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增宗智（Tenzin Tsundue）捲曲的黑髮及肩，額頭上綁了一條醒目的紅頭巾，紅布襯著一雙堅毅的眼神，彷彿藏傳版本的切．格瓦拉。

與高大的切不同，丹增宗智不到160公分，體形瘦小。2002年，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問印度，他纖巧的身型派上用場，徒手攀爬到14樓，五星級飯店窗內，朱鎔基正發表演說，隔著玻璃，丹增宗智單薄的身軀有如一片樹葉在疾風中飄盪，「我褲頭上有繫一條皮帶，那其實是我筆電的背帶，兩邊都有鉤子，我把自己鉤在鷹架上，我的雙手就自由了。」

小小的人影吊在空中，用雙手放下「Free Tibet」的巨幅布幕，丹增宗智的紅頭巾像一簇跳動的火焰燒進當天的新聞報導中。被關進拘留所後，他寫下：

他很高 兩手叉腰 如同聖母峰 我攀上聖母峰 我更高 我的雙手自由 ──〈為何我要攀爬更多的鷹架和高塔？〉節錄，簡鸝嬀譯

2005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印度理工學院致詞，預料戒備依舊森嚴，丹增宗智提前兩天爬上鐘樓躲藏，又一次，他開展了那面「Free Tibet」並揮舞雪山獅子旗，高聲大喊「西藏要自由」，電視台直播的鏡頭轉離了溫家寶，定格在他身上。在〈為何我要攀爬更多的鷹架和高塔〉中他說：「敵國的老大哥到我附近走動，我想當他的面對他說：『滾出我的國家』，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吶喊。」

「滾出我的國家」，這個國家並不是流亡藏人第二代丹增宗智的出生地印度，而是喜馬拉雅山另一邊的西藏。吶喊的方式允文允武，除了多次身體力行、冒險犯難，丹增宗智還是名詩人，他以英語寫作流亡藏人的生存狀態，喚起印度人以及西方的關注。

1959年中共軍隊在西藏發動攻擊，12萬名藏人跟著十四世達賴喇嘛穿越崇山峻嶺，逃到印度。丹增宗智那時尚年輕的父母也在出逃行列中，大批流亡藏人不會說英文，只能充當苦力，當起築路工人，擊碎大石，建造當時世界海拔最高也最險峻的公路。

築路工人吃住都在路邊，丹增宗智在路旁帳蓬裡出生，母親生下他10天後就上工，繼續投入重勞動工程。「我媽沒記下我出生的日子。她總說當每個人都很饑餓疲乏的時候，誰還有時間記錄新生兒的出生日期。」他從大姊的年齡回推，自己大概生於1973或74年，今年約45歲。大人在中印邊界的高山上修馬路，這不是適合養育後代的地方，小孩稍長就與父母分開，到達賴喇嘛開辦的西藏學校集體住宿，從此家人四散各地，連藏曆新年也無法團聚。

在你的額頭 和眉宇之間 鑲嵌有一個R字 我的老師說。 我刮除和擦洗， 卻發現我的額頭 一陣腫痛。 我生來就是個流亡者（Refugee） ──〈流亡者〉節錄，曾建元譯

流亡狀態是四處都不是家，也四處可為家。丹增宗智來台北參加論壇活動，將所有家當都帶在身上：兩件襯衫、兩件褲子，一套穿在身上，另一套備著換洗。他的衣物長年以來不超過四件衣褲，身上的每一樣東西都數得出來歷，眼鏡從1995年就開始戴了，背包是10年前買的，「拉鍊一度壞掉了，我把整條拆下來，換一條新的，我親手縫上的。」

他頭上綁的紅頭巾是種宣示，在西藏獨立前不會摘下，而那決心又不只是宣示而已。生活上他將物質的依賴降到最低，不菸不酒沒有夜生活，就連拿來寫作的筆也不會超過兩枝。

獨立之路漫長，丹增宗智不是不曾厭煩過，他曾寫過一首詩〈我倦了〉，最後一句是：「我倦了為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國家／而戰鬥。」

既厭倦藏人社區裡流於形式的遊行與靜坐，也厭倦人們不斷空口談論回不去的家鄉。1997年，22歲的丹增宗智剛從大學畢業，主修英國文學，腦海裡迴盪著濟慈、拜倫、雪萊等浪漫派詩人的詩句，青春的魯莽與浪漫主義一拍即合，他決定上路，不是騎單車也不是騎摩托車，而是徒步走回西藏。

每年都有不少中國境內的藏人試圖翻越喜馬拉雅山來到印度，逃往達賴喇嘛所在的自由國度。丹增宗智走的是一條逆行的道路，明知山有虎，卻向虎山行。他說：「從我兒時開始，西藏總是佔據我的腦海，但我卻見不到，所以我想要把運動帶回西藏。」

1997年3月，他獨自從印度北部拉達克（Ladakh）出發，這是一條幾乎沒有人會走的危險路線，需要先橫跨寬闊的冰河。暮春時節，冰河底部已開始融化，他慎重踏上薄冰層，深怕一個錯踩，就此沉落冰冷河底。渡河之後，還有大片高原寒漠和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喜馬拉雅群山阻擋著他。

望不見邊界， 我詛咒那裡沒有任何 不同的東西，沒有。 我不知道 我是在那裡還是這裡。 我不知道 我是在那裡還是這裡。 他們說，西藏野驢 每年冬天來到這裡 他們說，西藏野驢 每年夏天又走了。 ──〈一個人的瞭望〉節錄，傅正明／曾建元譯

人無法像野驢一樣自由來去。5天後，經歷千辛萬難，他終於跨越國界，來到縈繞心頭多年的地方：西藏。卻馬上被邊境的中國公安抓住，關進牢裡審問。

「一名22歲的男子，總是很浪漫，充滿理想，嚮往自由，首度在牢裡哭個不停。每天審問時我都在哭，生平第一次坐牢，很艱難。他們威脅說要殺掉我，懷疑我是印度政府派來的間諜，一直問是誰訓練我？帶了什麼武器？我告訴他們，我大學讀莎士比亞英國文學，這是我的訓練，我自己存錢來的，沒有人資助我。他們壓根不相信，所以我被揍了很多次。」

丹增宗智上路前，沒有告知家人行蹤，即使未經審判被而就地正法，也不會有人知道。他來到之前，才有4位囚犯被執行死刑；他來到之後，有6個囚犯即將處以死刑，「當地人偷偷告訴我：小心啊小心啊，這是黑暗的一年。」

接受《報導者》採訪期間，丹增宗智突然用中文說「開水」，向我們要水喝。「開水」、「米飯」、「抓」、「打」、「報告」、「警察」，這些字詞都是他在獄中學會的中文，概括了他的監獄生活。

坐監3個多月之後，1997年5月20日，他被帶到中印邊界，然後被「推」回印度。回到印度後，丹增宗智跑去向保安單位自首，又被關了一個月，再度被當成「來自那邊」的間諜而受審訊。

「4個月結束後，我都還沒洗過澡，我的內衣褲已經非常骯髒像碎布一樣。整整4個月沒洗澡，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事。」

在中國，他被當成是印度人，外國人的身分是能被釋放的關鍵。在印度，流亡藏人適用的是《外國人法》，1962年中印戰爭印度慘敗後，讓印度人長期對中國有偏見與敵意，流亡藏人第二代出生於印度，走在街上，還時常被當成是中國人，噓聲不斷，並且有著「清朝乒乓」（ching-chong ping-pong）的戲稱。卡在縫隙間的國族認同，兩邊都沒有歸屬感，丹增宗智寫過一首詩〈間隔鍵：一個建議〉，最足以說明如此境況：

把你的天花板拉一半下來吧 幫我在中間弄一層落腳的地方。 你的碗櫃鑲嵌在牆壁裡── 還有個空格子留給我嗎？ 讓我在你的庭園裡 隨玫瑰和刺藜一起生長。 ──〈間隔鍵：一個建議〉節錄，傅正明譯

蹲了4個月的苦牢，歷劫歸來之後，家人沒有迎接他，反而對他大聲叱責，怪他不告而別去從事這麼危險的事情。他在文章裡寫：「他們對我咆哮說我給他們很大的精神壓力，完全沒去想這幾個月我在監獄裡的遭遇，是經歷了何等暴力拷問而存活下來。」

被澆了一頭冷水的青年再度逃亡，這次不再往北，而是一路向南，逃離家庭，逃出藏人聚集地，來到印度的中部大城孟買。孟買的人口多達2,500萬，定居在孟買的藏人卻不到30位，這正是丹增宗智要的。他拿到流亡政府的獎學金，申請到孟買大學讀文學碩士，整所大學只有他一個藏人。

遠離流亡的集體命運，轉身向前，將那些曾經激情的獨立口號留在身後，丹增宗智盡情沉浸在孟買多元雜揉的文化中。「孟買是個充滿活力的城市，和其他印度城市很不同，即使在半夜一、兩點，年輕的男男女女也可以自由來去，有非常豐富的夜生活。」在孟買，他逛畫展、參加詩社、加入讀書會，交了很多從事藝術工作的印度朋友。

心靈豐盛，生活卻依然貧窮，沒有錢租房子，就輪流在朋友家門外的走廊上搭帳篷，每天只吃一種馬鈴薯做成的窮人食物「wara pao」，沒有錢搭車，他會走上好幾個小時的路，只為了去聽一場讀詩會。

「在我真正開始寫作之前，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觀察、聆聽。我以前參加過一個詩社，叫做『Poetry Circle Meeting』，每個月第二和第四個週六聚會，印度英文詩之父Nissim Ezekiel也在那裡，我安靜地坐在角落聆聽，這些經歷對我將來的創作有莫大的幫助。」

兩年後他終於開始創作，並在同學朋友500、1,000盧比的資助下，印製1,000本詩集《穿越邊界》（Crossing the Border），靠著自薦或受邀到各大學學院、書店、劇場、詩社讀詩、談寫作順道賣書，一點一滴攢下接下來念哲學碩士的學費。在孟買的5年間，他不但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還接連拿了文學、哲學碩士。

「靠著賣詩集生活其實是一個很古老的傳統：minstrels，我們稱之為『吟遊詩人』。吟遊詩人其實是歌手，從一個村落唱到下一個村落，唱歌、說故事，然後人們會給予食物或金錢。這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沒有接受任何工作，沒有買間房子。我就帶著我的書走賣，就這樣，很簡單。」

2001年，丹增宗智以散文〈我這種流亡〉（“My Kind of Exile”）參加全印度英文散文競賽——印度前瞻騎馬鬥牛士（Outlook-Picador）文學獎非小說類首獎，比賽主題是印度經驗，共有多達900名作家參與。志在參加的他得知自己獲獎後，深感意外，主辦單位幫他出機票錢去德里領獎，頒發獎金33,000盧比，「這是我收過最大筆的金錢。」

在丹增宗智之前，流亡的經驗鮮少被講述，被傳誦，只因為身在印度的藏人會有種罪惡感，覺得該被關注的是山那頭，中國境內藏人水深火熱的殘酷處境。

書寫流亡，「那就是肯認我們流亡的生命，從我們父母輩到現在整體生活經驗的轉變。」讓身在自由國度的流亡藏人，不再只侷限於談論中國境內的恐怖鎮壓，「我們也需要談論自己。如果我們勇於談論自己，對自身處境更為敏感，我們會變得更強壯有力。」

流亡藏人第一代，修築公路、種植玉米、路邊賣毛衣，沒受過太多教育。流亡藏人第二代如現今的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洛桑森格，是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或者如丹增宗智，父母初抵印度時一句英文也不會講，而他卻可以說著一口漂亮的英語、用英文寫作、得文學獎、出版詩集。

「很多改變發生，這些都需要被報導、被記錄，並談論它，然後我們才會感受到『我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才會弄懂我們的生命，才會真正安頓下來，認同自己。」

我們的瓦屋漏雨， 四壁搖搖欲墜， 但我們很快就要回家。 我們在屋前 種植番木瓜， 在園子裡種辣椒 四周築起樹籬芭 南瓜滾到牛棚頂上 牛犢脫跑著抖落了癬疥 屋頂上長草， 豆子抽芽和攀藤 金錢草從窗口爬進屋裡 屋子好像變成了樹根。 昔日的籬笆已變成叢林， 此刻，我怎好告訴孩子 哪裡是我們的老家。 ──〈流亡之家〉節錄，傅正明譯

被流放而自沉江底的屈原、被國家鷹犬追緝而逃亡的聶魯達（Pablo Neruda）、西班牙內戰中被佛朗哥軍隊殘忍殺害的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詩人沒有需要效忠的家國，詩人唯一的歸屬是真理，不諂媚、不依附、不盲從。

丹增宗智卻這麼說：「尋求獨立的人擁護的是老舊的觀念：『我們曾是個獨立的國家，所以我們要獨立。』沒有激進之處。達賴喇嘛說，歷史上我們曾是個自由而獨立的國家，但現在我們願意生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這才是激進的想法。」

丹增宗智認為，尋求自治的中間道路，來自於相信中國會給你自治權，「我想，只有達賴喇嘛才會對中國有這種信任，其他藏人沒有這種信任。確實也有不少藏人支持中間道路，那是因為他們敬愛且對達賴喇嘛深信不疑，盲目地相信，導致我們如今的處境。」

「與其尋求自治、乞求中國，我們應該跟中國的人民合作，為中國本身帶來改變，跟其他也是中國的受害者合作，譬如蒙古、香港、台灣。」

除了決策上過度依賴達賴喇嘛，經濟上依賴外援資助，也是丹增宗智擔憂藏人社群難以戒掉的癮頭。「確實我們還是難民，但是當難民這件事沒必要成為我們的『義肢』。」呼籲藏人能自給自足，找回奮鬥精神，也是丹增宗智目前寫作、到各地藏人社群演講的重點。

擔不擔心流亡超過半世紀，在印度以及海外的藏人會失去認同？丹增宗智說：「認同，跟如何講述故事有很大關係，」他舉猶太人為例，即使千年來丟失了自己的國家，散落世界各地，還被阿拉伯國家包圍，但他們還是不停講述自己的故事，「所以重點不是距離，而是故事，我們仍會不斷講述藏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