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克蘭危機中，歷史不止一次成為藉口，也不止一次遭到濫用。它不僅被用來對危機參與者進行宣傳和鼓動，也被用來為對國際法、人權乃至生命權本身的侵犯行為辯護。

儘管俄烏衝突的爆發出乎意料，讓許多被波及的人猝不及防，但它卻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豐富的歷史指涉。姑且不論對歷史證據的宣傳式利用，至少有3種植根於過去的過程如今正在烏克蘭同時上演：其一是俄羅斯在17世紀中葉以來莫斯科所取得的帝國範圍內重建政治、經濟和軍事控制的努力；其二是現代民族認同的建構，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都涉及其中（後者往往被地區邊界所分割）；其三則是基於歷史和文化斷層的鬥爭，這些斷層使得衝突參與各方將這場衝突想像為東方與西方的競爭，想像為歐洲與俄羅斯世界的競爭。

俄烏衝突讓世界想起18世紀晚期俄國對克里米亞的併吞，以及俄國在南烏克蘭所創建的那個沒有存在多久的帝國省分「新俄羅斯」。讓關於俄羅斯在這一地區的帝國擴張記憶浮出水面的，不是那些嘗試將當下俄羅斯的行為描述為帝國主義行為的外界觀察者，而是俄羅斯在烏克蘭進行的混合戰背後那些理論家──「新俄羅斯」方案的提出者。他們所尋求的，是以帝國征服，以及俄羅斯在克里米亞韃靼人、諾蓋韃靼人和札波羅結哥薩克人的故鄉所建立的統治為基礎，發展自己的歷史意識形態。

在將塞瓦斯托波爾視為俄羅斯光榮之城的修辭中，這種努力表現得尤為明顯：這種修辭是一個植根於1853到1856年間克里米亞戰爭（那場戰爭對俄羅斯帝國而言乃是一場災難）的歷史神話，它將族群多樣的帝國軍隊在保衛塞瓦斯托波爾時所表現出的英雄主義歸於俄羅斯一族。

頓內次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和盧甘斯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這兩個「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以及創立奧德薩共和國（Odessa People's Republic）和哈爾基夫共和國（Kharkiv People's Republic）（這兩座城市也同為設想中的「新俄羅斯」的組成部分）的嘗試同樣有其歷史記憶根源，可以上溯到布爾什維克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1918年3月）後，旋即嘗試對烏克蘭東部和南部（這些地區在條約中被劃歸烏克蘭）保持控制的行為。當時布爾什維克們在這些地區創建了多個傀儡國家，其中包括克里米亞共和國和頓內次克─克里維伊里赫蘇維埃共和國；這些共和國自稱獨立於莫斯科，因此不在條約限制範圍之內。

新的頓內次克共和國的創建者們借用了1918年的頓內次克─克里維伊里赫共和國的部分符號──與從前那個共和國一樣，如果沒有莫斯科的資助和支持，他們的這個新「國家」就沒有機會興起或者維持下去。

對俄羅斯帝國歷史和革命歷史的引用，已經成為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提供辯護的史學話語的一部分，然而侵略的歷史動因卻來自更晚近的時期。

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其關於吞併克里米亞的演說中曾回憶起蘇聯迅速而出人意料的解體過程，這場解體才是烏克蘭危機最為直接的歷史背景。當下的俄羅斯政府一直聲稱烏克蘭是一個人為創造的國家，而烏克蘭的東部領土是布爾什維克贈送給烏克蘭的禮物，而二戰後的克里米亞也是。根據這種歷史敘事，唯一血統純正因而擁有歷史合法性的政治體就是帝國──即早先的俄羅斯帝國和後來的蘇聯。

俄羅斯政府努力反擊和打壓任何貶低帝國合法性的歷史傳統和記憶，比如1932至1933年間的烏克蘭大饑荒，或1944年蘇聯遷移克里米亞韃靼人等事件的紀念活動。2014年5月，俄羅斯當局在克里米亞宣布禁止公開紀念克里米亞韃靼人遭遷移70週年，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

今天的俄羅斯似乎走上了其部分帝國前身的老路：哪怕在失去帝國很久之後，它們仍對之依戀不捨。蘇聯的崩潰讓俄羅斯精英階層對帝國和超級大國地位的喪失切齒痛心，並將這場崩潰想像為一次由西方的惡意，或由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和伯里斯．葉爾欽（Boris Yeltsin）等愚蠢競逐權力的政客所導致的偶然事件。關於蘇聯終結的這種看法讓他們難以抵擋重寫歷史的誘惑。

俄烏紛爭還讓另一個植根於歷史、並有重要歷史後果的問題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那就是現代俄羅斯民族和現代烏克蘭民族尚未完成的民族建構進程。

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吞併以及為入侵頓巴斯地區所做的宣傳辯護，是在保護俄裔居民和整個俄語群體的旗幟下進行的。這種將俄語與俄羅斯文化乃至俄羅斯民族性畫等號的觀念，是許多前往頓巴斯的俄羅斯志願者世界觀中的一個重要面向。

然而對俄羅斯民族性的這種解讀存在一個問題：儘管俄裔居民的確在克里米亞人口中占據多數，也是部分頓巴斯地區重要的少數族群，但在他們設想中的「新俄羅斯」地區，占人口多數的仍是烏克蘭裔。

儘管俄羅斯及分離主義者的宣傳對許多烏克蘭人有某種吸引力，這些烏克蘭人中的大多數仍然拒絕將自己歸於俄羅斯或歸為俄羅斯族──哪怕他們還在繼續使用俄語。這是「新俄羅斯」方案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這一方案的始作俑者卻對它的失敗感到十分意外。

將烏克蘭人視為俄羅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觀點，可以上溯至近代俄羅斯民族孕育並誕生於「俄羅斯（而非羅斯）萬城之母」基輔的起源神話。1674年首次出版的《略要》（那部由尋求莫斯科沙皇庇護的僧侶們編撰的俄羅斯歷史「教科書」）第一次在俄羅斯提出了這一神話，並加以傳播。在帝國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烏克蘭人都被視為「小俄羅斯人」。這種視角容忍烏克蘭民間文化和口頭方言的存在，卻不允許它成為高級文化或近代文學。

1917年革命之後，烏克蘭人開始被承認為一個文化意義上（而非政治意義上）的獨特民族，這對「小俄羅斯人」視角形成了挑戰。然而，2014年發生的對烏克蘭的入侵卻基於「俄羅斯世界」理念。對烏克蘭人而言，這與蘇聯時代的做法相比也是一種倒退。

對未來「新俄羅斯」民族建構的設想，沒有在更廣泛的俄羅斯民族內部為一個獨立的烏克蘭族群留出空間，這很難說是一種漠視，或是一種因戰爭熱度導致的偏頗。就在吞併克里米亞之前不到一年，普丁本人曾在一次有紀錄的談話中聲稱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屬於同一個民族。2015年3月18日，他在吞併克里米亞一週年紀念的演說中又重複了這種看法。

蘇聯解體以降，俄羅斯民族建構道路的重心發生了轉移，轉向這樣一種觀念：創造一個單一而非分散的俄羅斯族，並以俄語及俄羅斯文化為基礎聯合各東斯拉夫民族，烏克蘭則成為這種模式在俄羅斯聯邦以外的第一個試驗場。

這種新的俄羅斯身分認同模式強調俄羅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與俄語和俄羅斯文化緊密相關，由此對烏克蘭的民族建構事業構成了重大挑戰。從19世紀其誕生之初，烏克蘭民族建構事業就將烏克蘭語和烏克蘭文化視為自己的核心，但它也從一開始就允許其他語言和其他文化的使用，被許多人視為烏克蘭民族精神之父的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的俄語作品即可作為這一點的例證。

雙語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早已成為後蘇聯時代烏克蘭的準則，將來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納入烏克蘭民族的範疇。這對俄烏紛爭的過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與克里姆林宮所期待的不同，俄羅斯的入侵未能激發俄軍直接控制地區（指克里米亞和由俄羅斯僱傭軍及以俄羅斯為靠山的叛軍所控制的頓巴斯部分地區）之外俄羅斯族居民的支持。

根據聲譽卓著的基輔社會學國際研究所提供的資料，俄羅斯族占烏克蘭總人口的17%，而受訪者中僅有5%認為自己只是俄羅斯人，其餘則認為自己既是俄羅斯人，也是烏克蘭人。此外，那些僅將自己視為俄羅斯人的受訪者，往往也反對俄羅斯對烏克蘭事務的干涉，拒絕將自己與普丁政府的立場捆綁在一起。基輔的一名俄羅斯居民在其Facebook頁面上寫道：

「烏克蘭是我的祖國。俄語是我的母語。我希望來拯救我的人是普希金，希望普希金而不是普丁來讓我擺脫這悲傷和動盪。」

「我早就說過，烏克蘭人與猶太人的聯合是我們的共同未來的保障。」

歷史讓烏克蘭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卻又因過去的文化邊界和政治邊界所造成的諸多地區分界線而陷入內部分裂。烏克蘭中部稀樹草原和南部大草原之間的分界線，成了北方農業地區與南方富蘊礦藏的草原上各中心城市之間的一條多孔邊界。

東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界線在17至18世紀間抵達聶伯河，隨後又後撤到加利西亞，回到一戰前哈布斯堡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之間的國界。在從前屬於哈布斯堡帝國的地區中，加利西亞有別於曾大部分受匈牙利人統治的外喀爾巴阡，和前摩爾達維亞公國省分布科維納。在從前俄羅斯帝國的地盤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歸於波蘭的沃里尼亞與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裡都屬於蘇聯的波多里亞不同。

此外，曾由波蘭統治的聶伯河右岸地區與曾屬於哥薩克國的左岸地區之間存在差別，而哥薩克人地區與18、19世紀間俄羅斯帝國在集權化過程中所殖民的地區也有不同。這些地區上的各種邊界，又共同構成日常生活中更喜歡說烏克蘭語和更喜歡說俄語的人群之間的分界線。

實際上，烏克蘭的地方主義比上文中的描述更為複雜。前哥薩克國占據的傳統哥薩克地區和斯洛博達烏克蘭之間存在差異，而南烏克蘭省分米柯拉伊夫在族群構成、語言使用和投票行為等方面與克里米亞更是迥然不同。

然而，儘管存在以上各種差異，烏克蘭各地區彼此之間仍然緊密相聯，這是因為上述諸多邊界儘管在歷史上曾十分清晰，卻幾乎不可能在今天重新建立起來。今天人們看到的是一張由各種語言、文化、經濟和政治交匯地區連成的網絡，它將各個不同地區連綴在一起，讓這個國家保持統一。在現實中很難找到一條將克里米亞同與之相鄰的南烏克蘭各地區分隔開來的清晰文化邊界，而頓巴斯與其他東部地區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

這些歷史地區中沒有一個表現出脫離烏克蘭的強烈意願，而這些地區的精英階層也沒能將當地民眾動員起來支持脫離。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確出現了這種動員，但那只是俄羅斯的吞併或干涉帶來的後果。

在「尊嚴革命」發生的同時，烏克蘭出現了一場推倒剩下的列寧紀念碑的運動──短短幾個星期內，就有500多座列寧紀念碑被摧毀，這是一次與蘇聯時代歷史的象徵性決裂。

在頓巴斯的反基輔叛軍中仍有許多人維護從前的蘇聯價值觀，但俄羅斯的僱傭軍和志願軍帶來的卻是另一種大理念。與著名的俄國指揮官伊戈爾．吉爾金（Igor Girkin）一樣，這些人來到頓巴斯是為了保衛「俄羅斯世界」價值不受西方打擊。在這樣的語境下，他們將烏克蘭視為腐朽西方價值（如民主、個人自由、人權，還有尤為不可接受的性少數權利等）與傳統俄羅斯價值之間的戰場。按照這種邏輯，烏克蘭人的頭腦只是被西方的宣傳蒙蔽了，而俄羅斯人有責任為他們帶來光明。

對俄烏衝突的這種理解深深植根於俄羅斯文化和俄羅斯知識傳統當中。儘管我們很難設想一個將俄羅斯對歐洲文化的參與排除在外的近代俄羅斯歷史，但同樣真實的是：許多個世紀以來俄羅斯或者與西方隔絕，或者與中歐和西歐國家發生衝突。哪一套歷史經驗最能夠定義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愛恨交織的關係呢？

俄羅斯知識界中西化派和親斯拉夫派之間的爭論曠日持久，始於19世紀。這場爭論將兩種觀點對立起來：一種將俄羅斯視為歐洲的一部分；另一種則視俄羅斯為一種負有世界責任的獨特文明。當下，親斯拉夫派和反西方派的繼承者們在這場爭論中占了上風。

對烏克蘭而言，其獨立主張則從來都有一種親西方的色彩，這是烏克蘭歷史經驗的產物：作為一個國家，烏克蘭正位於東西方分界線上。這是東正教與天主教的分界線，是中歐帝國和亞歐大陸帝國的分界線，也是這些帝國的不同政治實踐和社會實踐之間的分界線。這種地處幾大文化空間交界地帶的狀況讓烏克蘭成為一個接觸區，在這裡持不同信念的烏克蘭人可以學會共存。這種狀況也催生了各種地區分界，使之為當下衝突的參與各方所利用。烏克蘭向來以其社會的文化混合性（hybridity）著稱，近來更是因為這種混合性而飽受推崇。然而，在面臨一場「混合戰」（hybrid war）之際，一個民族在保持統一的前提下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這是當下的俄烏衝突將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烏克蘭的親歐革命發生於冷戰結束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卻借鑒了冷戰時期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及該地區其他國家持不同政見者共有的對歐洲西方的想像，在某些時候甚至將這種想像變成了一種新的民族宗教。

「尊嚴革命」與這場戰爭在烏克蘭社會中引發了一場地緣政治意義上的重新定位。2014年1月到同年9月，烏克蘭人中對俄羅斯持正面態度的比例從80%下降到不足50%。2014年11月，民意調查中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者的比例已達64%（在2013年11月，這一比例僅為39%）。2014年4月，只有三分之一的烏克蘭人希望烏克蘭加入北約，而到了當年11月，這一比例已超過半數。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戰爭的體驗不僅將大多數烏克蘭人團結起來，還讓這個國家在感情上更傾向於西方。

在歷史上，戰爭的衝擊、失敗的恥辱以及國土淪陷的傷痛，都曾被當做增強民族團結和塑造強烈民族認同的工具。18世紀下半葉波蘭被瓜分，讓這個國家從歐洲地圖上消失，卻成為近代波蘭民族主義形成的開端。19世紀初拿破崙對德意志的入侵導致了泛日爾曼理念的興起，並促進了近代德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點燃法國人、波蘭人、塞爾維亞人和捷克人的民族想像的，正是對戰敗和國土喪失的記憶。被入侵、被羞辱、戰傷累累的烏克蘭似乎正遵循著這樣的普遍模式。

俄羅斯吞併了克里米亞，在頓巴斯發動混合戰，並試圖在烏克蘭其他地區引發動盪。這不僅在烏克蘭，也在整個歐洲造成了一種危險的新局面。這是二戰後第一次有歐洲大國向較弱小的鄰國發動戰爭，並奪取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土。俄羅斯的入侵不僅破壞了1997年的俄烏條約，也違反了1994年的《布達佩斯備忘錄》──這份備忘錄向烏克蘭提供安全保證，以換取烏克蘭放棄核武器並作為無核國家加入《核不擴散條約》。

俄羅斯對烏克蘭無端發動的侵略挑戰了國際秩序的基石，歐盟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尚未準備好如何應對，但這樣的挑戰必須受到反制。無論當下烏克蘭危機將走向何方，烏克蘭的未來、歐洲東西（俄羅斯─歐盟）關係的未來，進而至於整個歐洲的未來都將有賴於它的解決。

《烏克蘭：從帝國邊疆到獨立民族，追尋自我的荊棘之路》，謝爾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著，曾毅、蔡耀緯譯，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