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的晚上。香港，荃灣廣場。

近200人安安靜靜在荃灣廣場看《凜冬烈火：烏克蘭自由之戰》（Winter on Fire）。這一部記錄2013年末到2014年初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發生的廣場革命的紀錄片，意外引發香港人的共鳴。一個多小時的紀錄片放映結束後，許多香港人都流下淚水。那天，全香港有超過20個社區，民眾自發放映這部紀錄片。

《手足》紀錄片導演廖潔雯，那天也扛了攝影機，到了荃灣現場。

10點鐘，覺得孤單的抗爭者，約好了一起開窗，從自己的小房間對窗外的城市大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黑夜中，一聲聲孤單的叫喊，在如山聳立的公屋大樓間迴盪。

10點多，廖潔雯離開放映會現場，走去地鐵，和剛看完《凜冬烈火》的示威者聊天。突然，一位示威者拿出手機，原來是看到Telegram上的訊息說，荃灣有人要跳樓。

瞬間，一夥人開始跑。廖潔雯顧不得拍攝，趕緊隨大家狂奔。不到半分鐘就看到天橋上有一個不到20歲的少女，打算輕生。示威者一邊奔跑、一邊紛紛叫著：「不要跳，我們需要妳！」跑得最快的示威者向少女奔去，一把把她抱下來。這名少女不斷地哭泣，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趕到的社工師在她身旁陪她聊天。廖潔雯離開的時候，這群救出少女的示威者們站在那，不發一語，觀察、陪伴少女。

像手足般，在真實世界裡扶持，也透過一起看影片，梳理香港在世界運動中經歷的同與不同。

「這兩個多月來，看到香港變得那麼壞，很多人受不了情緒的壓力。電影是一個出口，」廖潔雯說，自己現在正在剪片，往往看到自己拍攝的片段，還是會不停掉淚，需要暫緩一下才能繼續工作。

在這次反送中運動裡，看電影、說電影，成為不少示威者抗爭者的日常。

《凜冬烈火》描述了烏克蘭自由之戰，迫使親俄總統下台、贏得選舉的激勵故事。但此片也受批評，淡化了右翼團體的影響，將革命描繪成單純人民自發的力量，但此片仍足以召喚此刻港人最需要的手足精神。

電影不只陪伴香港人紓解兩個月以來的陰鬱，也給了許多示威者啟發。

才18歲的鍾翰林，是主張香港獨立的學生組織「學生動源」的召集人，他前年就看過記錄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的紀錄片《地厚天高》，也買了DVD回家不斷溫習。

「如果沒有梁天琦，我不會這麼投入政治，」鍾翰林說得坦率。

片中，距離立法會選舉前11天，梁天琦在布置簡單的本土民主前線總部為兩位候選人練習演講時，告訴同伴：「有一句話我一直很想講，我們上一代為了逃離共產黨，逃到香港，安居樂業。不要把我們下一代交到共產黨的魔掌中。」

「很多初中生走出來是因為梁天琦。畢竟，2012年黃之鋒反國民教育、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他們（這群初中生）還是小學生，」鍾翰林觀察。

《地厚天高》誠實記錄了有過憂鬱症、畢不了業也找不到工作、住不起劏房的梁天琦。媒體號稱的港獨勇武派頭號戰將，其實只想當個平凡人，要的只是自由生活、直接選舉、港人自決的基本權利。梁天琦給勇武派的啟示是，廢青也做得到揭竿而起。

香港政界高層：『恐襲就是要流點血才像樣。』 中國治港官員：『剛剛和上頭通了電話，上頭指示，越亂越好，香港人愈怕愈好。』 ──《十年．浮瓜》

巴勒斯坦裔香港女孩：『香港沒有爭取到民主，就是因為沒有人死。』 作家：『共產黨當然是找黑社會做這種事情啦。』 在獄中絕食的港獨年輕人：『我有一個信仰，不看行不行，只看對不對。』 ──《十年．自焚者》

都說藝術反映現實，但這一回，藝術卻預言未來。

以獨立製片之姿拿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的《十年》，在2015年想像崩壞的2025年，以5支短片集結而成，在這次反送中運動裡，又引發注目。一批新銳電影導演4年前鏡頭中的畫面，竟成為今年夏天香港街頭的日常。

「我自己也很surprised，當初拍這個project我們5位導演有個共識，就是要拍我們不願見到的未來，警惕才有力道。只是沒想到，這個未來這麼快就來了。這兩個多月令人吃不消，看到很多令人心痛的事，同時也有很多非常美麗、振奮人心的事情，」《浮瓜》導演郭臻說，真實的香港比《十年》想像中的香港更加光怪陸離。

《浮瓜》以黑白短片講述當權者為了在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在西環一所中學自導自演一場行刺政治人物的「恐怖襲擊」。兩個幫會嘍囉，被利誘決定對政黨領袖開槍，以為可以帶著政客、黑幫老大應允的錢財遠走印度，卻遭香港警察當場擊斃。事後，早被控制的媒體將此事件定調為恐怖襲擊，新聞主播傳聲筒似地不斷反覆播報：「國安法的推動，勢在必行。」資訊戰就在眾人眼底悄悄開戰。而喪命的幫會嘍囉，來自社會的底層，隱喻了只為求生、沒有明確政治立場的香港人：沒有想過拒絕、沒有想過會被出賣，最終淪為俎上肉。

「網友提到《浮瓜》，是看到大龍鳳（編按：自編自導）、西環政府和黑社會勾結掛勾、用恐懼操縱人民。我還想特別提到一點，那就是，我們生活在資訊戰的年代。片尾的新聞播報就是在提醒我們，要想辦法去應對官方對事件的定性，」郭臻說。

反抗的力量，經過10年的醞釀、潛伏。

10年前，24歲的郭臻剛從香港演藝學院電影系畢業，香港社會喧騰一時的反高鐵，成為他的政治啟蒙。

他雖然沒有參加萬名市民包圍立法會，卻愈來愈擔心，香港不再是世界的香港，淪為中國的香港。廣深港高鐵的香港段造價高達844億港元（約新台幣3,340億元），平均每公里造價比歐洲、中國都高，卻不見港府對削減香港本身貧富差距有具體作為，房價年年攀升。到了2012年，梁振英當選特首，郭臻更加悲觀。

「他一當選就去中聯辦謝票。不僅是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香港的情況急轉直下，」郭臻說。

直到今年夏天。200萬人上街，是《十年》電影意想不到的香港。一股「now or never」的微妙情感蔓延香港各界，跨階級、跨年齡、跨職業，串起香港的自我認同。

無獨有偶，《十年》另外一支短片《自焚者》導演周冠威的政治啟蒙，也是2009年。令周冠威憤怒的是，那一年香港政府推出的2012政改方案諮詢文件、特首選舉辦法，再次讓他感到普選無期。

「明明《中英聯合聲明》規定除了國防和外交之外，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普選也是《基本法》裡早被寫下的，應該2007年就可以實行。我覺得很失望，一次又一次被欺騙，一國兩制根本是個謊話，」周冠威舉證歷歷，他把《自焚者》定位為一部與謊言對抗的偽紀錄片。

《十年》之中最悲劇性的就是《自焚者》。

這部短片以偽紀錄片的形式，訴說在2025訴求港獨的年輕人可能選擇自焚明志，片中男主角焦急地尋找巴勒斯坦裔的女朋友，最後劇情安排一位經過六四屠殺的中國老婦人，在英國領事館前澆油自焚。一旁燒毀的雨傘，象徵2014年的雨傘運動。

「劇本選擇一位老婦人自焚，除了戲劇效果，也是因為我想指出香港這個家，是屬於所有年紀的人。不應該把抗爭的責任都推到年輕人身上。而這個抗爭，不單只是想像的未來，也是現在，也是過去；放在歷史的維度上，得到一點點戲劇的昇華，」周冠威解釋。

18歲的鍾翰林，還記得4年前看《自焚者》的震撼。

「在2015年沒聽人說香港獨立啊，這是第一次看到用電影來討論，」他不諱言，是《自焚者》打開了青澀中學生的思路與眼界。

初夏，第一位在反送中運動犧牲生命的梁凌杰自殺辭世後，網友紛紛重新討論《自焚者》。周冠威則希望觀者重新觀看時，不要一味浪漫化單一事件，而是要看到抗爭之後的路，得一步一步踏實地走下去。

「《自焚者》是描述不想見到的想像。但我們不要向我們悲觀的想像屈服，還要具體行動。除了看清政治現實，觀眾也能看到片中的犧牲精神、誠實品格、獨立思考、自我反省等正面價值，」周冠威說。

當周冠威創作這部短片時，曾經參考各國的民主抗爭歷史，不得不苦澀地承認，民主運動需要犧牲。

「我寫下這句台詞：『香港沒有爭取到民主，就是因為沒有人死。』這是為了刺激思考，叩問香港人，我們願意為我們的家犧牲多少？」他回顧。

8月5日，他應邀出席一個罷工集會的映後座談。他知道，現實已演變比電影更加危急。但他也鼓勵聽眾，反送中運動比起短片中的想像，更具創意、更有智慧、也更有希望。

曾經，在香港演藝學院和中學教課的周冠威，遇到學生問他：「老師，你每年七一上街抗議，政府卻愈來愈漠視民意，遊行有用嗎？」 周冠威一時語塞，他自己面對現實，總有無力感揮之不去。但身為老師，意志迫使他回答，他當下對提問的學生說：「我有一個信仰，不看行不行，只看對不對。」

話一出口，他不確定學生心裡怎麼想，自己卻豁然開朗，遊行的每一步都更踏實。這句話後來也成為《自焚者》裡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詞。

就像廖潔雯走到運動前線，《十年》有些導演，也加入示威的隊伍。

郭臻也參加9月1號的「機場交通壓力測試」，他尚未抵達機場就塞住，剛好搭上義載離開，轉搭地鐵。地鐵搭不到一個小時，就宣布停駛、封站，疏散時大雨傾盆而下，有一位熱心的街坊帶他去坐巴士。那位街坊還略有歉意地告訴郭臻，家裡還有90歲的老媽，不能常出來幫忙。

「在這次長期的抗爭中，群眾的光譜是很寬的。有老年人、有爸爸媽媽、有護士、中產階級、甚至公務員。還有很多13、14歲的孩子站上前線，部分孩子每次出來都是有遺書在包包裡的。所以你說，我們怎麼會不害怕？只是即使害怕，還是要繼續。因為有比害怕更重要的事情，」郭臻平靜地說。

「身為創作者，我也擔心自己是最後一代有創作自由的香港電影人。但是，在這個充滿恐懼的年代，活出無懼是我們的責任。說出人們不敢說、或者引起爭議的話，正是創作人的天職，」周冠威說。

當抗爭運動邁入100天，《地厚天高》給了年輕勇武派想像的燃料，《凜冬烈火》則在港人情緒的黑夜點一盞燭光。而《十年》裡《浮瓜》與《自焚者》兩部警世短片，戲假情真，從港人之眼想像香港被奪走的未來，從反面映照出港人真正想要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