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店老公寓，推開大門的一家四口把時間帶回2003年。走進兩姊妹的房間，芳儀（方郁婷飾）從美國帶回的心愛小馬吊飾來自導演阮鳳儀，貼在牆壁上的塗鴉借用自劇組美術的妹妹小時候作品。移步到主臥房，爸爸宗輝（莊凱勛飾）的外套是阮鳳儀從父親衣櫃翻出當年單品，藕粉色的床組甚至是母親的嫁妝。

那時，網咖放著周杰倫的〈安靜〉，書店飄著蔡依林〈說愛你〉的旋律，偶像團體5566迷倒萬千少女；芳儀、芳安（林品彤飾）兩姊妹租的日本漫畫《玩偶遊戲》男主角羽山秋人，成為許多人的虛擬初戀。用MSN Messenger和同學聊天、註冊「無名小站」寫部落格，社交進入網路時代，一切生猛新鮮。

「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creative.（最個人的最有創意）」《寄生上流》的韓國導演奉俊昊，在奧斯卡領獎時留下這句向名導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致意的感言。

「美國女孩」，就是阮鳳儀由「個人」出發的創作。片中的芳儀，小學時媽媽（林嘉欣飾）帶著她和妹妹遠赴美國，爸爸獨留在台灣打拼以供家庭開銷，後來媽媽在她國中時診斷出乳癌，三人只好搬回台灣治療。遷徙美國與台灣之間，文化差異讓女孩適應上備感痛苦，青春期的她也無法諒解媽媽罹病後的情緒爆炸。「芳儀」，正是少女時的阮鳳儀。

選擇如此近身的主題，如何保持客觀和節制？阮鳳儀說，「時間」給了距離，距離拉開了視野。她坦承，電影中芳儀的體悟，並非自己在那個年紀時可以有的，而是長大後回望才看見的視角。另外，她也習慣與共同編劇合作，甚至把劇本拿給非電影專業的人看，「因為他們就是觀眾，是最直接的，就有點像是劇本階段的盲測。我其實是一直反覆做盲測，去找到大家最有共鳴的地方。」

阮鳳儀始終有意識，個人生命的細節必須回應普世價值，身分認同的困境不是每個人都有，拍不好反而變成無病呻吟，所以得讓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在片中找到自己情感的投射，「家庭說的是愛、原諒、放下，大概不外乎這些，那看頭就是我們怎麼帶觀眾走一遍，讓觀眾進入，跟著主角一起放下，如果做得不好就會很說教。」

影片中媽媽替芳儀掏耳朵，躺在腿上的芳儀問，媽媽還記得說過下輩子想當什麼動物嗎？答案是「男生」。阮鳳儀說，這段對話確有其事，是小學時寫學習單要問家人的問題，母親跟電影裡一樣不記得了，她卻一路記到現在。原型人物讓角色有了社會背景的厚度支撐，能自然長出合適的台詞，「我們講的每句話都是很多的累積，什麼情況會講出什麼是有參考的，像是家人之間的對話，大部分都是我有聽過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不是只有單一家庭會發生的場景。」

除了能從台詞感受到角色的生命力，阮鳳儀在寫劇本時也開放讓演員「口語化」，以他們覺得順口的方式說，自己盡量把台詞縮短到最極限，「它就只是一把鑰匙，讓演員清楚知道每一句話在幹嘛。我也發現一個很好的原則，如果小朋友記不住，就代表那台詞不自然，因為那個cue就不對，他就想不起來。」一旦遇到這種狀況，阮鳳儀就改劇本，或隨著演員的表演讓場記當場修正。

片中，媽媽在生病後頻繁打果汁給女兒們喝，讓芳儀是賭氣又嫌棄，「原來是寫說 I had enough of the juice（我已經喝夠這些果汁），可是這很長，她怎麼講，我們現場就是覺得很怪，」阮鳳儀當場問演員方郁婷是不是台詞太長，要是她自己會怎麼說，「她就想了想，說 I don't like it，然後把果汁推開。我說好，就這樣拍。」

於是，一場互動自然的戲就成立了。

本片監製、曾執導《夕霧花園》的導演林書宇認為，阮鳳儀在編劇時守住冷靜和節制。「我們身為編劇跟導演，有時候很容易被操弄這件事情給誘惑，」他舉例，熟練的創作者知道如何埋下伏筆、揭開謎底，或換個角度重說情節、「製造」感動，「但她完全抗拒了這個，她知道現在要說的故事，最自然的方式就是讓它直接出來，她沒有盤算，因此給出來的是更動人的。」

戲裡姊姊芳儀要參加一場演講比賽，講稿像是寫給媽媽的一封信，原先劇本有各線收尾，林書宇想著，角色片段的蒙太奇搭配講稿和配樂，應能收服觀眾的眼淚，但阮鳳儀最後並沒有採取這個做法。林書宇看到成果，慶幸阮鳳儀的堅持讓電影有更合適且不俗濫的結局。

從《抹片檢查》、《JIE JIE姊姊》到《美國女孩》，阮鳳儀解剖女性間的矛盾精準又細膩。

電影中芳儀準備的一份演講稿寫道：

「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想成為的人就是我的母親，因為她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而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

成長後的​阮鳳儀也發現，身分認同不只存在不同文化的縫隙，更在母親和女兒之間，「我會變成媽媽嗎？我不要變成媽媽，可是我好像愈來愈像她──我自己猜大家可以共鳴的點在這裡，你愈想要遠離、愈用力，你們就愈靠近。」

現實生活中，當母親叮嚀要好好上學時，阮鳳儀直言回擊，「『妳也上很好的學校，還不是在家裡洗衣服煮飯』，她回答不出來，我說『如果妳叫我念書只是為了洗衣服煮飯，那我幹嘛做這些事情』。她可能也想說，對，我怎麼變成這樣。」

阮鳳儀說，母女和姊妹都是鏡像關係。母親希望女兒能比自己更好，但又不想要她太不一樣，「到後來我的體悟是，女兒很害怕變成媽媽，可是媽媽也很害怕女兒變成她，媽媽也不想要女兒得乳癌，不想要女兒有了機會、那麼努力，最後還是一個家庭主婦。不是說家庭主婦不好，而是她沒有想要給女兒一模一樣的生活，不然她就不會做這些努力。」

在劇本修改的過程中，林書宇要阮鳳儀嘗試去深化媽媽的角色，「我發覺她身為一個人，不只有媽媽這個身分而已，她作為一個太太，作為一個女性，其實是有多面性的。」於是，芳儀的母親王莉莉這個角色「活」了起來，有年輕的夢想，只是進入家庭後，全心全意付出，母親角色與家變得密不可分，「家這個空間是她身體的延展，所以當我思考她的身體在敗壞的時候，她也感覺這個家在衰敗，她嘗試去力抗這個衰敗。」是如此情緒才讓疾病的襲來捆住所有家人，也使王莉莉無法理解，為什麼女兒這麼想回美國，「媽媽覺得她在哪裡，就應該是孩子的家，所以不理解為什麼回來，妳又說要走，為什麼這個不是家，有親人在的地方不就是家嗎？」

幸好有妹妹來解開母女的拉扯和衝突。阮鳳儀解釋，妹妹的童言童語在無意間點出姊姊潛意識，她會對姊姊說，妳知道媽媽很愛妳，「她看透這件事情，不是因為她特別成熟，而是因為她特別純真。妹妹照射的是姊姊內心最柔軟、最善的那一面，最本真的那一面，可能是幾年前還沒武裝的芳儀，對媽媽還是很柔軟的時候。」

「人就像一個貼紙，原本緊緊黏著的地方，當給撕下來時，總會破損一點。每黏一回，就少一點黏性。反覆黏貼到最後，哪裡也不服貼。到最後，連個貼紙也說不上了。」

阮鳳儀在社群媒體寫下台美兩地移動所造成的困惑。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讓《美國女孩》面世？有相似成長經驗的林書宇告訴阮鳳儀，身分認同議題過了一定年紀後，也許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隨著人生歷練會看到更多東西，相對之下身分認同的危機變得好小。很多人會說等第二部、第三部再做，不要拍自己最近的東西，會失敗。可是我聽完書宇導演的話，也覺得這個東西再放一放，我就沒有那麼想拍了，台北的變化也會更劇烈、更難拍，」阮鳳儀說，趁著還懷抱執著和動力，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父母親也能看得到自己的作品，「這就是一種紀錄，告訴他們，你們的故事很重要。」

走向用電影述說家庭故事，歸功於阮鳳儀的高中和大學老師。

讀台大中文系時，阮鳳儀跑去修外文系的電影課，奠定更扎實的理論視角和分析能力，也嘗試開始創作。正是那時候，阮鳳儀開始與林書宇的緣分，她把第一部短片《抹片檢查》的劇本寄給林書宇，尋求修改建議；後來打算申請美國的電影研究所，知道林書宇有赴美攻讀經驗，便向他請教。

阮鳳儀進入美國電影學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 AFI），主修電影創作，研究所期間完成短片《JIE JIE姊姊》，獲得多項大獎肯定。2018年，阮鳳儀帶著《美國女孩》的大綱參加金馬創投會議工作坊，林書宇恰好擔任編劇顧問，再次相遇，兩人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林書宇後來答應接下監製工作，他說，兩人都經過美國電影教育，美學品味也相近，在討論編劇的參考資料時，溝通格外順暢。

私下可以聊天打趣，工作起來，林書宇笑稱自己是嚴師，「就像片子裡面，芳儀會覺得媽媽可以更好，我就是那樣，我知道Fiona（阮鳳儀的英文名字）一定可以更好，一定還有可能。」他第一次讀到《美國女孩》的劇本是第八稿，兩人來回討論修改，拍到最後已是第十九稿。阮鳳儀記得第一次開劇本會約在星巴克，原以為一小時會結束，結果林書宇從頭到尾談了100多場戲。

「我們沒有拍過長片，所以這個無知也是一種能量，不會預設立場，我們就盡量靠這個初心。這是很多人的第一部長片，所以都全力給予最多，也是因為大家都是這個世代的，他們很明白我想要什麼，他們也經歷過，」阮鳳儀笑著說，而且有林書宇坐鎮，他豐富的編導經驗會適時給團隊指路。

華爾撒米斯一到拍片現場，習慣把燈全都關掉，定睛觀察場景，再重新布設光源，屏除原先空間的框架。等架好的燈亮起，熟悉的場景便有了新的面貌。阮鳳儀說，華爾撒米斯的明確風格和獨立作業，讓她能放心交付，把重心放在編劇及導戲。

申請長片輔導金時，曾有評審提出質疑，台灣就有那麼多資深攝影師，為何要找個希臘人？林書宇則大力支持阮鳳儀的決定，他說，雖然資深攝影可以提供熟練的幫助，但假如年輕導演不敢向前輩主張自己的意見，也可能造成反效果，「這個是Fiona的第一部，應該是最純粹的，她最知道她要什麼，什麼樣的團隊可以幫她做到。」

林書宇回憶自己的首部劇情長片《九降風》，劇組工作夥伴也都不到30歲，「在國外，27、28歲已經有成人的思維和野心，我想要做事情，我是個大人了，這是我自己在年輕創作的時候，一直也有的心態；我也是抓著身邊同年紀的工作者，一起把東西做出來。」身為監製兼老師，林書宇希望阮鳳儀也能組織自己的戰友，陪她繼續前進。

在演員選角上，團隊找來曾以《百日告別》拿下金馬影后的林嘉欣出演媽媽，說動入圍和得獎常客莊凱勛飾演爸爸。兩個硬底子演員算是下了錨，但作為電影靈魂的兩姊妹卻有點卡關。阮鳳儀和林書宇都堅持要找有雙語能力的孩子，才能讓角色有說服力，透過到國際學校和美國學校海選尋覓，終於找到方郁婷和林品彤。

方郁婷雖是素人演員，阮鳳儀卻在幾次互動中看見她的迅速進步，「芳儀在劇本裡說出非常多尖銳的話，其實這種角色很容易變得討人厭。但是我們在試鏡的時候，郁婷講這些話，我就好同理她，因為她有一種真，她是不能理解所以講這些話，而不是她帶著惡意。」讓觀眾能夠同情同理，是方郁婷拿下角色的關鍵。

當成員找齊，要如何相信彼此是真正的一家人？阮鳳儀讓他們打保齡球，在劇組搭好的家景一塊吃飯。她想起研究所的老師曾說過，一起跳舞是建立關係最快的方法，肢體接觸能養出互動的節奏感，「我一直在想怎樣可以拉近家人之間的距離，我覺得是在家裡一起吃飯或做飯，當然時程上很緊，要這樣做大家都很困難，但嘉欣甚至提議要做早餐給他們吃。」那天早上，劇組工作人員退到一旁，騰出空間給幾個演員完成情感聯繫的儀式。

即便在下戲的時刻，林嘉欣和莊凱勛還是一直維持父母的身分跟小演員相處，林書宇表示，「凱勛一定都稱自己是爸爸，『來摸爸爸的肚子』，或是跟戲裡一模一樣，偷偷跑到遠方去抽菸，回來後身上有點菸味，妹妹就會嫌棄。他們連在moniter前面等待的時候，都是像家人。」直到現在，方郁婷和林品彤還是會叫凱勛爸爸、叫嘉欣媽媽。

要說《美國女孩》究竟是部怎樣的電影，阮鳳儀說，是不完美的家人之間如何找到療癒彼此的力量：

她曾想過，如果媽媽在她長大一點後才生病，自己是否能處理得更好？直到創作劇本期間，她去探視同學罹癌的母親，才發現成年人得盡更多照護責任，「家人生病永遠沒有一個最好的、比較成熟的時機。」就像當年，媽媽面對措手不及的噩耗，毫無猶豫選擇化療，為的是兩個年紀尚小的女兒。

片裡有一段對話，芳儀的同學思婷問她：「妳到底在氣妳媽什麼？」芳儀回答：「我只是覺得她可以做得更好。」思婷則反問：「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阮鳳儀說自己過去認為媽媽在放大生病時的痛苦，「我覺得好煩，但是長大才知道，她會覺得自己已經很control了，莉莉這個角色是非常有苦說不出的人。」

在苦底下，藏著深沉而滿盈的愛。影片裡「馬場」是一個重要的象徵符碼，是芳儀投射在美國生活的美好人生想像。在創作《美國女孩》的過程中，阮鳳儀也在改寫回憶中的遺憾和未竟，現實生活中她沒有機會去到馬場，就讓角色代替她抵達，「做我沒有辦法做的事情，改寫歷史、拍自己的過去，它就會變成你的回憶，你會去修改、忘記真的發生的事件。」家人間的關係亦如是，阮鳳儀在寫劇本時開啟與他們對話的機會，有些多年糾結和不解，一問之下才發現答案意外簡單。

問她片子就要上映，會不會近鄉情怯，不敢讓家人看到？阮鳳儀笑說，自己把劇本印成A4大小擺在家裡餐桌上，都沒人要看。但她並不擔心，畢竟所有溫柔都已傾注，他們必定可在昏黃的老公寓場景裡，看見一層一層光影底下，女兒反覆刻劃的愛意，以及時間洗鍊後的理解和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