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數得出的朋友都來了台北。媒體界的朋友帶著採訪任務來，沒有採訪任務的自己創造了任務也來了。學界的朋友帶著一團一團的學生來，四處拜訪需要拜訪的人和機構。政界的朋友依舊如上一屆選舉、太陽花運動和大部分台灣的重大政治事件一樣，帶著自拍桿來了。剛走馬上任不到半個月的新區議員們，組了個團來。

走在凱道聽到廣東話。走在競選總部聽到廣東話。走在西門町聽到廣東話。走在華山文創區聽到廣東話。

都說香港的事情給這一次選舉帶來巨大的影響。蔡英文原本岌岌可危，要不是香港這一次運動，她的民望都不會回升──這個說法似乎成了普遍認知，但實際上還沒有任何可信的民調證明或者證偽這一點。

但是至少香港人明顯是對這次選舉非常在意的。台北的每一個角落都布滿了香港運動的痕跡。在台北地鐵站外，有穿著full gear的黑衣人舉著牌子，對台灣人說「我們只能示範一次」，照片傳得全網都是，顯然，說的是一國兩制。在每一個景點許願留言的地方，在布滿了塗鴉貼紙的路邊牆上，都能看到香港人留下的心願。在文創區逛街，賣筆的小店給人用來試筆的紙上，寫滿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在蔡英文的凱道造勢之夜，光內場就至少有三面黑色的光時旗幟，外面更多，香港人會循旗而去，盤踞在旗幟下面，整晚其他需要喊口號和互動的其他時候，他們相對更安靜，而當螢幕放出跟香港有關的影片、蘇貞昌把美麗島和香港運動的照片放在一起打出來時，場內各處傳來了幾團節奏不一樣的齊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民進黨在選前濃墨重彩地渲染香港故事是可以想像的，而香港人對於這次選舉近乎切膚之痛的關切又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我們那麼關心這個選舉，所有人都要跑來看呢？我和好幾個香港人、台灣人聊過這個問題，大家都各有想法，但似乎沒有理出一個思緒清楚的答案。

我猜想當中是有某種面對一個共同的、巨大的陰影時，那種同呼吸共命運的情緒的。民進黨這次的宣傳策略「吃了香港的人血饅頭」這種論述，大眾並不陌生。但關鍵在於，很多香港人並不在意。民進黨哪怕就是「吃了人血饅頭」，又怎麼了呢？香港目前面臨的痛苦局面不是他們造成的，而這件事哪怕給綠營做一點應用，也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更大的傷害了。而從更實際的層面考慮，只有不讓一個親中的政黨和政治人物在台灣執政，才能保證那些可能需要撤退的、需要這個大後方的抗爭者，多一個可能的庇護。綠營執政的台灣未必算得上香港徹底的盟友，但至少讓香港人正在抵抗的那個龐然大物多一個共同的敵人。

而另一個令人哀傷的事實是，曾經那些在香港理所當然的自由空氣，需要來台灣才呼吸到了。一位香港人朋友戲稱，香港人來到台北後都「瘋」了。他們不戴面罩地自由喊著口號，警察也不會對他們呼呼喝喝甚至做更多，攝影者發現在人群中拍到人臉不會被人訓斥，生活好像又重新變回了以前自然、舒展的樣子。這些曾經在我城的自然而然，如今都一去而不知何時能返了。

在整個關於選舉的觀察和討論中，香港人對於自我的「在場感」非常地高。我也遇見了一些私下來觀選的中國自由派朋友。他們也聊選舉。區別在於，中國朋友的討論興趣在這次選舉的宏觀與微觀政治中，藍營與綠營、統獨之爭、民調、韓國瑜熱潮等，一如既往地帶著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與一般民眾都共享的那種特點：喜歡討論各類時政；而很多香港朋友，無論從哪裡出發，聊天的落腳點最終會回到選舉中的香港元素。

可以說是香港人ego很大，但是，這樣劇烈的改變和創傷，來到一個能夠共情的他者之地，很難不去傾訴。而我從台灣朋友口中聽到最多、最一致的一個說法是，看到香港的事情，內心真的非常難過，十分關注，但卻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能夠怎麼幫忙。

選舉結束之夜，我看見這樣一幕場景：蔡英文在當天滿早的時候就已經基本確定勝選，慶祝的人群填滿了民進黨競選總部附近。在會場拐角處另外一條街道的人群盡頭，有幾個full gear的黑衣青年在街道中間，站著的高舉著兩面黑色光時旗子，單膝蹲跪的立著幾塊牌子，上面印著幾張警察暴力的現場圖片，下面是一些說明的字句。他們就在那裡幾乎不動地舉了幾個小時。一些媒體、路人對著他們拍照，他們周圍聚龍的人群時不時會喊出幾聲口號。活動結束後，他們就分立到街道兩邊，依舊站著不動。

離開的人流如潮水一般從他們身邊經過，很多人停下來拍照，有的高呼粵語口號，有的大喊香港加油。有香港人聚集在他們身邊，雙手高舉，一手伸出五個手指，一手伸出一個食指。這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意思。離開的台灣人未必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但是很多人伸出手，和那些手掌擊掌。經過的不少不知是香港還是台灣的人，都淚流滿面，還有一個台灣人在那裡久久不願離去，不停地帶領人群用國語喊著：「香港加油！」而留在那裡的香港人就回應：「台灣加油！」一唱一和，此起彼伏⋯⋯

好多人說，這個畫面很感動，而我內心卻升騰起一股悲涼。一名中國朋友私下對我說，那些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的人，讓她想起了兩個字：「上訪」。而我不知何故想起了在香港街頭，展出著聲討中共的大字報但卻鮮有人問津的法輪功支持者。中國從1999年開始禁法輪功，至今已超過20年。Jill Li在講述廣東烏坎村事件的紀錄片中記錄過這樣一個鏡頭：一個從烏坎流亡到美國的村民，在紐約街頭舉著牌子安靜站立，呼籲國際關注烏坎，他身邊就是一個光著身子彈吉他的美國人，正在唱一些反川普的歌曲。遊客們路過，看看那位村民，有的跟他攀談幾句，對他表示關切，僅此而已，離開時也搞不清烏坎發生了什麼。烏坎事件不再是國際新聞，他用一生去關注的議題成為世界上眾多議題中的一個，烏坎土地、人的命運成為芸芸眾生中的cold case，而他成了紐約第五大道最孤獨的身影。

2020年台灣總統選舉的那一刻，恐怕是台灣對香港運動關注度最高的那一刻。而未來倘若運動終將無解下去，那這個議題、和不停訴說這個議題的人，會不會終有一天被日常化，被遺忘，甚至被厭煩？那些在街頭如雕塑般站立的青年，到時或許將成為在國際到處上訪的祥林嫂，或許將成為思想上的流亡者，或許就這樣日復一日站立，徹底成為運動的幽靈。

如果台灣朋友再問我能夠做什麼，我或許會這樣說，也不說什麼物質支持，就說一點記憶與情緒層面的東西：如果可以的話，請記住這一刻對香港的痛感，在未來的10年、20年、哪怕更久，請不要對那些青年的存在習以為常，請不要停止與他們共情，請不要忘記他們，請不要讓他們成為運動的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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