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影片所記錄下的真實片刻，其意義和價值，隨著抗爭運動情勢的起伏，也跟著時間的推促和政局的改變，從原初的當下即時紀錄，轉而成為一個時代抵抗遺忘的重要印記。尤其是在2020年6月30日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對於電影創作與放映的打壓不斷，到了2021年10月底，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規定電影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不利於國家安全，港府若認為已上映的電影不利國安，也有權撤銷核准證明，禁止發行。

言論自由的快速緊縮令所有人始料未及，上述影片皆不可能於香港公開播映，許多新聞傳媒的影音紀錄在這段時間也「被」刪除。粗暴禁令背後所隱藏的，是對「真實」的恐懼──正正因為在這場運動中，人民的抗爭血淚、情感與記憶，完完全全被以攝影機作為抗爭工具的紀錄者們給牢牢地、確實地記載下來，毫無抹滅的可能。於是，在另一層意義上，「禁令」或可解讀為對紀錄片工作者的一種禮讚。

今年7月，坎城影展在閉幕前一天，以突襲式的特別放映播出了香港紀錄片《時代革命》，消息一公布後，在製作團隊中唯一露名的周冠威，成為許多媒體採訪的對象。他自謙是整理素材與負責剪接的人，也是應該對影片負責的人，不匿名能夠戰勝內心的恐懼，《時代革命》則是在片尾字幕打上由「香港人（Hong Kongers）」製作；他也預測《時代革命》應無法在香港播映，將影片所有的素材、版權全都移轉到國外去，香港不會播映此片。

「一路以來香港發生很多事，我就很想拿攝影機去拍，包括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9年再次反送中運動出現，覺得是時候了，剛好接到一位看過《自焚者》朋友的電話，說可以提供拍攝資金，這通電話是非常大的鼓勵，我不想失去這個機會，也很想在運動中出一份心力。這位朋友希望能有一個角色為了美好的香港而努力，我自己也是一樣的，我的角色就是拿起攝影機去拍紀錄片。最重要的是，2019年時的抗爭者給了我最大的推動力，」周冠威說。

事實上，這第一桶金很快就用盡了，運動走向亦難以預期，他決定先做先拍、邊走邊看，把創作的茫然先擺到一旁。

一般來說，要拍攝勇武派抗爭者是極度困難的，他們蒙面且神祕，對人有高度警覺，但逐漸地，由於許多抗爭者都知道並看過《自焚者》，周冠威很快地取得他們的信任；他也順勢找到了與同在現場的記者、紀錄者不同的優勢、使命和價值，並決心將這個特殊的「作者位置」與「拍攝關係」推展到極限。用周冠威的話來說：

於是《時代革命》的拍攝策略也跟著確立下來：「抗爭者去到哪裡，鏡頭就跟到哪裡」。這也是為什麼片中有許多反送中運動裡重要事件的第一手紀錄，像是「黎明行動」、「理大圍城」，更有哨兵台、家長車、塗鴉客、市民自發救援等畫面；事後再佐以訪問當事者，不只傾聽他們做出選擇的意志與心聲，也清晰地呈現一個有機抗爭體系的運作邏輯。

在拍攝過程中，其實也有拒絕受訪的抗爭者，周冠威說：「因為太多創傷了。有一位參與理工大學抗爭的中學女生，她是爬地下水道逃走的，有透過電話連絡上她，也聊了一陣子希望能夠拍攝，但因為創傷太深了，不想重提這些事，就算只用電話訪問她也拒絕。而且的確，拍攝也是有危險性的，必須隱藏身分。就因為危險和創傷，很多人都婉拒訪問。」

也因為這種「跟拍」策略，鏡頭在2020年1月竟跟隨香港抗爭者來到了台灣，恰逢總統大選前夕，他們關心著民主制度下的台灣人會如何選擇國家領導者。開票當天，一群人到了民進黨的競選總部前，當票數逐漸明朗，蔡英文宣布當選的那一刻，香港手足盡情歡呼；也許是因為深深體會過失去民主自由之痛，他們的笑顏中帶著複雜的感動，《時代革命》這一幕微妙地串聯起香港與台灣的命運，令人百感交集。

然而，反送中運動歷時漫長、事件眾多，只採用「跟拍」勢必會產生局限。《時代革命》的另一驚人之處，在於全面性地摘要出運動裡的重要事件，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就在於「檔案影像」的取得。

周冠威說：

「片段的蒐集主要來自電視台和大傳媒，因為按照慣例，付錢就能買到版權。早期這些電視台是願意給檔案的，但是在《國安法》成立以後，只要牽涉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片段，很多大傳媒都不願意開放，有些受到中共的控制，有些則是恐懼，這對於影片的完成是一種阻礙。但有很多獨立記者、紀錄片工作者、網路媒體願意提供新聞片段，甚至是無償的，也有一位同行其實拍了很多素材，但在《國安法》後不知如何進行下去，所以把這些片段都交給了我，這也是很多香港人面對的壓力。」

在《時代革命》中，大量檔案影像彌補了拍攝者不在場的缺憾，卻也成為「另一種在場」。像是元朗襲擊事件，大批白衣人及黑道人士，手持武器在港鐵元朗站無差別襲擊乘客，多人頭破血流；又像是抗爭青年的被自殺事件、示威者被警方近距離開槍擊中等等畫面，透過拼貼人人都可以拍攝、多樣化的檔案影像，並採訪了重要的見證者（如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見證元朗事件的記者何桂藍、推動真普選的戴耀廷等等），影片直接還原了真相，不僅拆穿港府謊言，也控訴國家暴力的殘酷無良。

這些在運動中被記錄下的各種即時影像紀錄，代表著抗爭運動的新型態，無時無刻都有眼睛盯著，也都有手機相機拍著，真相再也無法輕易被隱瞞。《時代革命》運用檔案影像的意義，在在說明著拍攝紀錄片其實是一種人民的集體（collective）行動，有多少檔案影像，就表示有多少公民紀錄者的支持。換句話說，在這個意義上，《時代革命》是一部眾志成城的電影。

面對海量的素材，周冠威花了整整一年，才梳理出敘事的結構；這個剪接過程極度痛苦，面對驚心怵目的抗爭創傷與回憶，他常常做惡夢，崩潰哭泣，但他絲毫不訝異自己的低潮，自然地讓情緒藉著淚水流洩出來。同時，他也必須顧慮被攝主角對他毫無保留的信任，但在《國安法》的脅迫下，這些拍攝素材卻可能令他們入罪，因而在製作初期就已決定要將所有素材轉移至國外，期待這些見證檔案能夠永久被保存。

作為一位電影創作者，他說：

「電影就是一張白紙，要讓觀眾在沒有太多資訊也能夠明白故事是創作者的責任，我希望以前因後果進行敘事，而不只講單一事件，因為整場運動是經由很多事件所累積起來的；另外，我也有對於『抗爭運動』的責任，政權利用了激烈和暴力的畫面去宣揚抗爭者是暴徒、是破壞香港的人，但這些行動的背後原因其實是因為長時間承受不公義，情緒創傷也一直累積。在我的內心裡，認為這樣的單向呈現對抗爭者是不公平的，所以很希望將脈絡梳理清楚。我只有一個人，一直試著尋找出一個關鍵，透過剪接來貫穿整個事情；在漫長的一年剪接期後，我才找出這些章節的名稱和方式，這包括了是否能真的拍到，是否真能取得這些畫面。我很希望能拍出運動中的情緒和靈魂。」

相較於其他反送中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顯得更以「整場運動」為主軸，帶有一種書寫歷史的氣魄和視野。在兩個半小時的片長裡，影片共分成9個章節，依序是「終章的序幕」、「和勇不分」、「黑警反噬」、「無力感」、「對準政權」、「生死與共」、「黎明」、「序幕的終結」與「香港人」。

故事從2019年3月的反修例運動起始，2020月7月的港區《國安法》實施為終，有些章節是行動的名稱，有些則是運動轉折與抗爭情緒。周冠威以戰爭片來比喻他的敘事策略，雖然是大場面，但真正重要的是士兵的故事。《時代革命》在關照大歷史／集體的同時，也細膩地關懷手足／個體，敘事在宏觀與微觀之間，達到一種恰如其分的平衡，鉅細彌遺地梳理運動的千絲萬縷，在段落與段落之間，完整地交代事件始末以及抗爭心態的轉變，最終建構「香港人」作為一種身分認同、作為一個精神共同體的過程與內涵。

《時代革命》從內到外，從拍攝、剪接到映演，每一步、每個決定都無比艱難。作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周冠威多次在訪談中提到以信仰戰勝恐懼，他以聖經提到的「愛裡沒有恐懼」作為信念，堅信「公義」才是最重要的。在跨越這一切之後，他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自由。

聖經裡，「愛裡沒有恐懼」出自約翰一書第四章第18節，完整句子是：「愛裡沒有恐懼；愛若完全，就把恐懼除去。因為恐懼裡含著刑罰，恐懼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他回憶拍《自焚者》時，許多人認為他挑戰敏感議題，但對他來說，如果連最敏感的都已拍了，就表示什麼都可以拍了，這就是一種自由，而《時代革命》正是一個創作者自由心靈的無懼展現。在運動中，他見識了許多人性的光輝，無論明亮或是黯淡，只要曾經留下了光芒就會發揮影響力，他要以這部作品向所有抗爭者致敬。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反送中運動中最廣泛流傳的口號標語，是一個政治多義、但卻也最能與多數人的美好願景謀合之詞。周冠威不做第二選擇，延伸《時代革命》作為片名並解釋：

他亦改編一位抗爭者的說詞：「不是時代選擇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反思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香港人從被動轉為主動，不光是被時代選中，而是自己願意行動、創新和改變，去肯定每一個個體。在沒有大台／主領導的情況下，每個人都能改變這個社會，這是香港抗爭者所表現出的精神力量：哪怕只是承受，我們也都要去抗爭。

在世界電影史中，拉丁美洲導演們曾在1960年代倡議「第三電影（Third Cinema）」概念，那是電影應該參與政治革命的年代，他們認為攝影機是影像／武器的無窮徵收者，放映機則是一秒發射24格的步槍，泛指電影工作者應站在人民的立場，拍出抵抗壓迫、鼓勵行動的激進電影。如今，這股革命豪情依然延續，且永不過時。

順著《時代革命》的敘事線索仔細推敲，會發現其實片中暗藏著第十個篇章，片尾以一種光榮的姿態，譜上〈願榮光歸香港〉一曲：

「何以這土地淚再流／何以令眾人亦憤恨／昂首拒默沉／吶喊聲響透／盼自由歸於這裡／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我願榮光歸香港。」

毫無疑問，《時代革命》除了是部偉大的「第三電影」，也是部真正屬於人民的電影。

對於《時代革命》即將於台灣首映，周冠威語重心長地說：「很羨慕，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在大銀幕看過《時代革命》，願大家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