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移民世代,與香港的牽繫並沒有完全切斷,還有許多親友在港。我們關心他們的命運,也關心香港的命運,畢竟那是故鄉。」
目前在台灣居留與定居的港人約有9萬人。《報導者》調出移民署數字發現,2014年後,每一年新增移居台灣的港人超過5,000人。當反送中的怒火沿著鄉愁紐帶燒向台灣,這群離鄉背井在此生活的在台港人,是如何思考和行動?
6月16日傍晚的台北,《海闊天空》合唱結束後,在立法院前集會聲援香港反送中遊行的群眾排隊走向舞台,獻上手中的白色花朵與紙鶴。這份哀悼,是追思前一天在香港金鐘訴求撤回《逃犯條例》(又稱《送中條例》)修訂,墜樓身亡的梁姓男子。
獻花民眾排成長列,主辦單位估計,這場在台北的集會有超過1萬人到場。舞台一側的直播大螢幕上,香港破紀錄的「黑色大遊行」正達高潮,空拍畫面裡的200萬人看不到盡頭。
雖曾在2012年的反國教、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上街頭,何泳彤形容自己當時只是「路人」。她向來不是站在第一線的領導者,更不曾想過自己會在台上主持集會,對著萬人說話。
這一切,始於3週前的一份Google表單。
在中國文化大學念哲學與美術的何泳彤,因為喜歡台灣的藝文氛圍選擇來台念書。她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1997年出生,經歷北京慢慢收緊對香港控制的過程。她發現愈來愈多媒體為中國喉舌,書店逐漸看不到與六四、港獨相關書籍,中國意識型態滲透教科書,民選議員被DQ(Disqualify,被取消資格),她感受香港人的自由正如溫水煮蛙般消逝。
她擔憂的是浸在升溫熱水中而不自知的人們。「我在台灣的鄰居就是香港人,問他要不要研究一下《逃犯條例》,他說自己已經很久不管事了,我相信很多人有這種心態。」
隱私與安全度高的Telegram是香港人常用的通訊軟體,在台港生也有自己的Telegram與Facebook群組。5月底,條例將進入二讀的消息傳出,群組的對話框,一下子湧入對香港政府不按程序審議的憤怒。
得在台灣考期末考的何泳彤一度衝動想回香港,她後來選擇建立一份呼籲連署撤回條例的Google表單,傳給每個認識的人。
有人認為這又只是個網路集氣,但這股在群組沸騰的憤怒,迅速凝結出在台港生的團結,不到一週就有超過650人連署,不少港生回覆表示希望舉辦實體的聲援集會。「我起初覺得總有別人會做,但到了5月31日還沒聽說⋯⋯那我們就來辦吧。」
「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迅速集結,主要工作人員約60人,絕大多數素昧平生。在不同學校念書的組員,幾乎每天都在Telegram開會,討論辦活動的細節,並緊盯港府動作,做出聲明回應。
他們在台灣呼應香港的反送中現場,靜坐、陳情、響應罷課,將公開信送進總統府,總統府祕書長陳菊當面允諾保障所有在台港生安全。
愈來愈多台灣的大學學生會與NGO團體加入,提供人脈、經驗與資源。兩個星期後的6月16日,立法院前聚集超乎預期的支持力量,有熱心港人募資包了兩輛車,免費接高雄、台南共40多位台、港民眾北上響應;到不了現場的在台港人,則在各縣市自發舉辦集會。
「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與台灣公民陣線、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發布聯合聲明,譴責港府暴力侵犯香港人權,呼籲台灣各政黨與總統擬參選人應明確承諾「拒絕一中和平協議」,團結守護台灣民主自由。
去不了第一線,跨海聲援是否有用?她說:「要想的不是行動多有效,是我們能做多少。」
看到6月9日香港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的新聞,23歲在台港生阿豪的第一個感覺是:「幹,我在現場就好了。」
阿豪念影視相關科系,手上有進行中的接案工作,還有一個難得的作品發表機會,但想回香港的念頭,很快就蓋過一切。
「11號還在工作,怎麼拍都拍不好,一直想滑手機。心裡總不對勁,看到群組朋友都在討論反送中,覺得不對啊,我應該在那裡的。」
他的社運啟蒙在高一,先是從同學間的貧富差距感受到階級,接著關注反國教運動,「像是開了雙眼睛」。2014年的反東北案抗爭,他和朋友被警察包圍,突然和一位警察的目光對上,是他中學時很崇拜的球隊助教。
「一位特別尊重的人,突然成為你特別不尊重的身分,那當下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去看這個,該失望嗎?該尊重他嗎?」他的情緒無法排解,緊接著的傘運又是一次挫傷。
決定到台灣讀書,是為了擺脫那股受困感。他爭取機會拍作品,但都跟社運無關。「雨傘後不想看到政治新聞,覺得沒救了,無能為力了,抱歉,以後還是要找工作吧,在自己的事業裡,獲得一些⋯⋯嗯,」他語塞。
看到百萬人上街頭的畫面時,那種身在現場的迫切感回來了。找到人代班後,他立刻買機票,整夜沒闔眼,隔天一早飛香港。雖然他現在仍說不清究竟是自己需要香港,還是香港需要他。
612清場時,他吃了一顆催淚彈,視線模糊無法呼吸。那時大家都在往後撤,他大喊求助,有人立刻冒險回頭為他沖洗眼睛。視力恢復後,他也折回前線幫忙其他人撤退。「我只想單純跟大家站在一起,一個人倒地,我拉著他走,救一個人,就讓他少承受一個(被捕的)代價。」
97後世代認同的困境,也某種程度牽動年輕人留下或離開,未來要往哪發展的抉擇。距離香港很接近的台灣,成了他們思考的選項之一。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科長賴信任分析,2013年台灣放寬大學單獨招生港澳生,加上香港「三三四」學制改革後和台灣學制銜接,是港生來台就讀的拉力。2014年香港發生佔中事件後,來台港生人數也上升。根據最新統計,2018年在台港生總數為7,691人。
6月16日在立法院前集會的港生,主要是來台讀書的97後世代,不少人確實是因政策誘因與較低的生活成本到台灣留學。雖然中國也端出利多吸引港生,但他們認為,在台灣做研究有更高的學術自由,尤其人文學科,不必擔心踩到敏感紅線。
616當天,新竹念書的港生Pasu和幾位同學一起參加立法院前集會。Pasu在香港時就參與傘運等大型社會運動,認為香港立法會已被控制,體制內的民意管道發不了聲,唯一管道只有街頭。身在台灣,他仍要站出來表達立場,「(在台港生)很焦慮,我們都十幾二十歲,若往後回香港,還有好幾十年要過。」
台南大學戲劇系大一港生Charis,先在學校舉辦聲援活動,隔天又領著台南的聲援者搭車北上。對看著香港友人在街頭吃催淚彈、卻因期末考回不了香港的她來說,這彌補一些內心的愧疚感。Charis不戴口罩遮臉,因為期待香港會終會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一個可以放心回去的地方。
何泳彤的夥伴組員Katy在台師大念書,母親擔心她太活躍會被鎖定,影響就業。Katy這樣說服母親:「現在不出來抗爭,相同問題,以後只會花更多時間解決,我不要讓未來的自己後悔。」
「香港是我的家,總有一天要回,我(對香港的未來)有責任。」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19年1月發布調查報告,有34%的港人想移民或移居外地,最大推動因素為不滿香港政治爭拗太多、社會撕裂嚴重、居住環境擠迫。尋求較寬敞的居住環境、較佳的民主自由與人權,連續3年都是吸引港人外移的因素。
回顧港人移民史,六四之後,港人對香港前景感到不安,對一國兩制心生疑慮,連續5年、有逾30多萬人移民英國、加拿大等地,多數移民者社經地位較高,資金人才外流,撼動香港社會結構。但有些人發現移民生活不如預期,歸化取得外國護照後,又回流香港。
而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頭幾年,移民海外的港人人數下降,但隨後中國的移民政策、經濟、醫療、文化衝突、開放自由行等引發的中港矛盾,加上被陸客炒到買不起的房價,感到民主倒退等,讓港人再度對未來產生懷疑,移民人數出現攀升。
Ricky觀察,1997年的港人移民潮,解嚴不久的台灣並非首選,多是往美加、歐洲去。「這波移民的思維是,我對香港情況沒把握,所以出去拿個身分,之後還是回香港生活,多數家人也留在香港。」
受限經濟條件走不開的人選擇觀望,「能維持原本生活不變就好」。想不到這20年間,居住資源、醫療、社會福利逐步被瓜分,民生所需的小店與文化設施也不見。每次回香港,Ricky發現街景愈來愈陌生。
觀望後的失望,加上真普選遙遙無期,促使港人咬牙舉家移民。Ricky觀察,2014年之後的移民港人,許多是抱著不再回來的心情離開。
香港中文大學調查,最多港人想移民到加拿大,其次為澳洲、台灣。對照內政部移民署統計,過去10年來,台灣確實成為愈來愈多港澳人士的移民新熱點,並在2014年出現居留與定居高峰,當年超過8,000人;之後每一年在台移居的港澳人都在7,000人上下(編按:移民署自2016年起始將香港、澳門移居人數分開統計,2018年的台漂港人為5,238人。歷年移居台灣的港澳人士中,8至9成是香港人)。
榮寓冰室開張的2015年,碰巧遇上這波港人移台潮。「那時每月有2、3組香港人來店裡,問我對未來台灣有什麼看法,要怎麼開店、申請定居。」
並非每位港人「台漂」後都能一帆風順,Ricky也曾勸退幾類移民者:「有些人不會說國語、不了解台灣,只想找到一個暫時離開中共勢力的地方;或對自己為何選擇台灣、之後如何營生毫無概念,我都會勸他們審慎考慮。」
縱使移民他鄉,這次跨海反送中的聲援,仍看到不少在台港人出錢出力,甚至舉家上街頭的身影。「在我記憶中,這是第一次有這麼多在台港人發動串聯,」Ricky表示,許多縣市都有在地的香港人Facebook群組,以往傘運等香港的大型社會運動,各縣市會有零星聲援,但人數不像這次多。在他待的台南,就有60多位香港人在台南市政府前的迴廊聚集,響應香港百萬人大遊行。「還有在台灣旅行的港生特地來參加,我以為學生沒經歷過六四、七一遊行,對政治比較冷漠,但他們很清楚條例修訂後對香港與全世界的影響,讓我對香港的新生代改觀。」
港人聚在一起分享心情,擔心《逃犯條例》修訂後的骨牌效應:外資撤走,香港經濟加速衰退;北京將加大箝制力道,讓香港更不自由;擔心親友人身自由無法得到保障;擔心自己回鄉時得提心吊膽。
「我們這個移民世代,與香港的牽繫並沒有完全切斷,還有許多親友在港。我們關心他們的命運,也關心香港的命運,畢竟那是故鄉,」Ricky說。
6月9日,香港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那天,台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助理教授鄭肇祺搭了將近5個小時的車,從台東趕到台北參加「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於台北的集會,當天傍晚,再搭5小時的車回台東,「以一個公民身分參與」。
到家後,他寫下「今天,We are Hong Kong。來生,再做香港人」,以一個香港80後與人類學者身分,述說他眼中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轉變。許多80後港人轉載,認為說出心聲。
鄭肇祺出生的1984年,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定調香港前途的一年。他曾在香港、加拿大、台灣求學,從研究香港有機農業運動開始,進而關注環境、土地政策以及港人生活。
在香港讀中學時,老師培養學生的「祖國認同」,也帶學生參與香港的六四集會,因為認同國家、學習民主,都是成為公民的過程。他認為,香港80後成長過程,同時有中國與香港的身分認同。
香港人眼中的中國,長期是鄭肇祺人類學田野的一部分。「香港人一直看著中國,有人很愛國,有人喜歡去中國大陸旅遊,但發生在中國大陸的許多事情,他們不願發生在香港身上。」
而他發現,隨主權移交後香港社會的巨變,近10多年來,在土地、環保、政治等不同社會運動中,港人對香港的身分認同逐漸高過中國。「祖國」離80後愈來愈遠,到了90後,以在地認同自居的人更多。
他自己的香港身分認同也愈加明顯,「這成為讓你去做事情的理由。」
雨傘運動期間,他在台灣做博士班的田野調查,只能參加短短幾天,這讓他有強烈的遺憾與失落感。「對人類學家來講,參與傳承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後來在共學機構教一門『中國研究的反思』想彌補遺憾,但還是缺席了絕大部分的傘運。」
送中修例二讀的消息傳出後,鄭肇祺感到極為不安,「那種失去自由的恐懼感,許多台灣人感受不到。」6月16日,他再度到立法院前的集會現場,依舊以一個公民身分,在人群中呼喊「撐香港,反送中」。
身不在港,仍不願沉默的香港人,讓鄭肇祺認為跨地域公民社會的串聯與參與不會在短期內消失,一旦再受到壓迫與不公義,這股力量仍會迅速集結起來,帶來改變。
滿頭大汗穿梭在集會人群中的這位公民兼人類學者,這次終於比較沒有遺憾。
雖然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200萬人上街反送中後,在6月18日出面道歉,宣稱停止《逃犯條例》修法工作,但依舊未回應人民訴求的「徹底撤回條例」、「辭職下台」。
何泳彤當然無法接受,這個暑假回香港後,她將加入在地反送中行動,直到條例撤回。在台港生反送中的群組不會解散,但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很快就會在香港再見。
「台灣已經看到香港一國兩制的結果,若明年總統大選有候選人透露親中傾向,應審慎思考是否該給予支持,」何泳彤說。
除了和台南的港人集會聲援香港,Ricky也在榮寓冰室不斷播放香港電視台的反送中新聞轉播,不厭其煩地對客人說明香港情勢,以及《逃犯條例》修訂對台灣的可能影響。
「冰室」是廣州話的「冷飲店」,也是最市井的香港文化街景。Ricky在這間親手設計裝潢的小店放進了鄉愁,現在的香港,老冰室正一間間消失。
「香港變動太快,就算這次(《逃犯條例》修訂)擋下來,未來不知道還有什麼變數,」Ricky相信,反送中不會是香港人的最後一役,卻加強了香港人的自我認同與團結。「就是不想認命吧,你愈要把不平等的東西塞給我們,我們就反彈得愈用力。」
Ricky已投票選過兩次市長、一次總統,有的結果讓他滿意,有的讓他失望。「民主就是這樣,你投票支持認同的價值,也要承擔所託非人的後果。」
台灣人投下這票的權利,是香港人正在追尋的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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