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4日那天，尼科季姆・帕夫洛維奇・貝瑞茲科（Nikodim Pavlovych Berezko）被帶到波爾塔瓦警察局的時候，便衣人員並沒有明言他遭到逮捕。他們只是要尼科季姆隨他們去波爾塔瓦，尼科季姆還跟妻子孩子道別才離開。

他說不論是他還是瓦許連科，都不曾煽動民眾反對蘇聯政府。他們即便有苦水，也是哥兒倆相互吐訴而已。他說他沒聽說過瓦許連科參與過任何反蘇聯的組織。他在筆錄上簽了名。

但偵訊沒有停。 問題沒有停。 刺探沒有停。 然後尼科季姆崩潰了。

他提到某天他在閱讀報紙時，瓦許連科曾打斷他，然後說在1933年的那場大飢荒是蘇維埃政府刻意製造出來的人禍，為的是強迫百姓進入集體農場，鎮壓那些抵死不從的反抗力量。尼科季姆說他不同意瓦許連科，並且也這麼跟他說了，但瓦許連科反駁說蘇聯政府在百姓最需要糧食之際奪走烏克蘭的莊稼，將之拿去外銷賺取強勢貨幣。

尼科季姆首先招認的是，他參與由赤衛隊前長官瓦許連科發起的反革命運動，接著又坦承他在反蘇聯叛亂中扮演了幕後策畫的角色──惟他依舊否認有任何他的鄰居涉案。

在候訊的審訊中， 尼科季姆也的確供出了更多姓名。他點名了他的鄰居如柯夫頓（Kovtun）、邦達爾（Bondar）、布爾拉卡（Burlaka），說他們是他召募進反蘇聯組織的同志。審訊者在紀錄中寫這些人全都唱了《烏克蘭的榮耀與自由尚未覆滅》（The Glory and the Freedom of Ukraine Has Not Yet Perished），而那可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國歌」。

尼科季姆讀了瓦許連科的筆錄。然後承認自己是托洛茨基主義陰謀要顛覆政府，並推動烏克蘭獨立的其中一名召募者。他簽署了自己的自白。

在那間房裡，遭控者與審訊者之間發生了什麼，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紀錄只捕捉到一小部分而已。你在紀錄上看不到受控者遭勸誘，於自白時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也看不到他們遭到的刑求。1930年代，波爾塔瓦內務人民委員部最出名的就是宛若火藥庫一般，五花八門的「強化訊問」手法。

在室內嗡嗡叫的蒼蠅飛來飛去，突然一頭撞上窗戶。被嚇了一跳的我往上一看。遠遠的，我看到灰色的監獄排樓頂端豎著鐵絲網。面前則是寫滿整齊圓滑字跡的深黃色紙頁，上頭還有一則簽名：尼科季姆．貝瑞茲科。

賽爾吉有5個哥哥，其中費迪爾（Fedir）是在二戰中陣亡的士兵。由於外曾祖父說起他的兄長們只會簡單說「我哥哥」，所以我假定他回憶的是殞落的英雄費迪爾。我想起他跟我說過一個故事是他哥哥剛滿17歲就加入了赤衛隊，那是家裡頭一次有人這麼做。他還說哥哥不准當時12歲的賽爾吉丟下姊姊們不管。他說賽爾吉的腦筋很好，應該去當老師，不應該去作戰。

我坐回桌邊，重新拿起檔案。我往下讀尼科季姆的資料，慢慢想起了一些賽爾吉的故事。多虧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文件讓我想起賽爾吉的聲音，這當中的強烈諷刺讓我停下腳步，但洶湧的回憶鋪天蓋地而來使我無法繼續。一枚枚碎片開始聚集起來形成圖案。我想起我曾抱怨過學校為什麼要出烏克蘭語作業。我說我不懂自己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在一個我在家不會用的語言上。賽爾吉躺在被放在院子裡當椅子的退役裝甲車座位上。他搖了搖頭說語言固然不代表一個人的全部，但它總歸是我祖先們所說的話。有人不惜犧牲生命，就是為了捍衛用烏克蘭語說話的權利，他說，像他哥哥就曾為了一個自由的烏克蘭在奮鬥中犧牲。賽爾吉用的確切字句是：為了一個「vilna Ukraina」在奮鬥中犧牲。

他話說得堅定，每一個字都咬字清晰，並把重點放在vilna上。一如阿絲雅，賽爾吉跟我說話會用烏克蘭語。Vilna在烏克蘭語的意思是自由、被解放，但也可以解釋成獨立或自治。在我們這段對話的幾年之後，烏克蘭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而vilna這個字於我也產生了不同的意涵。然而在對話當時，我幾乎沒有除了身為蘇聯人以外的國家認同意識，以至於沒能把賽爾吉的話連結到其他地方。我以為賽爾吉說在奮鬥中犧牲的是費迪爾，那個在1943年的德尼伯河之戰中陣亡的費迪爾，同時也為了自己自私的抱怨感到不好意思。那個故事也有點像在說教，但那天提到哥哥的賽爾吉變得沉默寡言，一個人坐在那兒沉思了許久。

「尼科季姆哥哥，1930年代為了自由的烏克蘭而奮戰，最後消失無蹤。」

賽爾吉在他藍色的日記本裡寫道。為了自由的烏克蘭。

賽爾吉是個遣詞用字一點也不隨便的人。他的這項特質也是我最近的一個新發現。檢視他的教學手冊或書信，我非常驚嘆於他行文的精準與清晰。他非常重視文字的力量。在戰時，賽爾吉擔任過政戰官負責所屬部隊的意識形態教育。適逢紅軍在二戰頭幾年苦吞一系列的敗仗，政戰官所屬單位扮演著甚具影響力的角色。政戰官在部隊中算是半個隨軍牧師，半個政治宣傳人員，而賽爾吉的一項職責就是要找到正確的字句來提振戰士們的士氣。

若是賽爾吉想要提到他在二戰期間戰死的兄長，他肯定會搬出陳腔濫調的說法像「在與納粹占領者的戰鬥中死去」。相對之下，「為了一個『自由的烏克蘭』在奮鬥中犧牲」，聽起來完全不一樣。賽爾吉這句話在說的，只有可能是尼科季姆。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這檔案並非盡是謊言。我還知道尼科季姆在監禁的半途中死去，原因是偵訊的一篇篇報告固然還在繼續，但真實的感覺已經蕩然無存。

我過快地讀過檔案的前半部，以至於一開始沒注意到某些部分遭到劃去或改寫。比方說尼科季姆據稱參加的反革命組織，原本被定義成某種與共產黨與蘇聯為敵的托洛茨基陰謀。「托洛茨基陰謀」後來被劃去，然後有隻手填進了另外一種說法：「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組織打算建立獨立的烏克蘭國」。在另一個關於瓦許連科的段落中，描述他曾表示托洛茨基主義方案，比現行的共產黨意識形態更適合蘇聯小農。這段文字也被劃去，然後被改寫成瓦許連科建議托洛茨基主義方案，要比蘇維埃政權更有利於烏克蘭小農階級。諸如此類。隨著烏克蘭民族主義成為最亟需揭發並摧毀的大惡，尼科季姆的案子也要修改劇本來配合故事線。畢竟有人聽到他高唱被禁的烏克蘭地下國歌，而他也沒有否認。

後來，隨著史達林擔心蘇聯的邊境安危與國際處境，內務人民委員部又改變了他們的方針，尼科季姆案只得再一次進行修改。相關文件將尼科季姆與瓦許連科的活動，塑造成在「德國與波蘭等法西斯強權」支持下，建立資產階級烏克蘭國家的反革命陰謀。他們的政變已經規畫好，要在「蘇聯跟資本主義國家開戰」時實施。該反革命團體被發現有幹部與基層組織遍布整個烏克蘭東部，其觸角最遠已達黑海岸邊的敖德薩（Odesa）。

然而尼科季姆一案從未進入開庭階段，因為他在一次審訊過後自殺身亡。至少檔案上是這麼說的。

我讀到典獄長的陳述。尼科季姆在1937年9月11日凌晨1點30分回到牢房。早上6點半連同其他囚犯被典獄長叫醒。上午8點半他領到早餐麵包。尼科季姆跟典獄長要了火柴。幾分鐘後等典獄長回來要把茶拿給尼科季姆時，他發現尼科季姆已經上吊在「門的鐵柵上」。典獄長發現他的身體已經沒了氣息，判定遭羈押者是用一塊他從外套上扯下的襯裡吊死的。這段陳述的結論是在一次次審訊的過程中，犯人的表現一貫很平靜，沒有顯露出自殺的意圖。

這段話的細節甚多，而且被仔細列舉出來實在太過可疑。為什麼尼科季姆會在計畫自殺的時候索要火柴？為什麼他會決定趁領到麵包跟等待早茶的空檔上吊？內務人民委員部大部分的偵訊都選在深夜進行，因為剝奪人的睡眠是一種常見的刑求技巧。由此而知，尼科季姆在白天有太多時間可以實現尋短的計畫──根本不用特定在他最可能被發現的時刻為之。再者，由於門上鐵柵位在眼睛的高度，從那上頭上吊其實牽涉到比較複雜的操作。我讀進字裡行間的結果，就是這場自殺非常假，跟耕地的窮人與不識字的豬農會懷著推翻蘇維埃政府的陰謀把錢匯到德國一樣假。

最終共8個人因為參與洛祖瓦特卡的陰謀遭到起訴。聲稱的主使者瓦許連科與特羅菲姆被判處勞改，而被他們吸收的人含柯夫頓、邦達爾、布爾拉卡在內被捕下獄，並於1937年11月16日遭到槍決。蘇聯的刑法體系沒有任何邏輯可言。此案的發生有可能只是因為內務人民委員部11月的槍斃人數需要達到定額。截至當時，尼科季姆本人早已死亡，不論是自殺或他殺都一樣。對這個世界而言，他單純就是消失了。

我的進度來到了主文件的尾聲，但這個檔案包含的頁數並沒有到此為止。其中一頁是一封信，沒有橫線的信紙上寫著：

「我丈夫尼科季姆．貝瑞茲科，1900年生於馬亞齊卡村，內戰期間參與過赤衛隊運動，近期則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區域的洛祖瓦特卡小學擔任校長一職。1937年8月24日，他被波爾塔瓦的警員帶走，理由不詳。我前往波爾塔瓦尋求與他會面，卻被告知他已經被移送到哈爾基夫（Kharkiv）。從那之後我就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了。我懇求您能告訴我他為什麼被帶走，還有他發生了什麼事情。費克拉．貝瑞茲科。」

這封信署名於1955年。史達林已經作古。尼古萊．葉若夫（Nikolai Ivanovich Yezhov），也就是1936年被任命為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主導肅清工作的那個人，也於1940年涉入反蘇聯活動被正法。1938年接手葉若夫原職的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y Beria）也是一樣的下場，在1953年的處決跟他的前輩驚人地相像。

我總以為蘇聯體系最腐化之處是虛偽。每個人都說一套做一套。畢竟想在這樣的體制中生存，最合理的作法莫過於言行不一。虛偽無所不在。在咖啡廳裡，你能點到菜單上說有肉但沒有人吃過的肉湯；在報紙上，新聞會宣稱車諾比核電站沒有爆炸；在各種口號、標誌與展示中，都看得到虛偽登場。「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付我們薪水，」是1980年代的一個蘇聯笑話。活在蘇聯就是活在這林林總總的假面之中，或小或大。

讀著尼科季姆的檔案，我覺得真正危險的不是看到一堆謊言，而是看不到真相。謊話與有所保留的真相構成了一團迷霧，讓人找不到方向，也讓人無法用個人的道德羅盤分析時局。蘇聯政治宣傳定義出的宇宙，是一個有哈哈鏡扭曲現實的地方。文字僵化成八股的話術與口號，並在過程中被掏空所有意義。史達林的憲法都能被描述成「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了，試問「民主」一詞在蘇聯還能有什麼意義？歐威爾式的用語如「共產兄弟的協助」與「解放」好像很好聽，但翻譯成白話就是侵略與占領。「讓危險因子失去殺傷力」意味著不用證據跟審判就將人判刑。「怠工者」、「破壞者」、「無根的世界主義者」、「人民公敵」等名稱，將有血有肉的人變成該移走就移走的原料，該清理就清理的雜草。費克拉那封滿溢著痛楚的信件，讓我想起了一開始想尋找尼科季姆的初衷。我想要致敬一名在檔案中，名字被一筆劃掉的血親。我想要紀念他飽受苦難的脆弱生命，要他的悲劇為人所悉──此刻如我所見，這不光是他的悲劇，是一場隨著他的消失而降臨在全家人的悲劇。

1937年消失的尼科季姆留下了妻子與兩個孩子。按照蘇聯的法律規定，有罪者的家人會跟著連坐，而且在1935年後，12歲以上的孩子就可以視同成人被判刑，並被送到古拉格，亦即勞改營中服刑。費克拉被免除了連坐的審判，但考量到那種恐懼與猜疑的氣息，加上她帶著兩個孩子又沒有謀生能力，她在小村中的生活肯定如噩夢一般。她在尼科季姆不見後不久，不得不離開洛祖瓦特卡。這之後她去了馬亞齊卡，那兒就住著丈夫一幫兄弟。他們曾經擔心被她連累嗎？他們相信尼科季姆做了不對的事嗎？在馬亞齊卡的她也孤家寡人，與家族各據一方。試問誰受了更嚴厲的懲罰？案發當年就撒手人寰的他，還是得繼續以「嫌犯之妻」身分活著的她？她與孩子每一次跨過公家機關的門檻，或是每一次求職，就得又一次被提醒他們的處境。但到了最後，最虐人的酷刑莫過於不讓她知道心愛的人發生了什麼事，而這一切又是所為何來。

費克拉在1955年寄出信件，當時各報已經開始報導史達林死後的大赦。做為另一次殘酷的情節轉折，她得再等7年才能知道自己丈夫的命運。1962年，尼科季姆的案子終於被宣告為欠缺「犯罪情事」，而檔案中也能找到一份制式的「平反證書」，外加一則透露尼科季姆自殺的聲明與一行不痛不癢的弔唁。

所有在洛祖瓦特卡陰謀中遭控的個人都以「欠缺犯罪情事」或「罪證不足」的名義獲得平反。但活著收到平反通知的只有一個人。唯一一個從這場浩劫中活下來的人是特羅菲姆．車爾沃尼，那個賣漁網為生的倒楣兄弟。他被判了10年勞改，但他撐了下來。

蘇聯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於波爾塔瓦的辦公室，現為烏克蘭國家安全局所用。（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Сергій Криниця）

1993年，尼科季姆的兒子，尼古萊．貝瑞茲科做為在新獨立之俄羅斯生活的59歲男人，已經接近退休年齡。這樣的他寫了信給新獨立之烏克蘭的國家安全局（當時簡稱USBU），並在信中解釋他需要尼科季姆．貝瑞茲科的平反證書。他們家從來沒有收到過這樣的文件，但他知道他父親是清白的。尼古萊當時正在申請養老金，但被告知他的文件必須加上父親的平反證明才能處理。即便蘇聯都走入歷史了，做兒女的還得為了父親那一輩的前科負責。尼古萊也順便想知道他的父親是怎麼死的，死後又埋骨何處。

尼古萊收到了回覆。他被通知說平反證書在1962年發給費克拉．貝瑞茲科。至於尼科季姆的葬身之處，USBU在信中表示他們並不知情，但卻沒提到內務人民委員部轄下的監獄屍骨，都被倒進波爾塔瓦郊外的一處沙谷。「您父親做為一名在史達林時代遭到壓迫的受難者，很遺憾我們對其不幸遭遇所知只有這麼多，」是烏克蘭國安局在信中的結論。

1995年，尼古萊又寄了一封信懇求有關當局，希望他們能寄來平反證書，否則他的退休金實在無法申請。「沒有證書我什麼都拿不到，」他寫道，「我求求你們，把東西寄給我吧。」

這一次回函說明，由於尼古萊家應該已經收取過平反證明，因此他需要的不是平反證書，而是平反證書的謄本，那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文件，需要向波爾塔瓦地區的公訴檢察官辦公室申請」。至於他父親的死亡證書，他必須寫信至父親最後居住地的戶政事務所索取。

尼古萊循著USBU這條卡夫卡式的奇幻道路，寫信給公訴檢察官辦公室，以及一堆波爾塔瓦檢察官辦公室的分部。此外他還寫信給各個戶政事務所。接著再次寫信給縮寫已經從USBU變成SBU的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在信中附上所有書信往來，但又被深深推到了官僚的泥淖深處。「我求求你，各位長官，幫幫我吧，」他在最後一封信中寫道。「沒有這文件我真的會領不到養老金。」尼科季姆已經消失超過半世紀，但他留下的空虛仍像個黑洞般吞噬那些與他關係親近的人。

尼古萊的求助信是這份檔案的最後一頁。我不知道尼古萊最終有沒有取得證明父親清白的文件，但他所受的煎熬詭譎地與尼科季姆的經歷相似，他父親也曾拚了命要證明他參加過赤衛隊，但怎麼樣都不被接受。

如果把尼科季姆的故事加乘上大清洗的受難者，那痛苦與恐怖的規模簡直大到令人無法想像。在1937與1938年間，光在烏克蘭就有超過19萬人被捕。自始至終，肅清運動共坑殺了超過百條性命。「砍倒一片森林，木屑必然四散飛揚，」說這話的正是指揮著內務人民委員部，造成腥風血雨的葉若夫。他在1938年也成為了被砍倒的樹木之一，完全不能為我內心帶來一絲安慰。

我在檔案的最後一行簽名，將之遞給了負責管理KGB檔案處的官員，然後衝出監獄，發現自己再一次身處波爾塔瓦的明亮夏季。我再也讀不下檔案的任何一行。我需要深呼吸，需要把巴在我身上的黑暗留在房間裡。

我徵得女長官的允許拍下檔案照片，幾天後瓦倫提娜跟我一起讀。在我剛回到家時，我們有聊了一下尼科季姆，但誰也不想去看那些文件。隨著時間慢慢過去，瓦倫提娜開始問愈來愈多問題，於是我下載了照片讓我的外婆過目。

她聽著我的說明，偶爾會請我重複日期或人名，但除此之外她沒有太多的話語。我們並肩坐在餐桌前，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流逝，日暮與沉重的靜默包圍我們。窗上的厚玻璃讓外頭的世界變得扭曲而模糊。沿著圍籬生長的香水月季（又稱茶香玫瑰）閃耀著緋紅，伴隨夜影愈發深濃。瓦倫提娜一邊撥弄著她閱讀眼鏡的鏡腿，一邊緊盯著螢幕角落裡的某處。

我正要關掉電腦，瓦倫提娜攔住我的手說：

「可憐的尼古萊！他這些索討父親平反證明的信件真是讓人心碎。那個組織可以把名字改上一千遍，但骨子裡永遠是那台沒有人性的殘酷機器。他們在蘇聯時代是那樣，到了獨立的烏克蘭時代也一模一樣。我還是很難相信會有人願意幫你找到檔案。你真的沒有什麼事瞞著我嗎？你是不是給他們塞了錢？」

瓦倫提娜用力看進我的雙眼。我小時候只要被這麼一瞪，心防就會崩潰，心事就會傾巢而出，但這一次的我坦蕩蕩。我與她對視。

「我一毛錢都沒花，」我說，「我遇到的人真的都幫了大忙。」

「賽爾吉會以妳為榮。尼古萊的信還讓我想起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賽爾吉為了領到養老金也吃了不少苦頭，」她說。

身為退伍軍人與身障者，我外曾祖父有資格領到一筆津貼，但按照瓦倫提娜的說明，他始終被拒付這筆錢，理由是他少了些文件。他去函給官員，而對方回覆要求他針對參戰與受傷的事實進行補件。等賽爾吉照對方的意思拿出A文件，他們要求B文件，繁瑣的程序沒完沒了。賽爾吉最終算是成功拿到養老金，但津貼的部分還是資格不符。瓦倫提娜紅了雙眼，面向窗戶用手臂擦了臉頰上的淚。

「即便遭受這些不公不義，賽爾吉還是堅守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有時候這會讓阿絲雅氣到，氣這傢伙真是愚忠，」瓦倫提娜掛著淚水說著。

「妳說得沒錯，這樣的尋找確實很煎熬，危險也不少，」我說著抱住了我的外婆。我以為知道更多就可以釐清事物真相，但也凸顯了生命與現實的醜陋。我投身其中尋找故事的過往，對瓦倫提娜而言是痛苦的深淵。我愈是在一次次的調查轉折中體驗到辛酸與悲哀，就愈明白外婆為何百般不願意把潘朵拉的盒蓋掀開。

我外婆揉了揉臉，像是想讓自己從恍惚中醒來，然後她開口說：

「妳在調查的這段時間，我一直希望妳可以一無所獲然後放棄。我低估了真相對妳的重要性，不論真相會是什麼。一旦我明白這一點，我只希望妳不要被真相給傷害。」

我們看著陰影填滿窗外的庭院。燈泡飄忽閃動。牆上的舊鐘用帶著金屬聲節奏裁切出每一秒鐘。

「阿絲雅忘不了1930年代的大飢荒，賽爾吉忘不了他的兄長，」瓦倫提娜放低音量，就像在跟自己說話。

我於是想到當沒有人訴說，痛苦的故事就會變成一個黑洞去吞噬周圍的一切。創傷是看不見的，但以創傷為中心的引力如此之強，其外圍的一切都會遭到吞沒。

「阿絲雅與賽爾吉把他們的故事埋得愈深，他們的祕密就愈會困擾著他們，」我說，而瓦倫提娜也點頭同意。

從窗外我們可以看見街燈的黃色光輝。瓦倫提娜從坐椅上起身，把漿洗得筆挺的窗簾拉起來。她仍堅信燈一亮起，窗外就會有在監視他們的鄰居。那黑暗的心魔，是我們承襲自蘇聯時代的遺緒，無法輕易揚棄。

《公雞之家：從被消失的家族成員追溯一個烏克蘭家族的百年離合，在尋找自我的碎片中回望邊境之國的記憶與哀愁》，維多利亞・貝林姆（Victoria Belim）著，鄭煥昇譯，臉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