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9日，100萬香港人上街的熱情，讓我有一度相信和平遊行可能真的有用，或許可以改變政府的意向。我看過一篇文章說，如果整個人口的5%去推動一個政策或一個遊行的話，其實成功機率是大的，而100萬人已經遠遠超過香港人口的5%，後來卻也沒有用。隔天凌晨，特首林鄭月娥的回應是「感謝你們出來表現香港還有遊行的自由」，然後繼續堅持她的（送中）政策方向。

6月15日，我在現場看到梁凌杰在金鐘太古廣場高處掉下來的景象。其實有一點矛盾，因為前一晚還在跟大家討論如何公民抗命，我們在討論抗爭用的手段，例如假跳樓來堵塞道路，就像以前在皇后碼頭保育之爭時人們用鐵鏈把自己綁在柱子上，所以當我們第一眼看到梁凌杰站在高處的時候，我們覺得他是不是要做昨天那些討論的事情。我們坐在對面的花園看，他站在那邊滿久的時間。當他真的掉下來那一刻，我呆在那邊，整個人不知道怎麼反應。

事情發生幾天後，有一個跟我一樣大（20歲）的女生，寫好遺書也跳了下去。她和梁凌杰加起來的衝擊讓我很崩潰。你能想像一個年紀跟自己一樣大的人，因為需要控訴政權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對我來說，當別人用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控訴這個政權的時候，我感受到和平這條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7月1日那天，一群人撞破了立法會大樓的玻璃門，儘管知道現在做的這一步可能會被捕，但還是把生命豁出去。我也跟著進去了。

進去以後就有人在牆上寫下「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時代革命」等字句，我們的感覺是，終於有一次做成功了。後來，有人堅持說要在立法會裡面留到最後一刻，我在現場聽到他們做決定時，我就拿起盾牌跑去最前面，跟他們說：「你們要留到最後，那我就幫你們擋，擋了多久就是多久。」那個團結精神真的是很感動，是全部人的團結，不是一個小隊的團結，對我來說就是大家齊上齊落真的實現了。

因為在之前的遊行被抄下身分證、進去立法會的時候又留下證據，很擔心被捕，有人提出其實能來台灣這邊避一下，所以就跟著他們過來了。我有來過台灣4次，就是旅行而已，但是來這邊生活真的是兩回事。

最初來這邊，精神還放在香港那邊，所以除了真的有必要買東西吃才會出來一下下。每天都是待在家裡看直播或是看手機，那時住的地方比較偏僻，不熟悉就沒有出門。

頭一、兩個月，我們還曾經被在台灣的香港人騙到台中，跟著人家到台中才發現好像被人家利用。他們應該是想要利用你去做一些經濟上的操作，可能是利用流亡者來募款，或是跟一些政黨去談判。他的說辭是請你幫忙建立在台港人的軍事訓練，幫他做一些事情，後來因為有跟其他機構接觸，發現他們那種說法不對勁，所以我就逃出來了。另外也有香港的女生被騙來台灣，要她們去開記者會，假裝是性暴力受害者。我只能說，每個地方也是有壞人，樹大有枯枝。

馬同學出事以後，我有透過不同的渠道公開向在台灣生活的香港人說，「要好好注意自己的形象，因為你在台灣做任何事情也是一種外交，你代表了香港人的名號來這邊，那你就不要讓這個名號蒙羞。」

我聽過一些台灣的朋友對香港人的評價，覺得很傲慢、很自大、看不起人，以前的印象建立下來了，現在要打破也很難。我阿嬤就是大家很傳統印象裡的香港人，什麼都很往「錢」看、看不起人家、覺得自己很厲害，所以從小我就很警惕自己不要成為這種人。我最近也被台灣的朋友說我不像香港人，因為我比較像是一個利他主義者，不是利己主義者，我不會把自己看得很重。

其實我來這邊也是滿挫折的，那個挫折是來自香港人的。剛來到台灣，沒有人站出來向這邊的機構交代，所以我那時候就自己站出來向不同人求助、協調，看怎麼樣可以幫助到我們。然後就有人說，「你這麼積極，是不是想騙錢或者拿利益？」香港人本來競爭的心就是滿強的，做到這個位置，總是有人想把你拉下來然後取而代之。大家還在爭權的階段，說「我覺得你這個做得太超過，我覺得你這個做得不好」，有人用攻擊，讓自己獲得聲量。

以前抗爭者就有很多內亂的東西，內鬨也是有一點，但是因為之前（外部）誇張的事情比較多，大家沒有在管，前陣子運動冷下來了就開始浮上檯面。我是覺得抗爭者本來就是很少的群體，不應該還有人在那邊分化，團結起來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如今在台流亡者的人數遠比我們預期中少很多，我有透過一些政黨去問，他們說實際上的數字可能不超過100。我是清楚滿多人回港後，繼續在香港抗爭，可能有被捕，也有沒事的。

離開的原因，一方面香港的衝突情勢也因疫情變淡了，一方面是在台灣還是沒有歸屬感。抗爭者在台灣短期內沒法完全適應，也找不到居留的管道，雖然保護傘餐廳在台灣開張了，但是裡面也只有一個流亡者有全職身分。目前能在台灣拿到學生簽證的人，也是少數。

而且，台灣政府這邊處理簽證審批的時間有點長，程序有點慢。如果到外國去的話，香港抗爭者有既定的難民程序可以走，但是在台灣沒有。我自己來看，台灣這邊已經（開始建立）一些既定的程序來走，他們本來不用管這塊的事情，但是他們也是很努力地去處理，其實我是滿感謝的，但是可能工作量實在太大，沒有辦法負荷這麼多人的審批。

以我個人來說，我要求自己拋除香港的視角去看台灣的社會，你不能喧賓奪主，因為你人在台灣，台灣政府還是需要優先處理自己人民的需求。

我覺得我來這邊要融入到台灣的社會，而不是只是待在抗爭者的小圈子裡面。這也是我對香港人移民來台灣的看法，不是說要設立香港的特區，讓他們去維持自己的小圈子，而是要融入整個台灣社會，尊重這邊的文化。

香港人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只要你是反政府、抗爭者的話。尤其經過理大事件跟中大事件那個時候，大家對於死亡的距離感覺很近。說難聽一點，我突然被人家殺死，也是有這個可能的。

雖然說我很怕，但我更怕香港成為下一個新疆，我真的滿怕有這一天。我去過新疆，一條大街上面看不到兩邊的景色，因為馬路兩邊都設立一個牆，整條路都是紅色的，牆上都貼滿讚美共產黨的海報。而且令人反感的是，他是用維族人的語言去寫「共產黨富強」之類的口號。

我之前看過一本書叫《狼圖騰》，它是講那個知青的時代，中共如何派人去侵佔一個不屬於自己民族的地方，去同化草原上的人。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你會看到香港一直走在同樣的路上。

現在香港口號也從「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變成「香港獨立，唯一出路」。我們有討論過這口號，因為「訴求」的話是我們認同這政府，我們要去向它求，一個低姿態者對高姿態者索求，這在潛意識裡會影響到自己身分的定位。

現在中共直接把香港吞掉，立《國安法》，在這個情況底下，你還要跟中共再求什麼東西？大家覺得我們不能向他們再求什麼改革，向政府提出訴求不是能解決事情，我們只有脫離這個政權的控制；沒有話語權、控制權的話，何來五大訴求？所以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話語權直接拿過來，現在是得站起來對抗整個極權。

我來台灣不是代表我放棄了香港抗爭，只是換了一個後援的位置。如果真的有一天，在香港的抗爭者不能再上街發聲，那只有靠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繼續替他們發聲。

現在不同國家的香港抗爭者正在討論如何在外國支援，打國際戰線。例如美國或是加拿大，他們接觸那邊的國會議員，有一些人每天都寫信給議員，持續半年不停地寫，希望他們能回應香港的事情，幫助發聲。

在外國，如果要跟一些政黨去結合的話，背後要有一股勢力存在，說白一點就是選票。如果香港人能組成一個平台，你的選票就是你談判的籌碼。在美國、加拿大這些地方，香港人的政治力量比較大一點，因為那邊已經有很多的組織，但是在台灣還沒有。我沒有在台灣看到任何的派別成立出來，台灣的港人跟台灣沒有利益的交流，只是我們單方面的請求。所以未來我想做的是在這邊成立屬於香港人的組織，真的是用社團法人的模式去做。

現在如果不要太悲觀地說，我覺得局勢是滿好的，沒有說特別失望：全球對中共的反感很高，加上武漢肺炎的關係，中國也面臨很多債務的索求。所以當他加大對香港的打壓力度，會更引起國際的關注。

我們也正在做一個計畫，是由香港人編寫屬於香港的歷史、抗爭史，從以前1997寫到現在。國際上的香港人要寫這十幾年的歷史，因為我們能預期，香港的歷史其實會像六四一樣被改寫。我們朋友裡有一個稱之為「史官」的人，他一直在研究不同國家的歷史跟文化，我們想從歷史找我們未來該走的路。借古鑑今，如果有一天，香港真的不是我們能待下去的地方，我們如何像猶太人那樣，把自己的文化保留下去？

引用歷史來說，香港民族的未來會走上猶太人流散之路，香港的現在是處於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而香港這個家會逐漸變得像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