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參加首映的朋友問我，為什麼如此喜歡《日常對話》？仔細想想，朋友的不解頗有道理：《日常對話》並不是一部看了會開心或舒壓的作品，若是以電影的娛樂性而言，它可能不太符合大眾口味；在處理華人家庭各種「不說破」的默契方面，它的長驅直入也可能讓許多人卻步三分。

腦海中依稀有《我和我的T媽媽》畫面與情緒的記憶，在首映前看了一些導演接受訪談的報導，知道長版的編排敘事和短版不同。帶著期待又想念（在短版裡感受到的那股濃烈情感）的心情進了戲院。看完《日常對話》發現，在我心中，導演黃惠偵和她的電影，以「勇敢」來形容並不充足。

做家暴和性侵害的諮商工作，經常被問的問題是：「你怎麼會對這個領域有興趣？」或者：「每天面對那麼黑暗的事情不會覺得人生很沒有希望嗎？」許多時候我想回答：不，人們誤會了。

正因為曾在冰冷漆黑裡沉浸，陽光灑落的剎那比任何時刻都溫暖；正因為踽踽徘徊行過低谷，重新攀上高山時俯瞰的景色更加美麗。可是看起來這麼「正確」的答案，其實很難用言語去詮釋到，讓提問者也能感受意會。

童話故事對許多事情和價值判斷可以輕鬆二分，而我們也習慣去相信那樣好人與壞人分明的世界等於現實。如此，我們可以輕鬆認定自己是好人，或毫無負擔地指責別人是壞人，以便在每個夜晚安然入眠。

事實是，「壞人」的壞很少被真正瞭解，往往在被認識之前，他們就已經被這個世界驅逐；而「好人」的珍貴，並非一塵不染的無瑕，而是在那些同樣難以直視的斷垣殘瓦中，仍有可能重新開出花朵。每當親眼見證生命再次萌芽、拔高、含苞，終至綻放的過程，我總覺得，在這份工作裡感受到的，除了黑暗，更多其實是光明。《日常對話》，就是一部讓人親眼得見花朵綻放過程的電影。

在日常和受暴婦女、女孩、男孩的對話裡，多數時候只有機會聽到家庭故事的其中一個面向。在亂倫的復原工作當中，最隱晦幽微的常常不是相對人為什麼要加害於孩子，而是當傷口被掀開以後，家中其他人如何面對這件事。

母親在孩子被父親（或同性質角色）亂倫的事件當中，經常本身也有受暴、同時亦是旁人指責和質疑的對象。外人很難抑制那份好奇不去問：媽媽不知道嗎？怎麼可能不知道？媽媽為什麼不保護孩子？

問題太輕易被問起，而答案卻往往艱難。

那可能也是每個孩子想問，卻難以開口的問題；更可能的是，不問，也許對彼此都更容易些。若孩子曾目睹母親受苦，尤其如此。

於是，作為心理師，不僅對於導演和母親進行最後一場餐桌對談感到無比震撼、驚嘆與敬佩，同時也十分關注身為當事人要開啟這番對話，究竟需要怎樣的心理預備。在第二次觀影散場後，有幸和導演聊出這件事：拍攝最後一場和媽媽對話的戲，除了需要時間醞釀和心理準備之外，事前是否曾為自己做其他的預備？

有一個事件幫我做了準備：在當媽媽之後發現，孩子受傷時，媽媽會很自責，於是想要透過對話告訴媽媽，那不是媽媽的錯。

導演很自然地回答。這個答案不在我預期之中，卻毫不意外。人們常說父母對孩子的愛是無條件的；但工作經驗常讓我看見，孩子孺慕的仰望，或許才是世界上最純粹的情感。孩子對媽媽的愛（有時包括對施暴的爸爸），廣闊到可以寬宥大人所犯下最難被諒解的錯誤。

在那樣的愛裡，我看到一個孩子對母親的全然同理與寬容，並且，有意識地要讓母親從深深的自責當中釋放。在那一刻，導演既是T媽媽的孩子，也是一個母親。透過一句：「你沒有做錯什麼」親手解開媽媽的枷鎖，也呵護了當年沒被媽媽保護的自己。

導演不僅療癒自己，也用同為母親的理解，以及身為孩子對母親純粹的愛，包容沒有被說出口的一切。無論母親當年是否知情、是否曾經軟弱，當女兒成為母親，同時關照了兩個受傷的女性、同時也是女兒，撫慰過往被認為「沒有什麼好可憐」的傷口，完成對自己、對母親都至關重要的一場對話。

當苦痛被訴說被聽見，復原就有希望。

《日常對話》裡，比同志身分汙名、家暴經驗更根本存在，卻也更容易被忽略的主題，是女性被無視、被貶抑、被打壓的身影。它或許不是導演最初拍片預期呈現的主軸，卻透過一次次對話再現：墓碑上不會有女兒的名字，未出嫁的女兒不能入宗祠被子孫祭拜，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被先生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沒有什麼好可憐、更沒有什麼好對人訴說。即便今日，許多人對這些壓迫依然不以為意，將它們視為女性生命經驗必然與自然的「日常」。

猶記在某次短版《我和我的T媽媽》映後座談中，導演回應我：社會教我們不能說這些事情（媽媽是同志、家暴、性侵），正因為被規定不能說，這些事才變得如此傷人。若以心理諮商觀點論之，創傷的秘密化與羞恥化確實會賦予它更大的破壞力與殺傷力，對當事人造成更深且複雜的傷害。此種文化也反映於，當導演將這些被認為屬於私領域的傷口與療傷過程透過電影揭示，難免得到一些「這樣公開隱私好嗎？」的回應。

我深深相信，完成對話之後，還要讓對話有被聽見的機會，不只需要勇氣而已。那是導演在有了他想要的「詮釋權」之後，所做的非常私人、卻也完全無私的揭露。

女性在性與性別上受到的暴力，遠遠比大眾以為的普遍而深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不去談，就錯失正視它確實發生、並且持續在發生的機會；不去說，被噤聲的人永遠以為是自己做錯，必須對自己的受傷、受害感到羞恥，因為那些傷痛沒有價值、也讓自己變得沒有價值；不去命名這些經驗，所謂的「壞人」和壞的結構，永遠沒有機會正視並且修補自身的錯誤。

導演藉由對話將以往不被允許說、不受樂意聽的事情如實而溫柔地說出，說給媽媽聽，說給千萬個走進戲院的觀眾聽。至此，《日常對話》已不只是導演堅持近二十年的心願，也成為一個寶貴的、本土的創傷與復原歷程典範。

這部出色的創作，讓觀者有機會從旁觀他人的痛苦，走向內在產生凝視自我痛苦的能量；它也教會觀眾，理解所愛之人的痛苦，原諒彼此曾經的無心、冷漠甚至殘酷，從而獲得復原的契機，是可能的。假使彼此願意說、也有意願聽。

在我們的文化裡，「對話」是一個容易被歸類於陰性的人際互動形式和歷程。如果母性／陰性總是被強調有撫慰的力量，那麼，就從對話開始吧。讓我們從聽見痛楚的聲音開始，練習不再別過頭去，同時擁抱關係裡那些好的與壞的，將它轉化為養份；在一次次的對話中，構築愛與理解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