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戶很高，不是正常人的身高可以看到的，壓迫感很重，看不到天。」這是1970年代台灣綠島的政治犯監獄「綠洲山莊」。

「空間不大，單獨囚禁的話，沒有風扇，窗戶很高很小很多灰塵，根本沒有在裡面見過外面的星星。」這是2019年香港的政治犯監獄。

2020年3月14日，香港社會學者陳健民結束了在香港西貢區的326天牢獄生活。眾所周知，他被稱為「佔中三子」之一，因2014年雨傘運動而入獄。但鮮少有人知道，他在入獄前，曾特地去過兩次景美人權園區，一次綠島，專程去看台灣政治犯的監獄，觀察囚室的大小、窗戶的高度和尺寸、放風的地方，為自己的牢獄生涯做準備。

出獄一年半後，他在2021年7月來到台灣，在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擔任客座教授；也在63歲生日之際，把他在獄中書寫的43封信集結再版成《受苦與抗爭：陳健民獄中書簡》。而原本出版此書的香港「進一步」出版社早已在2021年的政治打壓下，停止出版書籍。

就在他來台前後，許多因反送中運動與港版《國安法》而被捕的他的朋友和學生，被關在80多年歷史的香港島南區的赤柱監獄，那裡的環境比自己在西貢住過的更差。「其實香港的牢房沒有比我在台灣見到白色恐怖時期的好很多，」他說。

如今的台灣早已不是當年的台灣，陳健民也早已不是那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再次相遇，他人生最重要的政治參與已經越過高峰，渴望像清末名臣曾國藩晚年所寫，找個「風平浪靜處棲身」，因而來到台灣做訪問學者。

但台灣是真正的「風平浪靜處」嗎？他拒絕美國大學的聘書，對方驚訝，他怎麼敢留在一個「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有戰爭風險的台灣。「我知道台灣不是永久安定的地方，」他說。但他總覺得，如果生活在台灣，好像有些事可以做，「可以跟我整個人生的使命連接起來。」

在安定生活與有所作為之間，陳健民仍在搖擺。

陳健民有一篇著名的短文〈Unfriend 中國〉，發表在2015年的《立場新聞》，如今隨該網站被解散而消失，所幸他個人網站上仍有留存。那是雨傘運動結束後，他明白過往幾十年透過介入體制來幫助中國公民社會的路，此後再也走不通了。「就像西方對中國的政策一樣，從前好像朋友，但現在要離開，在外面跟它對抗。」

「雨傘運動對我是很大的轉變，代表我們比較溫和的力量走到了盡頭。」在傘運79天的佔領後，他要完成公民抗命的最後一步，就是坐牢。他的公民抗命理念來自梭羅（Henry Thoreau）、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公民抗命是要令人思考，為什麼良好的公民要坐牢，所以我必須在審判的時候講話，在獄中也必須寫作。」

在正式入獄前，照慣例會先前往關押中心醫院做身體檢查，打開抽屜，一串蟑螂就爬上他的身體，白天的比較小，晚上地上爬的比較大。「現在因為反送中入獄的手足，就是在這樣的關押中心一年兩年，」他說。獄中第一餐是「炸池魚」，隔壁一個坐牢多年的人告訴他，那吃完會長很多瘡，連貓都不要吃。素食是鋪在飯上的青豆泥，芥蘭菜是黃色的，但如果立刻倒掉，就會被視為抗議，被單獨囚禁。

他和30、40人一起關在集體牢房，其中一半是非華裔。一位曾在中國坐牢的朋友跟他分享過坐牢經驗，在獄中也可以幫助別人。他受到啟發，開始免費教英文。獄中的人對食物和旅行很有興趣，總想著到時出獄可以吃到美食、帶家人旅行，於是他就從點餐和旅行的英文開始教起。學員不僅要練習，要問候另一半的囚友早餐如何，還要考試，講10個句子。每晚都很多人圍著跟他學英文，連獄警也隔著欄杆圍觀，「通常這樣在監獄裡是聚賭，但結果是教英文。」他也幫中國大陸偷渡客寫簡體字信回去，幫南亞裔和非洲人寫信去入境處，幫申請假釋的人填寫幾十頁的厚文件。「你會覺得自己晚上好像一個里長，好忙。」

白天，他被分配到木工工廠，週一到六都要做工，剩下週日，他就用來寫作獄中書簡。他坐在監獄的餐廳，被四部播放TVB的電視和嘈雜的人群包圍，耳朵裡塞兩團廁紙，就這樣看了50本書，寫了43封獄中書簡，每個星期一封寄給《蘋果日報》當時的主筆李平，刊在專欄「不繫之舟」。如今他出獄了，李平則在港版《國安法》後，與《蘋果》多位高層一同入獄。

從2019年4月29日到2020年3月9日，獄中書簡從無中斷，而在台版書的最後附錄，還增加了一個「2018-2020香港大事記&獄中書簡紀要」。陳健民說，這是《聯經》出版的編輯建議，他也覺得這個建議很有趣。「在外面風風火火的時候，我是很安靜在監獄裡面，但兩件事是有互動的。」

反送中運動發展極快，但他一週只有一天能坐下來寫文章，寫完再寄到報社，有時刊出已是兩週之後。所以他也會擔心這種時差，會不會讓人覺得文章已經跟當下的發展不相關了。「但我還是有很大的urge（驅力）去寫，很想去寫，有很強的溝通的慾望。好像搭起一條橋，跟外面，跟世界去溝通，」他說自己的獄中寫作是，「單方面接收一些東西，然後喃喃自語。」

「但我還是要做，因為這個香港，我覺得我不能割斷它，我的生命要跟它連接住，有一個很大的衝動去跟它對話。」

就這樣，在沒有充分資訊的情況下，他在安靜的監獄房間裡寫下對反送中運動的回應，連接起兩個有落差的世界。10月7日，他寫下〈覺悟〉，講他閱讀近代史上第一個留美的中國學生容閎在土匪眼皮底下押運茶葉，死裡逃生，最終決定投身於中國變革的故事，「容閎走過生死後，覺得不能再浪費生命，覺悟了。他這句話就讓我想到新聞上一個香港年輕人的話。」當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來禁止蒙面，陳健民在獄中的《蘋果日報》上讀到一位勇武派年輕人的訪問，對方說，對一個已經覺悟了的人來說，已經準備好暴動要坐十年牢，是不會因為多加一年蒙面罪而放棄抗爭的。「我看那些書，是在反送中期間，我又在監獄中，才會看到這些內容，這兩件事在互動。」

如果他不是在2019年坐牢，這本書也會截然不同，甚至沒有這樣一本書。「因為我覺得可能寫不到，如果反送中的時候我在外面，是不是可以這麼安靜地寫這些觀察和反思呢？我應該很快就捲入抗爭裡，情緒會很波動。你看看當時在外面的人，有幾個人能夠寫到文章呢？」

出獄那天，陳健民仍在讀書。監獄大門打開，他右手捧著兩本書，左手五指張開，象徵「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面帶笑容地走出來。這個場景被許多攝影師記錄下來，兩年後，被他放在了政大社會系課程PPT的最後一頁，看到這張照片，就表示可以下課了。

「其實這張照片很奇怪，我那天沒有想過自己會用什麼姿勢走出來，是很自然的一個過程，出來見到大家好開心，就揮手，走出去。」但沒想到，「很多朋友說，看到我走出來那個形象都哭了，很鼓勵到他們。因為他們見到一個人坐完一年牢，原來可以若無其事，好像平常下課一樣。」

他的「下課」姿態安撫了朋友們對於監禁和政治打壓的恐懼，「而且香港人那段日子已經不會笑了。我還帶著笑走出來，給他們很大的鼓勵。」

16個月監禁，他的體重只少了1kg，覺得自己好像一塵不染，最重要的是，覺得自己做了要做的事，心安理得，好開心，很放鬆。「我現在好完滿地做了公民抗命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坐牢。我也答應自己不讓監獄令自己變得過分沮喪和憤怒。」

他本以為走出監獄，代表人生結束了這個階段，對政治運動的付出好像可以到此為止了。當時他已接到政大的邀請，要到台灣享受下山水，畫畫，看小說。但沒想到，經歷了反送中運動的香港社會，早已成為一個大監獄。「我發現整個社會好大創傷，我沒辦法立刻就走。」

出獄第二天，他回到自己讀書教書20、30年的香港中大，發現到處都是黑色的燒灼痕跡，二號橋兩邊圍上了鐵絲網和刀片。「那就是監獄裡圍的鐵絲網，一模一樣的。」所有在監獄裡面很過分的條例，對人尊嚴的約束，原來在整個大社會裡，都已經有了。最初，他想出版獄中書簡，是希望給準備坐牢的人看，希望可以鼓勵和安定他們。「後來我發現根本不是給他們而已，是給整個香港的人。」

他開始幫獄中人張羅想看的書，選書送書進去，開簽書會的部分收益拿來買書送進獄中。他也曾找公民團體夥伴商討，想一起幫獄中人買書讀書，但在政治打壓下，公民團體紛紛被迫解散。於是他把主力放在探監和寫信，每週有一、兩日去獄中探望朋友和素不相識的年輕人。有年輕人主動寫信給他，說看了他的《獄中書簡》，想見一面，也有年輕人的家人請他去探監打氣。

「有一個看了我那本《審判愛與和平》，說我們當時不求情，所以他之後上庭也不求情，要法院判到他最重。我說你等等，你停一停，我當時是知道自己最多坐兩年的，你不一樣啊。但他說，自己一定要維護運動的尊嚴。」

還有一個年輕人在赤柱監獄，對他指出馬嶽的《反抗的共同體》有3個錯處，包括註腳，可見看書之認真。「這些年輕人有思想，有責任感，所以才在監獄裡。」來台之前，他最後探望的一個年輕人，和患癌症的單親媽媽相依為命，媽媽每天早上排隊拿號碼牌探望他，然後再趕去上班。

如果留在香港，至少可以繼續探監，做這些「微小而有意義的事」。但朋友不斷被捕，家人每天催促他快走，政大的職位需要在2021年8月1日報到，那也是《鎖港條例》生效的日子，像一個大限。7月16日，他終於登上往台北的飛機，算上隔離檢疫兩週，剛好在出關日到政大。「我是精準計算，不到最後一分鐘，都不想跳船的人。」此時，距離他出獄的日子，已經過了一年半。

2019年7月14日，陳健民在獄中書簡寫了一篇〈悲觀是懦弱〉，引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傳記中，她丈夫布呂歇（Heinrich Blücher）的話：「他們活在納粹德國時期，最終流亡海外，一直思考公民在亂世的責任。他說活在那個世代，『悲觀是懦弱，但樂觀卻是愚蠢』。」

這是整本傳記對他衝擊最大的一句話。

「我常常都做最壞的打算，但不代表你要放棄，」他說，「只不過有的人是用悲觀給自己一個理由不採取任何行動。我不想給自己一個理由，不承擔自己的道德責任。」

即使來了台灣，這種道德責任也仍然被他背負在肩上。

「我的道德責任就是讓大家看到，在歷史上很多地方都經歷過黑暗的時期，包括台灣也經歷過漫長的白色恐怖，但最後都能走出來。不是說世界一定變好，但人類對善和自由的追尋不會那麼容易消失。」

所以他在台灣也繼續寫信到香港獄中，也繼續在出獄後開設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做「健民講堂」網上教學，錄製「健民書房」節目，一週推薦兩到三本書籍。

他推薦過《百年追求》和《台灣之春》，也推薦過講述白色恐怖時期作家如何堅持自己道路的《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還推薦過白先勇的《台北人》。《台北人》推薦序中，歐陽子形容小說主角們離鄉來到台灣，沉溺在過去美好中，覺得現在代表著「年衰、腐朽、麻木、混亂、西化、物質、色慾、肉體、失敗、猥瑣、絕望、醜、現實與死亡」。他不希望香港人重複這種遭遇：「如果我們只是記著香港過去美好的歲月，覺得現在是很離散的生活，是可以很可憐的。最後很多人內疚，覺得自己是過渡的生活，很擺動。」他希望提醒自己，在台灣也要生活得有意義。

但從去年10月到今年2月，「健民書房」卻中斷了3個月。他坦言，自己狀態「好差」。連獄中書簡都從未中斷，難道在台灣的日子比香港獄中更難過嗎？

他陷入了一種失語的狀態，原因是，「我覺得自己現在來到一個自由和安全的地方，不知道怎麼跟一些很困難的香港朋友說話，無論是在獄中的朋友，還是在香港這個大監獄中。」他覺得失去了力量。「在香港的時候，我覺得我有力量和他們同在。我要跟他一起受苦，一起去經歷那種危險，那種同在感令我有力量。」

另一個原因，也是他當時覺得自己隨時可能回香港，而身邊公民社會的朋友不斷被捕，感覺很近，所以他在網路上說話也很謹慎。「我覺得如果當時我在香港的話，可能已經被捕了，要再一次入獄。」他變得很「內向」，「我很多時候在做soul searching，看自己過往走的路，覺得自己需要更多時間去沉澱。」

去留問題，是他覺得最核心的議題。自己到底要不要留在台灣，還是要回香港，還是要去其他地方？「當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你怎麼會有很多話可以講呢？」台版《獄中書簡》第一頁，就是他在2019年8月18日的書簡〈亂邦不居〉，文中引用他在《百年追求》中讀到的情節，為台灣自治與文化貢獻良多的林獻堂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列入黑名單，寧願客死日本也不回台灣。林獻堂用「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來拒絕蔣介石派來的說客，陳健民很明白這種心情。

他覺得香港就是一個危邦。「香港那時候200萬人上街，我心裡面其實有很深的恐懼，以我所認識的中共，會不會用最大的力量去清洗、打壓香港，好危險。我覺得隨時要避難，所以對林獻堂的話很有感覺。」

但是，另一位學者陳寅恪卻留在了1949年後的中國，沒有逃到台灣，因而在多次政治運動中受批判和凌辱。「我也很佩服他」，陳健民說，「他一輩子以詩論史，大家期待他寫一些更宏大的東西，他在那種環境下沒有辦法做，但要跟這個文化共存亡。」

去年（2021）金馬影展期間，陳健民和家人一起去看《時代革命》，看完出來第一個反應就是說：「我要回香港，我要回香港。」家人聽了都呆了。他有好強烈的感覺，覺得香港人為了自己的家奉獻了這麼多，不可以離開，但回到宿舍又冷靜下來，知道不是回香港的時候。「我就是這樣搖擺，在林獻堂和陳寅恪之間，不停搖擺。」

「究竟我應該跟香港共存亡，還是覺得我做夠了，我大半生人，好像林獻堂要安安靜靜的過之後的日子，為什麼不可以？」有時他覺得，如果留在香港共同經歷痛苦，是有意義的受苦，跟受苦的人同在並不被摧毀已經是一種力量。但有時，「危邦不居」的聲音又會出現在他心中。

「沒有答案。」他是從來都很清楚自己方向的人，活到63歲，頭一次這麼沒方向。「我有時也想活出一個比較自由的靈魂，不要再做政治，下半生就畫畫，寫一些爬山的文章，有時又會覺得，如果我在香港就好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可能的方向是，「如果我做一點貢獻給台灣，證明一個華人的社會可以有很好的民主和管治，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示範給中共聽。」也許投入台灣的生活，本身就已經是在頂住台灣了？在台灣生活，對他來說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好像很近，仍然會碰到很多人和資訊令你很關心香港和中國。如果將來留在台灣，好好把這個華人的民主社會做好，本身已經跟我整個人生的使命連接起來。」但他還遠遠沒有想清楚。

這個失語的、掙扎的泥沼，最終竟然是一封香港的獄中來信把他拉了出來。「好特別的一封信。」其中一封說：

「你不要覺得自己沒有了說話的力量，因為你要講的話已經講過了，很夠了。」

「他說現在已經是第二次在獄中看我的《獄中書簡》，成了他最重要的精神支柱。」看到這封信，陳健民很想哭：「我想鼓勵他們，但我覺得沒有力量。反而在獄中，他還寫信來安慰我。」

所以他決定走出低沉，從恢復做「健民書房」開始。

上個學期，陳健民在政大社會系開設「社會運動」課程，是他闊別講台之後，在台灣的第一課。超過80位來自台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等地的學生，從各系所甚至外校來選修和旁聽。

許多香港同學會在課後聚集在講台前與他討論香港前途問題，也聊自己的未來打算。最特別的是一位旁聽的哲學系香港學生和一個台灣學生。2021年12月23日，香港大學國殤之柱被拆，剛好是陳健民課堂的時間，當天課堂講到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與民主理論，以香港示威空間的重構為案例。有學生提問，要怎麼用這個理論來理解國殤之柱被拆的空間呢？陳健民沉吟片刻，突然一位香港學生走上台，問他可不可以讀一首詩。他不希望課堂做政治宣傳，但又不想讓學生感到挫折，最終同意。詩歌是愛爾蘭詩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的〈復活節・一九一六〉，紀念愛爾蘭遭英國鎮壓的復活節起義。「我覺得他一定很深感觸，雖然這不是上課本來要做的事，但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另一位台灣學生，第一次在課後與他聊香港，整整20、30分鐘沒有停過流淚。「我問了一個很愚蠢的問題，妳是台灣人，為什麼2019年對妳觸動這麼深？」問完之後，他覺得自己問錯了，「國界有什麼重要呢？為什麼只有香港人才能為香港流眼淚？」這位同學後來又在同一天看了《時代革命》、《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3部香港抗爭紀錄片，寫了一封長長的email給陳健民。「她很覺得和香港年輕人是同樣命運，」這讓他很觸動，「讓我感覺到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情緒，來到這裡不像是完全離開了家。如果去美國、英國，也許很難有很多當地人跟你一起流這些眼淚，講他們的憂愁，一起聊香港的未來會如何。」

期末考試，他的最後一題是請同學用課堂的理論設計一場學生運動，改善校內宿舍環境或無家者權益。大部分同學都拿了高分，還有同學提出要政大停止委外清潔工，改善宿舍衛生的同時也保護勞權。

除了政大，他也去了東吳大學、東海大學、中正大學和國際暨南大學演講，之後還會去金門大學和彰化。邀約不停來，他把講題分為3類：如果是社科院的學生，就分析香港社會運動的轉變，以及個人參與社運的掙扎和反思；如果是其他學院，就從心靈角度講面對人生困境要怎麼安頓自己。學生們的反應很熱烈。「當我說在燭光晚會點一支蠟燭就要坐牢，警察早上6點多來抓人，還有《國安法》的第一案是插一支旗幟判9年，他們會『哇！』，是很有衝擊的。」

這學期，他在政大教「當代中國社會」，第一課就有火花。他問台下同學，為何對中國有興趣？

第一排的同學說：「因為我是中國人，我要了解自己的國家。」 後排台灣同學緊接著說：「因為中國是我的敵國，所以我要了解它。」

「我覺得非常之精彩，無論你是中國人還是覺得中國是你的敵人，在全球，在台灣，你都要認識中國。」陳健民說。他也明白告訴同學，這堂課的最後一講是講中國未來，其中一個可能就是中國崩潰理論的分析，希望大家不要被政治態度影響到怎麼看這堂課上的中國。

下一步，他計畫把自己在香港中大的最後一課內容擴大整理，寫成一本小書，既給現在沒有了學生會和民主牆的香港大學生，也給台灣學生。

「我自己的人生，在大學一年級就受到兩岸三地事件的影響，包括北京的魏京生民主牆事件，台灣美麗島事件，香港前途問題。台灣的同學也一樣應該對身處的時代很敏感，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中國愈來愈極權，這種大環境下，要思考一下有什麼意義。」

從陳健民的辦公室，可以望到景美溪。不下雨的時候，他延續在獄中的習慣，每天在河堤跑6到8公里，當做禪修的一種。他喜歡河岸的芒草、天色的倒映和開闊的天空。「世界多壞都好，黃昏都是很美的。」

在獄中時，他把一張從台灣寄來的明信片貼在床板的天花，那明信片印著花蓮東海岸的小火車。現在，他也開始到處搜集台灣火車與山海的明信片，前陣子寄了一張給黎智英。

「火車剛剛離開山洞。我就祝他好像這明信片一樣，早日離開黑暗的日子，有一個很明亮的世界在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