紀錄片裡，為了剪接，她不知道重溫多少遍記憶。

再過幾個巷口，139號。黑底紅字的「文萌樓」招牌還高掛門上，大門深鎖，儘管2006年被指定為古蹟，但目前不再對外開放參觀，危樓孤獨佇立，老屋兩旁都被夷為平地。

白蘭是台北市128名公娼之一，願意在抗爭時露臉的少數人。

政府宣布廢娼後，白蘭不願做私娼，轉行開檳榔攤，學著記住香菸盒上歪歪扭扭的英文字，幾包Marlboro、幾包菁仔加幾瓶蠻牛該怎麼按計算機，一切從零開始。但從13歲到36歲都在娼館的她，已經失去一般社會的工作能力，又不懂成本，檳榔攤生意只撐了10個月就關門大吉。

此後求職不斷碰壁，工廠待了3天，動作太慢，老闆叫她走人，好心收留她的麵店老闆不久後也過世。白蘭鎮日浸泡在酒精裡，喝到不省人事，跟她在一起20年的男友阿華先是離家出走，後來拿出300塊錢，叫白蘭別再找她。白蘭沒拿那筆錢。

她始終都是拿錢出來的人。老家在台東關山，家貧，白蘭從7歲開始打零工貼補家用，13歲那年，父親出意外急需醫藥費，家人透過親戚介紹跟台北華西街的娼館老闆借錢，白蘭被綁去當雛妓，一綁就是10年，每天從下午2點接客到天亮，平均20到30人，沒做到業績不准睡覺。白蘭很少回家，但賺到的辛苦錢通通拿回家裡，大哥可以娶老婆、姊姊也結了婚，連父親的喪葬費都靠她出。23歲，白蘭才結束賣身契轉做公娼。

廢娼4年後，2005年3月7日，白蘭在租屋處昏迷，過了2天才被發現送醫，小腦萎縮癱瘓。

日日春想辦法排班表，除了靠社會各界募款找白天看護照顧以外，其他時間讓義工一個蘿蔔一個坑，把白蘭接回來，陪她吃飯、洗澡、復健、睡覺，眾人接力超過半年，直到白蘭的低收入戶申請通過，才轉進康復之家。如若不是白蘭曾與運動有所交集，誰能在她陷落時承接？身為義工群的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蔡晏珊只覺荒謬：

「白蘭還沒倒下的時候，申請不到任何社會福利，條件都不符合。說實在，那時候一個月給她3千塊、5千塊，她就可以活下來了，但是我們的福利政策卻沒辦法做到。等到這個人倒了、昏迷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再讓她住康復之家，政府一個月要補2萬、3萬。」

當然，載浮載沉的不只白蘭一人，「但白蘭倒下的時候，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好像我將來就會是她，」蔡晏珊說。這份共感成了影片拍攝的起點。

「我也是一個沒有伴侶、沒有小孩的人，跟家裡關係不親，那時候還不流行說無緣死（孤獨死），但我就覺得自己是預備軍。當然我的處境好很多，只是一個單身女子這樣倒下來，讓我有個觸動，沒人叫我去拍，但能做一點是一點，也沒有覺得它將來會變成什麼東西。」

宣布廢娼的1997年，蔡晏珊剛考上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出身勞工階級家庭的她，父母咬牙打拚，讓家中4個孩子都念了大學，且不用背學貸，「我不能那麼任性，我不是真的在選我想念什麼，只是在可以念的裡面選一個衝突不那麼大的、就業比較有保障的科系。」

但大學和她想的不太一樣。星期三早上的刑法總則，長長的法學院教室彷彿補習班，同學們還要互相幫忙占位子，想參加國家考試的外校準考生們都來旁聽。蔡晏珊形容，人生在叉路徘徊拉扯，程度大約是包包裡同時放著刑法教科書和《蒙馬特遺書》那樣衝突。別人用功念書，她卻決定到片場打工。

和電影的不解之緣從高二開始。1990年代，短片沒太多放映管道，蔡晏珊的高中同學靠著在電影資料館工作的學姊，弄來一批金穗獎的得獎作品，說要在學校放映，還要找創作者來分享。「我說我們一毛錢都沒有，怎麼會有這種想法，但同學就覺得機會難得。結果導演們知道可以來北一女校園一遊，很多人都答應了，雖然沒有錢，但就覺得很有趣，居然有高中生想看。」

回望青春時代，蔡晏珊的一切都不太確定。「但社會系的好處就是必修學分很少，學生愛幹嘛就幹嘛，任何學分它幾乎都承認，反正系上知道可能無法提供什麼就業保障，你就盡量去發展。我大學很少去學校，都在拍片。」

也是迷惘和不確定，讓她和社會運動走在一起。

2001年，日日春舉辦娼妓文化節，邀請紀實攝影家林柏樑舉辦「百年公娼，台北再見！」回顧展，並放映蔡崇隆執導的公視紀錄片《公娼啟示錄》，大學剛畢業的蔡晏珊被朋友找來幫忙編展覽手冊──認識的導演參與公娼抗爭紀錄小組，大學社團的學姊也是日日春核心參與者，更有高中同學跟公娼談戀愛。蔡晏珊說，當時周邊許多人都被運動捲入，自己也隨著人際網絡成為日日春的義工。

2003年，前公娼館春鳳樓改成茶館開張，失業又感情不順的蔡晏珊更是一天到晚在那裡遊蕩，靠著阿姨們的茶桌仔取暖。

「已經常去到阿姨會問我說『啊妳都沒上班喔？』就是沒什麼目標的人，還好她們讓我有地方去。每個阿姨都有不同的故事，但都遭遇了很多事情，可是她們對待人是溫暖開放的，會覺得我的遭遇如此渺小，卻非常鑽牛角尖，實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蔡晏珊戲稱自己是廢人，幫忙打雜至少可以發揮「剩餘價值」。

2005年，白蘭倒下。已經踏入紀錄片工作的蔡晏珊，拿起出國的朋友留下的DV開始拍攝。

「雖然是乎人看輕，走到這條路 阮嘛是飼家賺吃，有什麼通見笑 紅燈路頭街巷，暗暗孤單行 唉呦換來一家的吃穿 我的人生呦」 ──節錄自黑手那卡西《幸福》

回到抗爭當下，公娼們的辛酸血淚，社會未必買單。

但轉職何嘗容易？白蘭開檳榔攤不成，窮困潦倒，也有公娼轉做美髮廳卻欠了更多債，「連官姐官秀琴（公娼自救會會長），這麼強悍的一個女人，都在廢娼之後，最後去跳海，她是一個那樣的狠角色，都被逼到去死。性工作有消失嗎？沒有，只是地下化，政府只是假裝看不見。」

蔡晏珊直言，「我在一個有選擇的位置，我不用去選（這份工作），我很慶幸。但如果有些人被迫，或不一定是被迫，但是她做出這個選擇，那我希望她的勞動條件受到一定的保障。」

原本有牌照的公娼可以拒絕不想接的客人，要求客人戴保險套、做好防護措施，甚至交易有糾紛也可以請警察出面處理，「當你是私娼的時候，這些通通都沒有了，如果有人白嫖不付錢，你也沒有辦法，這些過去合法工作有的權利，全部沒有了，」蔡晏珊認為，這反倒是變相在懲罰性工作者，讓她們遁入更弱勢的處境。

但保障了性工作者的權益，這樣就沒有剝削和壓迫嗎？

蔡晏珊說，即便是一個在勞工家庭長大、關心社會議題的大學生，她在更年輕時對性工作也抱著問號，「階級這個東西，是你念再多社會學理論都不會有用的，如果你沒有在那個位置的話，你不會看得到。對一個大學生來說，可能對『性』跟『工作』這兩件事，都不是太有概念，更何況『性工作』了。」

但隨著自己成為勞動者，碰過老闆和同事的欺負，她才切身體認到──不只性工作，每個勞動都有異化的成分，也都必須負擔某種程度的情緒勞動。

「以我現在工作為例，我可以選想接什麼案子，不想接什麼案子。但如果我好幾個月都沒有工作，有個感覺很災難的案子來，我要不要接？我還是會硬著頭皮接下來，我是心甘情願的嗎？很多工作其實就是某種交換，但我們努力要做到的是，讓交換對雙方都合理，你的底線能夠被尊重，在性交易裡面也是一樣。」

白蘭在23歲之後「選擇」成為公娼，一天接2到3個客人。蔡晏珊說，她當然無法替白蘭代言，只能描述她的生活狀況，「她賺夠了，可以買魚給貓吃，就去餵貓了，做她想做的事，她是一個很安貧樂道的人。這個工作可以讓她養自己、養她男朋友、養很多貓，一天工作20分鐘或30分鐘，剩下時間都是自己的。」她也進一步提問：作為現代社會的勞動者，我們對於工作跟生活可能有不同的想像嗎？

無論提問還是回答，蔡晏珊似乎都太過誠實。

回顧紀錄片拍攝的過程，蔡晏珊坦言作為日日春的義工，自己在身分上占了便宜，光是穿上協會的背心就省去重新建立信任關係的成本，也因為拿著攝影機，她成為少數幾個能跟白蘭回去台東的人，「做紀錄是一件奢侈的事，因為連做其他事情的人手都不夠了，怎麼有人可以拿攝影機去拍？有這個閒工夫和資源，為什麼不一起下來做事？所以常常都是在窘迫的條件下，能做多少是多少。」

她清楚知道，影像是因為運動才能發生，當然也有回饋給運動的義務。2005年，應著組織夥伴的要求，她剪了片長25分鐘的初版《老查某》，在廢娼8週年的紀念晚會上播放。2006年，為了投稿女性影展，又剪了一個40分鐘的版本。

「我一直都覺得它（影片）不太行，或者說充滿了遺憾，可是那個遺憾別人很難理解，包括日日春的人可能也沒辦法理解，因為對他們來說是可以用的，但是我就一直覺得不好看啊，」蔡晏珊更用「失敗」來形容過去的影像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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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是複合的，一是當年她沒想明白片子要傳達什麼，二是擁有的素材能否支撐這樣的敘事。但當時大家都忙於運動，很難跟其他人有真正意義上的討論。為了逃避失敗，她也離開台灣到紐約念了4年電影，「所以我花了10多年的時間，自己成為剪接師，終於可以看懂一些東西。」

去年（2023年），女性影展適逢30週年，有意把以前介紹過的台灣影片重映。蔡晏珊收到策展團隊的邀請，像是打開內心久未整理的儲藏室，記憶的灰塵撲她一身，「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不讓他們放，但這件事情沒辦法這樣處理，因為它太重要，不能就這樣塵封在我的抽屜裡。我只能硬著頭皮，讓他們跟我一起冒著開天窗的風險，也不知道能不能剪出新的版本。」

當時蔡晏珊手上仍有其他工作，交件的期限又迫在眉睫，但拿機器的人，比誰都更深刻體會這些畫面有多麼得來不易。性工作者最困難之處在於她們無法現身，「阿姨今天可能跟妳說，怎麼都沒有拍我，哪天我死了要辦後事怎麼辦？可是過兩個禮拜又會跟妳說，妳不可以拍我，我女兒要結婚了。社會壓力對她們來說就是有那麼大。」

為了讓公娼們個別的生命故事被留存，還有她們曾經一起打了這一仗，開啟台灣社會對性工作的討論，蔡晏珊選擇面對失敗：

「我會用失敗來形容，是覺得那時候沒有想清楚。說好聽可以說是I'm making a film with them，但其實你是在make a film for them，但是我現在可以說This film is about them。」

也許唯有時間能修補遺憾，也唯有時間能拉開觀看的距離。

經過10多年的打磨，參與過許多電影作品，以《灼人秘密》、《睡覺時眼睛睜開》等片走過國際影展，蔡晏珊說，她感謝自己現在是個剪接師，可以用旁觀者的角度重新檢視手上的素材。

在只有2到3週的時間可以重剪之下，蔡晏珊選擇以順時序的敘事來呈現，「幸虧有這麼多拍攝者的接力，我們有從2000年左右到2005年的素材，可以看到白蘭在種種結構碾壓之下，她的人有這麼大的變化，包括後來的復原；變化是清楚的，觀眾是看得懂的。而且，時間本身就是最難的，很多片子沒有足夠時間等到那個變化。」

過去擔心觀眾看不懂、不感興趣又急於解釋，蔡晏珊在片中塞了許多訪談，但在這一次她全數拿掉，她說，即便受訪的組織工作者彼此熟識，但到了鏡頭前都淪為資訊解說員，不夠自然；取而代之，她放了一整段白蘭和學生義工在街上的導覽對話。

「如果想把它當成一個沒有被介入的訪談，那是很難用的，因為事實上就是斷的，義工一直插話，聽不懂白蘭講什麼，她沒辦法好好完整敘述。但我現在看得懂了，這就是他們那時候的關係──這個大學生就是對性產業一無所知，白蘭講什麼，她都聽不懂。即使走在路上失焦，我還是不怕，不怕無聊也不怕長，我沒有什麼好怕了。」蔡晏珊放棄了強烈的目的性，她希望直接讓觀眾去感受：

「影像真正會留下來的，不是那些資訊，不是你很努力想講的大道理，可能只是一個眼神，某一個當下的氣氛，那件事情發生了，被你捕捉到，那個是最難得的。你可以看見這個人，你看了你會關心這個人，那這部片子就不是失敗了，我對得起當初拍的那個我。」

身為剪接師，蔡晏珊認為，全世界只有3個人能真正評論片子剪得好不好：導演、攝影師、剪接師──因為只有他們看過全部的素材。有些片子，剪接師把它從50分救到70分，但有些是從70分加到90分，觀眾未必能理解剪接過程中耗費的心血。

至於《老查某》，那算是三位一體了。最終還是誠實。對於年輕的自己、對於老去的阿姨們，蔡晏珊不願辜負那些記憶的重量。

我問她，跟阿姨們一起走過的日子，對她的影像工作帶來什麼影響？她說，不只是公娼阿姨，當時來聲援的許多人都深諳汙名為何物──他們是同志、跨性別等性少數，他們是小姐們的朋友或家人，他們是被性勞動給養大的人。而這些人都讓蔡晏珊看見不同的世界，就像她對剪接這項技藝的解讀：

「每個星球會有不同的引力狀態，地球上走一步是走一步，可是在某一個星球，這樣走就會飛起來，或是想要在這裡產生同樣的狀態，得要重一點，每一部片都是一個新的星球。剪接是有趣的工作，怎麼把人物做起來，怎麼讓東西有輕重，如果什麼都想講，就會什麼都講不清楚。」

有些話，白蘭講不清楚，也不知道怎樣才能講清楚。

蔡晏珊記得，第二次陪白蘭回台東老家，回程的客運上她問白蘭，還想不想要再回來？回家的心情怎麼樣？「她眼眶就紅了，她就說複雜，我問她是怎樣複雜，講講看，白蘭就說反正講你也不懂。也是，講了我可能也不懂。」

蔡晏珊也記得，在日日春辦公室的沙發上，義工陪著白蘭說話，當時白蘭恢復得還不錯，已經是表達能力的高峰，但很多句子仍說不清楚，當下義工可能也沒聽懂。蔡晏珊在剪接時反覆聆聽，打上字幕，「其實有一句我字幕沒有上，但我80%確定她講的是什麼，她是用台語講說『伊無甲我惜』（她沒有疼惜我）。」

白蘭說的是她童年被綁到台北賣的故事。

「她不是不知道媽媽的苦衷，她可能也沒有怨恨了，可是她終於有時間為自己感到心痛，在她病了、生活已經無法自理了，有這麼多人陪伴她之後，才終於有一個空檔捨不得自己。義工有問她，『那妳以前都跟誰講，跟貓嗎？』也沒有，跟貓也沒有講，沒有跟任何人講過。」

那些白蘭說不清楚的，蔡晏珊試圖幫她撥開雲霧。那些可能被世人所遺忘的，蔡晏珊想透過《老查某》，至少讓美好過的不被時間給殘酷地淹沒。片子剪完後，蔡晏珊曾徵詢不同背景和專業的朋友意見，有人建議她，片頭白蘭在巷子裡餵貓的片段太長，也沒什麼敘事功能；有人雖能理解，卻也覺得不必放這麼多篇幅。

「但是我那個時候突然很堅決，我就是要留這麼長。因為那是白蘭僅有的，也是我們僅有的，能看到她還在做一件她自在、喜歡的事情，跟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