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前，陳健民自中大退休；入獄326天，讀了50本書，第一本就是《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他大學時受台灣的美麗島事件影響，開始對台灣民主化歷史好奇，讀完這套書第三冊《民主的浪潮》後，在扉頁寫下「驚心動魄」。閱讀讓他感受不到監獄高牆，身為教育工作者，他也準備組織學者，協助關押的年輕抗爭者完成學位或繼續學習。

《報導者》採訪陳健民，並整理他於中研院工作坊分享的英文簡報「香港2019自由之夏：在歷史脈絡下的個人反思」和Q&A問答。以下為陳健民接受《報導者》專訪紀要，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

得知港版《國安法》通過，心情像從小監獄進到大監獄。

我多年來往返大陸與香港兩地推動公民社會，在大陸期間，精神總是繃得很緊，在高壓環境下工作，但每當回到安全有制度的香港，感覺就放鬆下來。《國安法》通過，心中那股安全感立刻消失，又回到在大陸工作的感覺。

身邊朋友們的反應比我更強烈。反送中期間，許多年輕人被當街攔下翻包，看到身上帶著文具刀片，就算目的不是傷人，仍被捉走。當我和朋友們在通訊軟體的私人群組聊天，有人說道，這麼一來，他辦公室裡的「危險物品」可多了。這是玩笑話，但立刻有朋友回覆「你最好delete（刪除）吧」。

這狀態像在大陸，一層一層地，先把主流媒體控制起來；接著是比較大的網絡，例如從前還可以在微博討論問題，現在已經不行；第三層是微信，在群組裡講話也給抓了，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都受控制。港版《國安法》還沒實施，身邊的人講話就已經很小心，中產階級談著移民、談怎麼把錢放到離岸銀行，人心惶惶就是這種感覺，比坐牢苦多了。

我這個剛出獄的，反倒是最積極樂觀鼓勵身邊朋友的人。獄中只能看到TVB電視台，看不到反送中實況，我除了看書，還每天慢跑，跑步時不想家人、不想政治，只專注在身體上，300多天跑了700公里，結果現在我身心狀態比朋友還好。

這讓我想起政治社會學家對於「寡頭的鐵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在民主化運動中是否不可避免的辯論，《政治社會學導論》有言：

「一位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可能認為，任何形式的寡頭政治都該受譴責，應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但是，允許各派系之間競爭和形成異議組織，卻常因內部衝突而變得虛弱，以致無法在更大的社會群體中實現目標。」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我認為是個奧妙進程（mysterious evolution process），仍需研究。我這一年不在外面，還不太有把握能釐清原因，但初步猜想，佔中可能是個轉變的分水嶺。長期帶動社會運動的泛民主派，在佔中之前的動員能力受到懷疑，發起佔中的學者、學生與宗教人士也不是泛民派成員。再說，大型運動當中有許多多元思考，由單一大台領導，容易產生矛盾。而學生與學者組成的鬆散領導層，從是否與政府談判、退場時機等，內部都出現很大分岐，後期也出現「拆大台」呼聲，這都可能促使人民思考不同的動員形式。

勇武派走出自己的空間，卻不去否定和理非的運作方式。多數抗議者仍支持和平抗爭，但最近的調查發現人們同情暴力示威──儘管約40％的受訪者認為暴力程度過高，但有56％表示他們了解人們為何訴諸暴力；約72％的人認為警察使用過度的武力，一半的受訪者堅持認為政府應對暴力升級負責。

勇武派與和理非不攻訐彼此，而是相輔相成。「和勇不分」是反送中最有力的口號之一，也是這場運動最美麗之處。

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也從1980年代的「香港中國人（Hong Kong Chinese）」漸漸往「香港人（Hongkongers）」的光譜移動。當中國大陸與香港間的邊界日趨模糊，並試圖將《逃犯條例》強加給香港，這在香港人間產生巨大恐懼。北京主導的警察鎮壓日漸加劇，更進一步削弱逐漸淡薄的中國身分認同。

台灣與香港向來有很多互動，與其說彼此學習，更像彼此刺激。2003年香港七一遊行後，台灣人看見香港公民社會50萬人上街遊行，反思台灣似乎還沒有這樣的能量；雨傘運動中，學生看到台灣太陽花衝進立法院的經驗，認為佔中三子太慢了，年輕人要走到前頭去，不給中年人帶動。香港反送中運動，也對今年台灣總統大選造成影響。

高雄人上週末（6月6日）成功罷免市長韓國瑜，罷免行動中喊出「光復高雄」，可見到反送中「光復香港」口號的影響。而這次罷免案給香港年輕人的感慨是，台灣能行使公民權，和平地將心目中不適任的行政首長拉下來，而香港回歸後，大家喊了多久的董建華下台，還有梁振英、林鄭月娥下台，依舊沒用。

在獄中閱讀《百年追求》，帶給我很多省思。出獄後我舉辦一場400多人參加的線上讀書會，主要談這套書，很想把台灣歷史經驗跟香港人分享。

台灣的地方自治，是從日治時代開始，林獻堂等人領銜遊說日本政府、成立台灣民眾黨逐步爭取來的。台灣的民主人士從不放棄藉參選挑戰專制，我也鼓勵香港年輕人參加選舉。就算可能遇到政府威脅打壓，卻也因此讓民眾看見政權醜惡的一面。希望香港人有長遠的眼光，爭取民主不是一蹴可幾，要帶著希望堅持下去。

相對其他西方國家，台灣為香港抗爭者提供較多庇護，也是反送中後香港移民潮的熱門地點。我觀察，不少移民者是將台灣作為一個「太平門（安全門）」，拿到居留權，但仍留在香港工作、抗爭，非常危險時再到台灣，少部分受人身安全威脅的港人才會在台灣直接落地生根。

早年移民加拿大與澳洲的港人社群，現在會透過捐款、遊說影響當地政府對港政策調整等方式，支持香港。這是非常重要的網絡，在台灣定居的香港人，未來也可朝類似方向發展。

對不打算離開香港的人而言，台灣可作為一個喘息之地，像是在台灣選舉期間來觀摩有品質的民主，不然去貓空喝茶、去書店看書，深呼吸再抗爭也好。

港版《國安法》上路後，我想部分香港人的抗爭會逐漸轉為多元領袖領導。勇武派可能轉入地下化，甚至組織性更趨嚴密；另一方面，年輕人開始組新的工會組織，為未來的罷工、選舉和其他行動做準備。

其他的香港人，可能會以「每日抗爭」進行抵抗。像是香港的「黃色經濟圈」，就給人們在日常消費中表達其政治立場的機會，我們家每週都會在一些黃店餐館用餐2至3次。

而在今年的六四，我從網路上看到有遍地開花燭光悼念晚會的消息。今年港府是禁止六四集會的，我心裡也很糾結，畢竟面臨被逮捕的風險。但到了傍晚，成千上百的人湧向維園集會，我住的沙田社區，大家自發性在河岸組人鏈，拿著蠟燭一起唱歌、喊口號，那真是我在沙田居住的人生裡，看過最美的景象。

在這個活動開始前2、3小時，我才接到確定的集會訊息，人們也才慢慢開始聚集，我覺得這也可能是未來的「每日抗爭」活動形式之一，可以很突然，形式也很多元。

這麼一來，我們就看到幾種不同的抗爭趨勢：愈來愈多市民團體更具組織；去中心化的「每日抗爭」則持續落實在大家的生活中；這些組織與活動，會依靠網路來號召。

現在許多抗爭者被起訴，不乏質疑司法體系對示威者不友善的聲音。我不會說香港已經完全沒有法治，但和抗爭相關的案件，會發現有些法官不再遵循穩妥的法律觀點去審判。就算他們沒受到北京的指導，這些法官已開始變得非常保守，他們的心態也影響了判決結果。

我出獄後，陸續和被檢控的抗爭者分享獄中生活，讓他們有所準備。也寫了不少自己在獄中的想法、讀書的看法，即將出版成書，獻給那些在抗爭中被捕的年輕示威者。

除了適應獄中生活，我認為被捕年輕人更迫切的，是正規與非正規教育的維繫。我有個非常初步的想法，希望建立一個平台，協助坐牢的年輕抗爭者完成學位，同時把學者組織起來，與獄中的抗爭者通信，幫忙他們學習。非正規教育部分，或許可為這群年輕人開書單、籌錢買書，讓他們不要中斷學習。

我不會過度樂觀，但香港跟中國是不同的，我們必須反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