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歲抱著「教育大三通」想像赴港，在香港大學就讀經濟系，那時的江旻諺曾經想望在亞太金融中心成為一個有競爭力的青年，進入一個大市場，卻沒想到意外搭上香港本土政治認同的追索之路，成為港大學生會重要刊物《學苑》的副總編輯，也是第一位進入《學苑》的台灣人。他在香港4年，經歷傘運，跟著香港青年一同探索中港之間的矛盾；也開啟「轉譯者」角色，將史明、公民抗命等經驗分享給更多香港人，在反送中期間不斷串起台港兩地人脈。
到香港讀大學的台灣學生，從10年前的不滿百人，到2019年突破千人（註）。台生赴港念大學，多數是提前拼履歷，畢業後進入香港金融圈與商界，或以香港為跳板到他國發展。但24歲的江旻諺返台後成為「台灣公民陣線」及港人在台公民團體「香港邊城青年」發起人之一。像他這樣有著雙邊經驗的在港台生，在這些年香港劇變的過程中察覺了什麼？又在努力什麼？
以下為江旻諺接受《報導者》專訪紀要，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
我高三那年（2013年），到中港澳升學是很熱門的議題。香港的大學很積極招收台灣前段班學生，以港大來說，每年10月就會到台灣的高中舉辦說明會，學生可以先提申請，學測成績出來再面試。我去了說明會，但當下懵懵懂懂，沒遞申請書，不過篤定的是，若想到海外升學，家裡沒資源讓我去歐美國家。
雖然後來也面試上台大社會、歷史、哲學系，這些其實是我更感興趣的，但最後沒去讀。那時對生涯規劃有自以為務實的考量，不確定念其他人社科系的前途在哪，一度抱持「教育大三通」想像，認為台灣還是得跟中國有互動，而香港是個靈活的位置。在香港讀經濟系，未來就留在那裡的金融或商業圈。
去香港前，我沒有帶著很強的、一定要做些什麼的執念，反而是到那裡後，漸漸摸索出自己想做什麼、不做什麼。捲入香港社會運動，也是自然漸進的過程。
我高中時參加台灣科技部辦的「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因為營隊朋友開始認識華隆罷工、大埔案，但沒像他們跑得那麼前面。太陽花運動初始，我在學校辦反服貿論壇，也和人社營朋友去反服貿遊行，但那時就是圈外人，對社運人際網路不熟，想關心也不知道從哪切入，直到去了香港。
加入編委會，要通過兩輪面試，學長姊把第一輪面試辦在金鐘的陸橋上，圍一圈漫談香港社會與政治，底下是滿滿的佔中人群。2014年開始，香港年輕人對台灣處於「模仿和競合」的狀態，他們問我許多太陽花的事，現場最多的討論是：為什麼人家進得去立法院，我們進不去立法會？
第二輪面試，我被問到：「如果中國民主化，台灣要不要跟中國統一？」我當時回答，民主的目標，是要達成一個共善、共同成長的社群，這社群有歷史積累的過程，但我們不曾跟中國人討論或經歷這些，所以我認為我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已經走過需要爭論這件事的階段，我們支持中國人要有民主，但已不帶著大中華主義心態。但在那時的香港，中國民主化還是滿主流的討論，香港老一輩談一國兩制，背後意義是民主回歸，香港應該引領中國走向民主，50年不變，是因為中國可以追上香港。年輕一輩則認為要認清現實，就算中國民主化，香港還是要做自己，無論高度自治或獨立，都要有自主自決的權利，一個民主化的中國若帶著強烈的狹隘民族主義，對香港很危險。
台港就像站在歷史鏡像的兩端，香港人這幾年抵抗中國因素入侵，會對照台灣歷史，看能做些什麼。香港朋友對台灣人的好奇，比台灣人對自己的好奇還多。
港大學生會是獨立於學校外的法人組織，歷史與財源都很雄厚。《學苑》每年有相當於新台幣100萬元的預算，一期能印6,000本，內容包括新聞、專題、文藝與專欄，也會將文章輯錄出書，媒體常跟進我們的內容，對香港社會有影響力。
我和另一位同屆台灣同學，是《學苑》創立60年來頭兩位台灣成員。多數台灣學生到香港念書，都是為了投身金融界，加入《學苑》是風險很大的事。那位台灣同學是文藝版編輯，既打算進金融業，又想做刊物，於是用筆名寫文章，非常低調。
我和《學苑》夥伴會到運動現場採訪，像是反水貨客、港大副校長任命事件、傘運後流動式佔領的「鳩嗚團」等。苦惱的還是因為語言問題，得靠同伴不斷幫我翻譯，無法在現場有所發揮。於是他們寫新聞，我寫評論，內容包括討論中港澳關係，比如2014年的香港，對中國都稱「內地」，我就寫不要講內地、大陸，應該要講中國，這是香港宣示自己作為一個主體，可以在意識上最清楚的表示。現在很多香港人已經不講內地，改稱中國了。
我創了一個專欄，邀中港台同學針對同一議題發表意見。為凸顯不同體制下長大的年輕人有哪些不同思考，我會標註作者的地域身分，一位我邀稿的中國學生，堅持要我用「大陸」標註他，不能用中國。這位朋友支持民主，送過我中國自由主義的書，但我們來回1萬多字的email溝通無效，他最後寫「我很抱歉用飛彈對著你們，但我不會退讓」，就撤稿了。在中國民族主義情懷下，就算對方是自由主義者，對維繫中華民族想像的價值選擇，遠大於支持香港與台灣的自由民主。
我們這屆《學苑》幹部，從上任開始就反覆討論要不要繼續探討香港民族的概念。前屆都已經在《香港民族論》中討論這麼多，還有什麼可以談？
台灣的大學刊物，較著重藉由訪談探索多元小眾議題，我曾試著在《學苑》這樣做，但當時的狀態完全不允許，因為我們一定得回應運動現場的情緒，要讀很多理論，試圖解釋香港現狀，不得不去思考時代感很重的問題。學者沒做，就是由學生來做。
我不斷被《學苑》夥伴帶進運動現場，這群香港學生，每天都在回答自己和上一代有何不同。這個命題在台灣沒那麼迫切。台灣比較安逸，也比較幸福，但這其實是我們要想清楚的。
我比較沒有語言天分，一些台灣同學大一就會講廣東話，我是到大三，某次和香港朋友吃飯，發現他們說的笑話我聽得懂，才感覺「啊，終於落地了」。
雖然到大四才講得比較流利，但會講廣東話，對事物理解就不用隔一層，也能夠真正從對話中接收訊息，不管是與香港人相處，或是我觀察香港人，至少我可能同步接收到資訊，特別是在工作會議中不會慢半拍。另外，會講廣東話也才真正能夠參與決策，而不全然是被諮詢的角色。
這讓我從一個觀察者走進社運圈，不過這個時候，香港的政治氛圍已經沉寂下來。
低迷氣氛持續到2019年初，那時我已經回台灣，和一群公民運動者成立「台灣公民陣線」。1124剛選完，很擔心隔年總統大選會是親中政權上台，我們進行社會對話，那脈絡比較接近台灣要救亡圖存。
有朋友提醒我留意《逃犯條例》，但說來慚愧，起初我的反應是「中國又來了」，當然難過，但中國什麼手段都不意外。結果6月9日百萬人上街，那瞬間真是有種搖滾感，等你們這麼久，這麼多年輕人倒下，香港人終於醒過來了！台灣NGO對這個議題的動力都很強，我透過台灣公民陣線把大家一起拉進來呼應。
繼平是《學苑》前總編輯，也是大我兩屆的學長，很穩重、思路清晰，是在香港學者的缺位下，為香港年輕運動者提供論述的核心角色。他除罩讀宣言，我們很訝異，覺得有點不像他，但如果沒人出來定調，這場運動就很容易被抹成暴動，於是他去補位那個角色，讓五大訴求成為運動的核心。
其實那天討論要不要衝立法會時，我心裡想，當時沒有要二讀什麼法案，衝進去也沒什麼議程能作為槓桿施力。但當繼平讀完宣言，我真覺得那意義非凡。
七一之後，民間團體接起港人庇護工作，幫忙找資源、找錢，但沒有法源與公權力，很多事無法協調。對庇護機制，我們起初想修訂《港澳條例》，使其準用《難民法》，不過無論台灣或香港端，都清楚其中的爭議。各團體協商後，最終只喊出「庇護機制，刻不容緩」。雖然民進黨等政黨有連署支持，老實說，沒喊出具體的庇護機制要怎樣，對民進黨的壓力很小。
我實際能做得最好的功能是「轉譯者」。台灣民間跟香港聯繫很深，很多人都待過香港，我剛好近期在香港生活過，能幫忙快速溝通，讓兩邊較不會造成誤會，誤會也較不會造成傷害。
所謂轉譯，包括觀念上的轉譯，像是對港人說明台灣政府的對港政策，但主要還是把台港之間的人際網路牽起來。傘運時曾有在台港生想站出來，但這個脈絡在傘運結束後完全消失。去年6月，在台港生成立關注組，為了不讓這波更大的能量散掉，大家決議成立在台港人公民組織「邊城青年」，我也和他們一起。
邊青成員30人，約20到30歲，有學生也有社會人士，共通點是對台灣政治場域陌生、沒有社運經驗的素人。我和邊青的互動有點像在培力，從辦遊行的行政程序，到議題的回應時間點、背景研究、想口號、模擬記者的提問、與其他NGO串連等。畢竟他們將成為在地社群一分子，而我從香港接觸到的政治論述比他們多很多，提供這些概念是我該做的。
我會參與一些決策，但不是全權主導，通常是他們有困難，我給意見，讓事情運轉下去，也讓他們和台灣的群體融在一起。過程當然高風險，港人會隱藏足跡，不留下任何指涉身分的文件。
現在邊青已不是素人，有成員想全職投入NGO工作，也準備立案。但成員還是有客人的感覺，覺得自己不能要求太多，要講讓台灣人喜歡的話，不能讓台灣人討厭。這麼一來，在台港議題探討上會容易打高空，光講我們要追求民主自由、台灣人很好，不會進到具體政策。這是不健康的，也不會彰顯邊青的主體性。
幾乎所有在台港人都擔心自己成為黨派花瓶，邊青也在每次接到邀請時討論很久。他們不希望在各種團體或政黨需要香港人時扮演一個香港人，而是在台灣議題、台灣對港議題中有自己的主張與分辨，並且有政策推進的效果。
這就會進入台灣的政治歷程，不再只是民眾支不支持「香港議題」而已。要朝這個方向走，需要足夠政治能量與研究能量，我不確定自己做不做得到，但會盡我所能協助。
今年在自由廣場舉辦的六四晚會，雖然無大台，但參與人數多了好幾倍，其中包括許多肅穆舉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旗幟的香港人，港人參與人數之多，是以往不曾見過的。
這些人當中，可能包括來台尋求庇護的香港抗爭者，雖然也有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在場，但那場合給我的感受，彷彿六四的主體被抽換，現在走在最前面抵抗中國專制政權的是香港人。
解封後會有更多港人來台，陸委會的人道救援方案，要盡速明朗化與落實，公民團體也已向政府提出具體的民間版庇護草案。台灣青年能做的，是串聯國際青年組織，和各國的港人社群合作，例如共同調查中國滲透的危機，對中國形成具體的政治壓力。全球已經牽起抗中的策略聯盟，台灣和香港，要一起站在最前線。
註：由於國人赴中國就學無須經教育部核准或備查，香港也沒有官方統計的台生人數資料，教育部直至2019年反送中運動時，才由教育部駐港人員向香港各大學校院調查在港台生情況，得知從2017到2019年，台生在香港就學的總人數分別為685、858、1,021人。而根據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統計，2010年在港台生人數為76人，9年來成長10倍，2018年突破700人。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