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能也不知道怎麼安慰我，就說他很遺憾，然後這個話題就被結束掉了。」 

當艾可（化名）向一個親近好友說出幼年遭父親性侵的遭遇後，那位朋友淡淡地轉移了話題。艾可並不怪朋友，只是好像沒人能看見她內心花了多大的勇氣、走了多遠的路才坐在那裡。 

如果手被刀子割傷，一般人通常會先止血，然後清洗、消毒、敷藥。如果遇到有人嚴重骨折，旁人也知道第一時間內不可移動傷者。我們對於「生理傷口」總有一定的處理步驟，但面對「心理傷口」呢？ 

「其實一般人聽到也會感同身受吧，只是自己不知道怎麼處理，所以很想要把『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處理』的無力感淡化掉，但回應給受害人的時候，受害人就會經驗到被忽略的感覺。」勵馨基金會蒲公英中心的心理諮商師鄧曉平這樣分析。 

對於許多性侵受害者而言，「講出來」可能就是踏上復原之路的開端，因為那是在接受、面對和爬梳自己的經驗。這時候，「見證」的角色至關重要。當受害者好不容易講出創鉅痛深的經驗，對方越重視，就能給予越多心理支持，否則受害者可能又「縮回去」了。 

而每個人在痛苦面前，都並非那麼無能為力。鄧曉平建議，最重要的是打從心裡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然後去傾聽和理解：「我相信這件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對你帶來很大的影響，或許你真的很難過，如果你真的很難過可以好好哭一哭，或可以跟我說。」 

從「見證」到進一步的「陪伴」，則需要更多的耐心與愛，還有對生命向光性的信心。 

Teresa（化名）是艾可的第一見證者兼主要陪伴者。她說，陪伴過程裡，很要緊的就是花時間去了解當事人的心情歷程的特別之處，「譬如你就是知道這個人在父親節的時候很容易崩潰，那父親節的時候就會特別注意她，你知道她的脆弱就是在這裡，你知道怎麼去照顧她、讓她感覺安全。」 

Teresa也特別提醒，傷痛是不能被量化、秤重的，且形狀各異，「傷痛是屬於他的，他面對他的傷痛有他的方式，你不能把你自己對傷痛的看法強加於他。也許你能分享一個經驗給他，或分享你對這件事情的觀感和看法，但選擇權還是在他。他決定怎麼看待生命經驗中發生過這件事情，賦予什麼樣的意義，都是由當事人來選擇的。」 

陪伴既沒有一套固定標準，也不是立竿見影的事情。性侵受害者的復原之路可能是生活秩序的重新塑造，甚至是生命史的回顧，是重新去正視、看懂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並得出自己的詮釋。從受到侵害的那一刻起，這場與創傷共存的長征就已經開跑，從此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而這條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進度。 

尊重受害者的復原速度，就是在協助復原。心理諮商師鄧曉平解釋說，性侵本身是一種「失控」的經驗，受害者無法控制眼前事情的「不發生」，「所以允許他們在會談時間中願意說多少，諮商關係、距離遠近、要揭露自己的內心世界多少，讓這些都是她們可決定、可控制的，這些部分就是在恢復自身的權力跟控制感。」 

陳三郎（本名陳潔晧）30年前遭受奶媽、奶爸一家4人性侵，長達3年。或許是太過恐懼之故，三郎對自己的童年長期處於失憶狀態，直到一年半前看到一篇描述育幼院兒童寂寞與被虐待的文字，創傷記憶才沖刷回來。 

但相關記憶並不是沿著線性時間軸恢復。其實很多受害者都如此，第一次講出來的通常不是故事全貌，對於自己生命裡到底發生什麼，需要花更多時間整理出清晰的梗概。有時候三郎打開浴室的門，與這個場景相關的影像就流過，有時他必須打坐冥想，讓大腦引領著，彷彿前往一個遙遠的地方，回神之際才拾回一些「星星的碎片」──這是三郎對於這些記憶斷片的戲稱。

於是有好幾個禮拜，他過著日夜顛反、精神倒懸的生活，加上創傷的作用力一下子回來了，三郎的行為模式突然變得有如孩童，非常需要太太徐思寧待在身邊，要不然就像小貓一樣，窩在書櫃與床之間的縫隙睡覺，對於肢體觸碰又非常敏感。 

那段時期，徐思寧的壓力很大，因為兩個人的關係實在太近了，「我那時候還問他，之後我們都要這樣子睡嗎？會擔心啊，不知道生活會不會都這樣。我應該可以知道他的困難，但去到親密關係的時候會覺得，欸，我碰你你也會不爽耶，我們在一起你不想耶⋯⋯還是會很疑惑啊。」 

「那個親密關係的質會改變，互動模式會改變，生活模式會完全改變，那個東西會持續一段時間，不會很快，但是也沒辦法急。然後跟他在一起的時候不會有開心的事情，當然不是說長期都會很不開心，而是作為伴侶，知道能做到的事情不多時，就會很疑惑，就是感覺到『我無效』。」

當記憶裡面還有記憶，憂傷裡面還有憂傷，那時候的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正在經歷的是什麼，既沒有生存手冊可以翻閱，也不知道這種狀態將持續多久。徐思寧有位重度憂鬱的朋友以前問過她，「感受到底會不會殺死人？」在徐思寧看來，她的丈夫在探索同一個問題，只是他不怕死。

「我沒有經歷過，但我覺得那應該是一個很可怕的感覺，你不知道盡頭是什麼，也不知道有沒有盡頭⋯⋯」 在某些懷疑自己幫不上忙的瞬間，徐思寧甚至困惑，「沒有開心，為什麼要在一起？」「我是不是那個可以陪你度過難關的人？」但冷靜下來，她察覺三郎其實也在努力，也有進度，只是這種進度本來就是慢的。 

她也運用一些方法去調適，像趁著出門買菜時透透氣，讓自己繃緊的神經放鬆一下，或者向她的父母、姊姊傾訴。陪伴者也需要陪伴者，畢竟她沒辦法把她的壓力丟回三郎那裡。「然後我也沒有想過要在他最困難的時候離開他吧，那就再撐一下！」說完，一起接受訪談的兩人同聲大笑。 

三郎從前的失憶其實相當接近心理學對於「解離症」的描述，那是一種遭受巨大創傷之後的心理防衛機制，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被擊垮、精神崩潰，大腦自動將痛苦的記憶、感受甚至一部分的自我排除在意識之外。以前確實有時候，三郎覺得自己看什麼事情都像在看電視一樣，「我知道裡面的人在哭在笑，有生有死，可是都跟我無關。就算發生在我身上，我也感覺跟我無關。」 

但解離症並不是永恆的百憂解。心理學上的說法是，如果一個人麻木了，雖然不再感覺到痛苦，也阻絕了感受到正向感覺的能力，如此一來，在很多興趣和喜好上的興奮、喜歡感也會降低，且人跟人之間的相處需要情感連結，麻木可能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更傷害一個人去愛人的能力。 

人有時候更必須憑藉直覺、感覺去辨識什麼是安全可靠的，就像神經系統損傷的人，手碰到火時沒有感覺，以至於常常燙傷。「如果受害者麻木到解離的時候，就會再度落入危險的情境裡，可能再次受傷。再次受傷之後又會覺得，原來世界真的非常非常危險，我不要再跟世界有任何連結，然後就更封閉自己。」心理諮商師鄧曉平這樣分析。

三郎也曾想過，讓自己麻木有什麼不好？「我也蠻想要的，就是好像沒有任何困擾，但是也很疑惑那我還活著幹嘛？因為就別人的人生啊！如果我可以是連續劇裡面那個角色的話，我幹嘛還要是這個角色？」 

這就是為什麼恢復記憶的這一年半以來，走過這一遭，即便非常痛苦和不舒服，三郎覺得做了這件事，他感覺很「踏實」──「那種踏實就是說，這是我的，這是我的人生，沒有人可以否定我，否定我發生過這些事情。」 

對於這幾年才開始正視、處理幼年受害經驗的艾可來說，最令她痛苦的也是自我認同的問題。創傷形塑了人的一部分性格，在艾可發現創傷造成的影響以前，她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什麼時候的她是真正的她，繼而感到緊張、困惑，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面貌活著。 

「我有點難接受那些曾經有過的『瑕疵』都是我自己，我不太能接受那些我不想要接受的不堪，其實都是我自己的一部份。就是很想刪除那些東西，但它還都是我自己。」

即便到了今天，艾可仍然會想著，如果沒有發生性侵的話，她會是什麼樣子的人？可是生命沒有這個如果。這正是艾可的艱難之處──她不想要這個創傷，但她若不去看清這個創傷，也就會看不清她自己。 

但復原之路不會白走。如今的艾可已經比從前好了很多，在Teresa和其他幾位朋友的陪伴下，她不斷整理、不斷抽絲剝繭，直視傷害核心，漸漸明白自己什麼時候以及為什麼會出現一些身心症，而能夠去辨識情緒和壓力來源時，似乎就不再那麼恐慌。 

艾可也意識到，復原這條路真的得完全投入，並且將掀開創傷後的所有情緒、影響都視為正常狀況。在揭露受害經驗以後，她曾經有過一段很沒有「未來感」的日子，感覺自己一無所有，但那個時期也過了。 

「走到這邊，我覺得這些波瀾都是必須要發生的，一定有比較好、一定是好的⋯⋯我覺得我現在還沒有真的平靜，但我有把握的事情就是，我知道這個也同樣是過程的一部份。我只能夠相信我自己會變得更好，這樣子而已。」

以下為陪伴者群像。只要懷抱同理心，任何人都可以成為陪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