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身材高大的藏人在隊伍中相當顯眼，他是「在台藏人福利協會」的副會長群佩。今年54歲、來台已24年的群佩，說話時帶著口音，不時放聲大笑流露出藏人的豪氣。談到他為什麼踏上流亡一途時，他掀開上衣，露出背部與大腿上兩個明顯的彈孔以及開刀取出子彈的痕跡。

1987年中共十一國慶前夕，群佩在西藏首府拉薩參加抗議活動，遭到前來鎮壓的中國武警打中兩槍。「那時候我以為我要死了，」因為失血過多失去意識的群佩，被朋友扛到拉薩的醫院，住了好一陣子才撿回一命。

在當局找上門前，他帶著尚未完全癒合的傷口，逃離西藏。跟其他流亡藏人一樣，群佩帶著鄉愁，離開了家鄉。

「我本來想去美國，但是花費太貴了，」當時群佩的朋友跟他說，來台灣只要去美國三分之一的錢，還有可能拿到身分證。他花了辛苦存的5萬元盧比（約新台幣2萬元），透過人蛇的安排買了本假印度護照，在1997年搭飛機來台。

剛來到台灣的群佩人生地不熟，靠著早他一步來台藏人同鄉的引介，才能進入桃園的紡織廠打黑工。不少像是群佩一樣在1990年代來到台灣的藏人，都是靠著前一批先行來台的同鄉幫助，才得以在沒有合法身分的狀況下，工作賺錢。

但那批最早來台的藏人，卻曾受到西藏流亡政府排斥，一度將他們視是為「叛徒」。

覺安慈仁說，這一批早期來台的藏人，都接受政府安排上中文課、職訓班，之後很多人都順利拿到居留權跟身分證，並且跟台灣人結婚，組成家庭。因為台灣的身分證上並不會註明「種族」，長期在台灣成長生活也讓他們藏人的特性漸漸淡化。

這批早期來台的藏人裡，不少都成功地累積財富離開台灣、移民歐美，但也有人融入台灣，散布在社會中的各行各業。

這個關係直到台灣在1987年解嚴之後，李登輝政府一改兩蔣時期的態度與流亡政府接觸，而有了改變。1997年李登輝邀請達賴喇嘛來台訪問，並允許流亡政府在台灣設立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流亡政府在台代表單位）。這些政治上的變化，改變流亡藏人對台的態度，讓台灣在1990年代後，成為藏人離開印度後選擇前往地點之一。

當時這些自行來台的藏人年紀都在20出頭，多數人因為在印度找不到好工作，但也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前往歐美國家，就先來台灣打工賺錢，賺到錢後再伺機前往歐美。

不少人像群佩一樣，依靠早期先行來台的藏人幫忙，才在台灣站穩了腳跟。1990年代後來台的藏人多數到桃園市打工，又因藏人習慣住在一起，當時在桃園工作的藏人裡，若有1位已經拿到身分證，會與其他幾位藏人共用，讓他們冒用身分在不同的工廠、工地工作。

群佩說，台灣社會大多聽聞過西藏人在中國的遭遇，工廠老闆大部分都會默許他們冒用身分打工，就算共用身分的情況被發現，只要換一個工作地點就可以矇混過關。

199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勞力密集的產業需要肯吃苦的勞工。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到台灣打工」的消息傳回了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區，不少年輕的藏人隨之而來。連接桃園市與新北市鶯歌區的桃鶯路一帶，紡織廠與電子廠座落的龜山工業區，成為了來台藏人工作的生活與工作的主要地點。

因為非法打工的藏人多了，藏人族群也被警察盯上。1999年有113位沒有身分的藏人，透過立委等協助向政府陳情。在2001年，包含群佩在內的藏人以無戶籍國民的身分在台申請戶籍獲得居留權；並且在3年之後申請定居、獲得公民身分。

這樣的發展吸引了更多在印度跟尼泊爾的年輕流亡藏人，透過人蛇的協助來到台灣。到了2008年，有130位無身分的在台藏人集體到中正紀念堂的廣場「自首」非法打工。在人權團體的協助下，政府在2009年修改了《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6條，讓大部分無身分的藏人獲得了合法居留的身分。

現在居住在桃園市桃鶯路上的藏人，大多都已經擁有居留權或是台灣身分證，但仍有少部分後期來台而逾期滯留的藏人，至今仍是到處打黑工、躲警察。

今年剛滿40歲的南佳（化名）透過親戚介紹，在2005年來到台灣跟當時與已經拿到身分證的藏人結婚，並且以依親的方式獲得居留權。但南佳的妻子在2011年流產後，夫妻倆發生爭執，妻子回印度娘家後就跟南佳斷了聯繫。

當時南佳仍是以外國人依親的身分在台灣居留，依親居留必須滿5年才可以申請入籍。南佳因為在這段時間曾經離境回印度，讓他當時並沒有滿足入籍這個條件。南佳合法居留權在2012年過期後，至今都沒有辦法拿到合法居留的身分。

南佳與協助他進行訴訟的「西藏台灣人權連線」以及「法律扶助基金會」的代表律師提出抗告。目前最高行政法院決定，南佳得以在最終判決出爐前，暫時在台灣居留。

南佳的朋友都知道他的狀況，常常會找他出去吃飯，或是邀請他到家裡一起用餐。南佳說，沒有合法身分讓他不能使用需要實名制的公共設備，他沒有健保、沒有生病的本錢。

「我沒有想過來台灣之後會變成這樣。」南佳只有在朋友要到外縣市旅行的時候，他才會搭著朋友的車離開桃園，否則他避免一個人出遠門。他沒有台灣人的朋友，因為他害怕跟台灣人說了自己的狀況，會惹來麻煩。

對南佳來說，這個在桃園市桃鶯路的藏人聚落，是自己在台灣的唯一依靠、庇護。

南佳在台灣過了將近10年的沒有身分的生活，寄住在朋友家中。因為不能合法工作，他每天中午才起床、晚上10點就入睡。

未來在台灣是去是留，只能等待法院幫他決定。

桃鶯路的藏人聚落，通常是初來乍到藏人來台的第一站。藏人會先在工廠、工地工作幾年，熟悉台灣的環境，存夠了第一桶金之後，再往下一步去。

有的人會回到印度，拿賺到的錢開餐廳、開店舖做買賣，有的人會前往歐美國家生活；但也有些人會選擇在台灣做生意。

2008年左右，在台藏人發現藏傳佛教在台灣有一定的市場，藏人開始利用自己跟西藏還有尼泊爾的人脈關係，把天珠、藏傳佛教的法器以及古董佛像帶回台灣販售。在台北市的建國玉市跟光華玉市裡，都可以見到藏人做買賣的攤販。每個週日都可以看到輪珠在這裡擺攤。

來台灣之前，輪珠跟3個哥哥在印度的藏人村落裡生活。讀完高中之後，輪珠曾經兩度申請到美國政治庇護，但都遭到拒絕。哥哥們不希望輪珠在印度打零工生活，決定讓他來台灣打工賺錢。

輪珠在2004年來台灣，他在2008年參加藏人在中正紀念堂「自首」的活動，順利在2009年修法後拿到居留權。輪珠做了9年的水電工，存到一小筆創業基金後，從2016年開始，每週日都在建國玉市擺攤。當時他希望做生意成功可以累積財富，移民歐美國家。

建國玉市協會的理事長劉俊庭說，因為天珠、法器跟古董佛像等物品價差很大、入門門檻高，利潤也相對比較高。但輪珠說他來的不是時候，少部分比他更早幾年到玉市擺攤的同鄉，都已經賺足夠的錢離開台灣；這幾年玉市的買氣直線下墜，再加上COVID-19疫情的影響，逛玉市的人數銳減。印度、尼泊爾陸續封城，讓藏人無法搭飛機到現場挖寶，把新奇的物品帶回台灣，讓有興趣的買家鑑賞。也因為產品無法翻新，以前會跟輪珠聯絡的台灣買家，漸漸少上門了。

每個週日下午3、4點，因為玉市的生意沒有起色，吸煙區常常可以見到幾位藏人圍坐一圈抽煙、聊天，久久不會回到攤位上。「現在跟疫情爆發前比起來，生意只剩下一成，」輪珠說。

原本想要透過在玉市做生意累積金錢的輪珠遇上壞景氣，現在他除了週日仍然到玉市擺攤碰運氣外，週一到週六還是需要到桃園的板模工廠工作。

來台灣17年的輪珠現在已經42歲，在台北市租了一間小套房跟另一位藏人女性同居。現在每天8小時正常上下班，週末再到建國玉市擺攤碰碰運氣。輪珠雖然沒能如意在玉市裡賺到一桶金，拿到前往美國的門票，但是穩定的生活讓他有了安定下來的心情。

相反的，比輪珠還早進軍建國玉市的群佩，因為在天珠市場賺了點錢，跟妻子在桃園買了一間房子，明年房貸即將繳完。這幾年桃園的房市也開始大漲，群佩準備在明年把房子賣掉，到美國跟妻子還有兩個已有美國籍的女兒同住。

在1990年代自行來到台灣的藏人，一開始都是把台灣看作前往歐美跳板，但多數都像輪珠一樣，沒有辦法賺到足夠的錢離開，最後待了下來。只有少數人能像群佩一樣賺到錢，成功追逐美國夢。至於像南佳這樣拿不到國籍，等待合法身分者，也是在台藏人的面貌之一。

在兩蔣時期受招募來台的藏人，接受政府的專案輔導，大多成功地融入台灣社會；他們子女因為接受台灣國民教育，生活圈都是台灣人，使用藏語的機會並不多，也漸漸流失掉藏人的特徵。

但像是群佩、輪珠與南佳等在1990年代後自行來台的藏人，不像第一批來台藏人有接受政府的專案輔導，他們中文程度跟學歷普遍不高；加上來台時非法的身分，讓他們養成低調生活的習性，生活圈都是以藏人為主，所以大多都是藏人之間互相通婚。他們的社交生活形成一個內向的圈子，外人較難接觸。

兩代藏人之間，除了生活上的不同，在政治上仍然有一點芥蒂。

2004年在台北成立的「在台藏人福利協會」是由西藏流亡政府給予資金所成立的，成員是由在台藏人所組成。雖然現在西藏流亡政府與台灣政府關係不似兩蔣時期緊張，但在1990年代後自行來台的藏人，多數仍不會跟蒙藏委員會接觸。

相反地，蒙藏委員會在2006年改制為蒙藏文化中心之前，就推出了在台藏胞的關懷專案，編列了一筆資金幫助生活困頓的藏人。蒙藏文化中心副主任簡德源說，他們辦理的關懷協助專案不會因為政治立場決定是否給予援助；但多數接受在台藏人福利協會照顧的藏人受訪時表示，自己沒有接受蒙藏文化中心的援助。

1990年代後自行來台的藏人資源不多，讓他們自然的形成了一個小聚落。為了傳承西藏文化，在台藏人福利協會在2019年到桃園設立了分部，在靠近桃園火車站附近的民宅二樓承租了一個空間，作為住在桃園的藏人每個週日固定舉辦佛法課跟藏文課的地點。

十幾位藏人低頭誦經，一旁幾位十來歲的小朋友也有模有樣的學著父母的姿勢打坐、冥想。身穿藏傳佛教袈裟的喇嘛，盤腿坐在眾人前用藏文解釋佛法。達賴喇嘛的照片懸掛在牆上，對他在台灣的藏人子民們微笑。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