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反抗，所以存在》推薦序，經春山出版授權刊登。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開始對烏克蘭展開大規模進攻與空襲，企圖佔領烏克蘭並推翻其政府，打消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希望。而處於東歐與西方集團間、長期遭受俄羅斯威脅的烏克蘭，以其堅強的反抗意志奮勇還擊，擋下俄羅斯總統普丁快速拿下基輔的野心，然而數百萬難民已造成二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道危機。
《報導者》記者與編輯團隊透過實地與線上的第一手採訪，以5個月的時間，穿梭被佔領的城市、邊界、收容家庭跟德國街頭等多個場域記錄時代；結合戰爭罪行、難民潮、資訊戰與經濟能源等角度，立體呈現這場現代混合戰的樣貌。
本文作者徐裕軒在戰事之初，協助55名台灣人撤離烏克蘭。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畢業的他，曾赴烏克蘭基輔大學求學，精通烏克蘭文與俄文，也熟稔烏俄之間的歷史糾葛。他在推薦序中，梳理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過去與現在，也指出烏克蘭人期待的未來：兒孫輩再也不必經歷這一代又一代的痛苦與磨難。
2011年2月，作為教育部獨立國協地區獎學金最後一屆赴烏克蘭的公費交換生，我搭上名為「德斯納河」（Desna）81／82號班次、由基輔（Kyiv）開往利維夫（Lviv）的火車，滿懷期待地開啟一趟日後我將難以忘懷的旅程。
那年春夏，我透過時興的「沙發衝浪」（Couchsurfing）陸續探訪了烏克蘭大大小小25個村鎮和城市，東迄哈爾基夫（Kharkiv）與頓內茨克（Donetsk）、西及利維夫與烏日霍羅德（Uzhhorod）、北至車諾比（Chornobyl）與車尼希夫（Chernihiv）、南達敖德薩（Odesa）與克里米亞半島（Crimean peninsula）。
彼時是碩士生的我，正苦惱於如何完成那篇探討19世紀烏克蘭國族運動的論文，經由這半年的旅行，讓我結識許多形形色色的烏克蘭朋友，一方面使得我的研究輪廓逐漸清晰，另一方面卻也讓我更加困惑：何以身處同一個國度的人們，會擁有如此不同的面貌與認同？這個問題的答案，得要等到許多年後，我才有能力一點一滴地拼湊線索、試圖理解。
2022年2月，望著同樣一班由基輔開往利維夫的「德斯納號」，我的身分與心情已截然不同，肩負重任的我此時正忙著安排一批台灣僑民與學生撤離首都，以暫時躲避俄羅斯與白羅斯兩國已於烏國邊境開啟的聯合軍事演習，和瀰漫在基輔街頭一觸即發的詭譎氛圍。
論者常以「兄弟之邦」或斯拉夫血緣描述烏俄兩國間難以分割的糾結歷史與近似文化，去年（2021）7月，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也以「論烏俄兩國的歷史統一／同一性」為題撰文，論述其所認知烏俄關係的實然與應然。
今年自俄國入侵以來，不論在台灣島內或海外，許多人都在問：為何烏克蘭不願持續與「老大哥」的多年合作，反而固執地選擇堅決抵抗？其背後原因，不能單由蘇聯70年的歷史框架來理解，更不能以500年來俄羅斯的帝國論述輕易解釋。若我們願意捲動時間的比例尺，從烏克蘭的觀點出發，挖掘其逾千年的歷史，或許可得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視野。
1917年，經過數代國族運動者的努力，同時挾著無產階級革命浪潮下的權力真空，烏克蘭歷史上第一個獨立國家──烏克蘭人民共和國（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 UNR）誕生，其擘劃與領導者是一名歷史學家──荷魯舍夫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除擔任烏克蘭首任總統，他花了數十年完成的十大冊史學鉅作《烏克蘭─羅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也為烏克蘭未來的國族建構奠定論述基礎。
不同於數百年來的主流史觀，荷魯舍夫斯基首次打破傳統俄國史學家的帝國中心視角，強調地處今日西烏克蘭的「加里西亞─沃林王國」（Kingdom of Galicia-Volhynia）的關鍵角色，銜接由基輔羅斯（Kyivan Rus’）以降，一脈相承至17世紀烏克蘭哥薩克的「烏克蘭史觀」，使得烏克蘭作為主體的想像成為可能。
將近一個世紀後，另一位從烏克蘭東部工業大鎮聶伯城（Dnipro）來的歷史學家，在經過近4年的徵選與審查後，成功拿下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的教職，成為該校的烏克蘭史講座教授，此講座也正是以紀念荷魯舍夫斯基為名設置。
取得終身職並執掌該校烏克蘭研究所的浦洛基（Serhii Plokhy）並未愧對他的前輩，本書提到其烏克蘭通史作品《歐洲之門》（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以生動筆調將烏克蘭千年的歷史娓娓道來。由全球史的角度出發，該書特別強調烏克蘭與其他帝國文明和民族文化的互動，如拜占庭傳統與天主教會淵源、波蘭立陶宛聯邦與克里米亞汗國、哈布斯堡帝國與羅曼諾夫王朝等，透過浦洛基的生花妙筆，當代世人得以了解，烏克蘭的過往遠比僅作為俄羅斯的「小老弟」更為多元和豐富，俄羅斯人也與波蘭人和猶太人等所有生活在烏克蘭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樣，成為構築烏克蘭國族歷史的重要少數。2000年以來，浦洛基透過精煉又多產的歷史書寫，試圖拆解俄羅斯的帝國神話，持續為他的祖國在全世界發聲。
如同世界上許多民族與國家，烏克蘭的千年歷史等同一部傷痛史，而這些不堪的記憶與創傷經常和俄羅斯直接相關。
1986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核電事故「車諾比核災」（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在距離基輔北部150公里的普里皮亞季（Pripyat）鎮爆發，彼時蘇聯政府粉飾太平的態度與官僚的顢頇作為，為烏克蘭帶來難以估算的人員、財產與生態損失。
時序再往前轉，1932年，為達成「農業集體化」政策的生產目標，史達林（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在「歐洲糧倉」烏克蘭造成大饑荒（Holodomor），2年間有數百萬烏克蘭人因飢餓而亡，在南方港城敖德薩（Odesa），當地農民啃食樹皮和昆蟲的同時，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家種的麥糧往外地運送。這些難以抹滅的悲哀與傷痕，都藉由不同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傳續下來，深埋在今天烏克蘭人的意識裡。
事實上，相較於消極承受，歷史上有更多的烏克蘭人選擇積極抵抗。1840年，在聖彼得堡的帝國美術學院，一個甫從農奴身分解放的學生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以烏克蘭語出版了名為《科布札歌手》（Kobzar）的詩集，痛斥俄羅斯帝國與波蘭貴族對烏克蘭的壓迫，並表達烏克蘭人創建國家的想望，他的號召與抵抗換來的是10年的邊疆流放生涯，也讓他在過世後被高舉為民族桂冠詩人、直至今日。
1900年，在烏克蘭的西部大城利維夫，36歲波蘭貴族出身的舍普提茨基（Andrey Sheptytsky）被任命為新任的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會（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大總主教。往後近半個世紀的服事歲月，他帶領教區內的烏克蘭人歷經數次的統治政權轉移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不過，讓他為後世所銘記的，是他在奧匈帝國治下積極對抗中央的同化政策，以及二次大戰期間勇於上書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抗議德軍對其教區內猶太人的迫害，同時無所畏懼地拯救數以百計的加里西亞地區猶太人。
政治家、歷史家、文學家與神學家，這些抵抗的烏克蘭人多屬於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與菁英階層。然而，《報導者》團隊所訪談的主角，從瑜伽老師、社運分子、銷售經理、程式設計師到脫口秀演員，則是普遍存在於每個社會中堅的「平民戰士」。烏克蘭所經歷的每一次苦難與掙扎，正是因為有他們的抵抗，才給予其他烏克蘭人持續為未來奮鬥的勇氣和希望。
本書以不同的剖面詮釋這場新世紀的當代混合戰，在我讀來卻感到特別不適。不是因為記錄的角度和立場有何偏頗，而是過去4年我和烏克蘭人一起生活在頓巴斯戰爭的陰影下；不是因為出逃的難民和伸出援手的的家庭如何矛盾，而是不久前我仍和烏克蘭人一同行在逃亡的路上；不是因為志工團體與社福組織怎樣辛苦，而是此時此刻我認識的烏克蘭人都還在為了捍衛自己的家園頑強抵抗。
去年8月底盛夏，烏克蘭慶祝國家獨立30週年舉辦擴大閱兵，我人站在基輔老城區聖弗拉基米爾山（St. Volodymyr Hill）的頂丘，眺望遠方早已被人潮擠得水泄不通的獨立廣場與赫雷夏蒂克（Khreshchatyk）大街，各型軍機展示由頭頂呼嘯飛過。我和身旁認識與不認識的烏克蘭人一同唱起〈烏克蘭尚在人間〉（Ukraine has not yet perished），這首寫於19世紀下半葉的烏克蘭國歌，接著喊出「榮光歸烏克蘭！榮光歸英雄！」這組在二戰期間烏克蘭反抗軍（UPA）慣用的愛國口號。
那一刻的我們都不會想到，在整整半年後的暮冬，整個烏克蘭將再次面臨1941年納粹入侵時，父祖輩感受過的生存威脅與恐懼。2022年入侵戰爭的終點在哪尚未可知，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烏克蘭人最大的心願，是他們的兒孫輩再也不必經歷這一代又一代的痛苦與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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