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的一行人騎著馬，連夜趕路20個小時，回頭望去，暫無追兵，盡頭暗處，惶惶的威脅仍跟了上來。來到小廟暫歇，向僧人借來氈袍，充當舖蓋，和衣而眠。簡陋雖簡陋，該有的儀節仍不能偏廢，寺廟雖小，仍在二樓騰出一個獨立房間，恭迎貴客。

13歲的阿里仁波切蹦蹦跳跳地跑上樓，看見大他11歲的兄長站在窗前，身著醬色束帶長袍，腳套長筒皮靴，看起來與一般藏人無異，卻令他感到陌生。連協助出逃的30幾名康巴游擊隊員，都不曉得護送的是誰。沉默一陣後，哥哥突然喚了弟弟的小名，語重心長地說：「秋杰，我們現在是難民了。」

時間是1959年3月，24歲的青年在啟程時脫下袈裟，摘掉眼鏡，換上從2歲被認證為轉世靈童後，再沒上身的常民衣服。走出羅布林卡寢宮大門時，外頭層層包圍著上萬名擔心他被共產黨綁架的藏人，往常出宮都有華麗大陣仗，他高高端坐金轎上，仰望他的人們，無不跪拜哭泣。

這一次，沒有人認出他來。

逃亡7天後，在中印邊界的高山峻嶺上才接到通知，離開兩天後，羅布林卡就遭遇中共軍隊猛烈砲擊，砲彈像驟雨一樣落下，出逃時驚鴻一瞥的善良百姓臉孔，生死未卜，灰飛煙滅。

回不了頭的新科難民，自身也在生死關卡中，躲過槍管，挨過高山上的沙塵暴、風雪暴，習慣高原氣候的體質下到平地，首先迎來痢疾，虛弱得無法上馬，坐騎改成性情溫和的牛，逃亡14天後，他終於踏上印度土地。

時間是2016年6月，在印度北邊的達蘭薩拉，半世紀前牛背上的青年，此刻就坐在我對面，將滿81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作為此世紀最知名、聲望最高的難民，他硬是將流亡的邊緣處境，扭轉成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接受《報導者》專訪過程中，問他57年前剛到印度時，最不能適應的是什麼？他說：「首先是我的胃。」他擠眉弄眼地嘿嘿嘿。3年前第一次採訪他時，也聽過一個笑話，剛流亡過來時，沒有人會講英文或印度文，「我們當時有個翻譯，他的一隻眼睛看不見，我們時常要牽著他。有個噶倫（官員）說我們一定要學語言，要不然都要靠一個獨眼龍。」講這段話時，達賴喇嘛笑到不能控制自己，身體前後劇烈搖擺，聽者很難不被他的情緒感染，於是感覺，流亡似乎沒有那麼刻苦。

笑聲後頭，是24歲青年身後，數萬名陸續逃出的藏人，流亡之初，一無所有。

印度政府撥地下來讓藏人定居，都是未開墾的偏僻叢林，不像西藏高原上一望無際的開闊景色，遮天蔽目的原始森林，幽閉的恐懼感，林中傳來野獸的咆嘯，藏人伐木闢地時，常遇見發怒的大象而被活活踩死。

一味接受救助的話，達賴喇嘛覺得是不道德的，他主動建議讓藏人到中印邊界的高山上修築公路，艱苦的體力活，一天的工資只不過一盧比，買了米就所剩無幾。辛苦雖辛苦，卻能往涼爽山區去，止住藏人下到炎熱平地，因水土不服的高死亡率。

達賴喇嘛獨獨向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要了一樣東西：教育，要求設立能傳承藏人的語言文化，也傳授現代知識的西藏學校。並在藏人定居點建立寺院，「在今年，有很多女尼要接受最終的佛學考試，在經過20年的努力學習之後，成為格西（佛學博士）。在西藏歷史上第一次有女尼取得格西學位，有一些朋友視我為女性主義的達賴喇嘛。」他招牌式的慧黠笑容閃現，接著說，「在50年之後，我想西藏難民是最成功的難民社群。」

早在24歲那年，達賴喇嘛就在西藏三大寺高僧眾目睽睽的圍觀下，通過格西學位考試的答辯。格西的養成，大約需要20年的時間，慢著，他不是才24歲，難道4歲就開始學習？

大他5歲的哥哥嘉樂頓珠，在回憶錄中提起弟弟4歲進入布達拉宮的生活，「即使對一個這麼年幼的小孩，達賴喇嘛的訓練都非常嚴苛，每天6點他就要起床，唸經、祈禱、冥想。」

嘉樂頓珠當時9歲，隨同父母來到拉薩，從平凡的農家，一下翻轉成貴族。雄偉的布達拉宮覆蓋整座山頭，宮中僕役眾多，光是廚子就有40個。嘉樂頓珠卻說：「那不是一個舒服的住所，沒有電力，空氣中瀰漫著腐臭味，放食物的地方有上千隻老鼠肆虐，冬天沒有暖氣。那地方讓我害怕，如果我被選擇成為達賴喇嘛，我想我會逃走，在家裡，至少我們有暖爐。」

9歲的哥哥，都忍不住想逃走的地方，4歲的弟弟，被迫要和父母分離，獨自和年老的僕役住在冰冷宮中。餵他吃飯的僕役，臉上有顆突出的瘤，男孩會爬到僕役身上吸那顆瘤，像吸母親的奶一樣。達賴喇嘛辦公室中文秘書長才嘉說，「達賴喇嘛常把這件事當笑話講。」

在自傳裡，達賴喇嘛只輕描淡寫一句：「就算布達拉宮是我的監獄，那也是個又寬敞又奇妙的監獄。」

在監獄裡，他的房間位於最頂層，只要宗教課程一結束，他就會衝上屋頂，帶著望遠鏡，往下看和他年齡相近的孩子正在上學，看要被牽去屠宰的牛羊，他會不忍心將牠們全部買下放生，也看不遠處正在服勞役的囚犯，那是另一種人間的監獄，對這些地位與他天差地遠的罪人，達賴喇嘛說：「我把他們視為朋友，關切他們的一舉一動。」

禁錮在塔頂，孤單的，還沒長大的王，沒有一個同齡朋友。即使身為金貴的王，因為無聊，也忍不住惡作劇，往下吐口水到路人身上。每日來偷吃供品的老鼠，都成了他的另類朋友，達賴喇嘛曾說：「我逐漸喜歡這些小生物，他們非常好看，自行取用每日口糧，了無懼意。」

家人一個半月進宮相聚一次，即使是難得的天倫時光，嘉樂頓珠都說：「達賴喇嘛沒有任何私人生活。」當他逐漸長成青年時，和家人聊的永遠都是西藏的事務與未來。他不只是個宗教領袖，到了18歲，他就要接下政治責任。而當時西藏人所認知的「政治」，只是內政，沒有外交，山那麼高，氧氣稀薄不宜人居，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隆隆砲聲，都不曾傳進來。

這一世達賴喇嘛沒有想到的是，他所要面對的「政治」，是解放軍的侵略、是中印大國間的夾縫處境，是國際政治下的一顆棋子。他也沒想到，在16歲那年，距離親政還有2年，外面的世界就逼迫到眼前了，他在自傳中說：「世界已經變得太小，小到即使是無害的與世隔絕都容不下。」

1948 年，西藏東部被解放軍攻陷，1951年，中共宣稱和平解放西藏，2萬共軍進入拉薩。達賴喇嘛在眾大臣的請求下，正式即位，他孤孤單單地被推出去，從此走上 詭譎莫測的政治舞台。達賴喇嘛曾說：「我對世界一無所知，毫無政治經驗，不過我年齡已經大到足以明白自己的無知。」

16歲接下重擔，直到2011年，達賴喇嘛76歲時，流亡藏人選出新任司政，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洛桑森格，親政60年的達賴喇嘛才交棒卸任。他對我們說：「2011年當我完全從政壇退休時，也終結了400年來政教合一的傳統，這是我自願的，很驕傲也很高興地終結了，未來達賴喇嘛與政治事務再不相關。」

身為達賴喇嘛，真的能退休嗎？接受我們採訪後，他隨即訪美，見了將卸任的歐巴馬，即使是權力頂峰如美國總統，都不可能只把他當成一位普通高僧來見，何時見，如何見，都充滿政治考量。而在蔡英文上台後，改朝換代的台灣，我們問達賴喇嘛什麼時候要來？他答：

「我總是說，我永遠都準備好了，我愛台灣人民，這座小島非常美麗，但這完全取決於台灣政府，我不想製造任何不便。不只是台灣，對任何其他國家都是，我一向都說，我不想製造任何不便。」

「我不想製造任何不便」，達賴喇嘛重複了兩次，他是藏傳佛教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世界級的偶像人物，但在中國崛起後，他是必須被消音被除名，不能碰觸的禁忌之人。

不碰政治的話，禁忌會不會少一點？2007年，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頒布《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既然有管理辦法，就由不得活佛自己說了算。達賴喇嘛在2011年就曾說過，轉世制度是封建制度下的舊思維，已經過時，為了順應世界民主發展趨勢，要終止達賴喇嘛轉世制度。此說法讓中共跳腳，一再譴責達賴喇嘛背叛了宗教傳統。

達賴喇嘛說：「有時候我覺得，關於達賴喇嘛轉世是否延續，我完全都不在乎了！但是北京的強硬派比我更加在乎。有時候我會開玩笑說，為了表示對達賴喇嘛轉世的重視，他們也應該也接受轉世的理論，首先應該找到毛澤東的轉世、鄧小平的轉世，然後才可以置喙達賴喇嘛的轉世，否則，相當好笑。」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將對方一軍。達賴喇嘛的機鋒，夾藏在看似戲謔的玩笑話中。

「在我的夢裡，我和第五世及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有連結，他們安排了我，所以我完成我的責任，下一個達賴喇嘛的轉世，其實不關我的事（not my business），是由我的老闆們做主，那是神祕的層次。」

我的老闆，「my boss」，達賴喇嘛用了一個現代詞彙，而不是造物主或神靈，有種奇妙的突梯感。他的新潮又帶著我們馳騁到外太空，「我們不能只考慮這個世界，我的轉世也可能在其他的星球、銀河。可能幾億年後一個大爆炸（Big Bang），整個宇宙消失，我就需要去別的地方。我希望轉世在有較多苦難的地方，而不是淨土，或者我轉世為一個戰士。」語畢，穿梭於星際時空中的旅人，再度爽朗大笑。

我問：「中共說，轉不轉世不是你說了算，你怎麼看？」他說：「就某方面來看，這是對的，要由人民來決定，不是我說了算，也許明年開始，我會提出一些看法，讓人民來討論和思考，等我活到第一世達賴喇嘛的歲數（按：西元算法83歲），就會決定用何種方式。當然，也不是中國政府說了算。」

達賴喇嘛的回答，像在鋼索上翻筋斗，別人險象環生，他卻輕鬆寫意，一瞬間又翻了一個漂亮的筋斗。他不再是那個16歲剛剛親政，白紙一張的政治初級生了。

他一方面說轉世是決定於天上的boss，另一方面又說要和人民討論。不過在民主體制中，人民的確也是boss，是統治者的boss。兩位boss，分別是民主選舉制度與宗教神祕主義，看似矛盾，卻可以水乳交融於達賴喇嘛一身。

出西藏前，曾經有中共官員警告他，「雪山獅子雖然在雪山上是獅子，但是到了平地，會變成一條狗。」多年後他這麼回應：「50年過去，我沒有變成狗，雪獅反而比在西藏時更有名望。」

達賴喇嘛說對了，雪山獅子到平地，不但是獅子，還是一隻加上翅膀，迎向世界的飛天獅。

小達賴喇嘛3歲，彼此間有著微妙競爭關係的第十世班禪喇嘛（藏傳佛教格魯派中另一個轉世傳承領袖），是中共長年拉攏，好用來制衡達賴喇嘛的一張好牌。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在日喀則的二把手班禪喇嘛，自然留下了。

繼續留在雪山的，不但沒有當成雄獅，處境反而變得比狗還不如。1962年，班禪喇嘛上七萬言書給總理周恩來，洋洋灑灑提出共產黨不當的政策對藏人造成傷害。

上書隔年，班禪喇嘛遭到軟禁。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班禪喇嘛更大的劫厄來了，紅衛兵將他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最污辱人的還不只如此，動手的還有班禪喇嘛的教派中夙有名望的高僧，對他拳打腳踢。此後班禪喇嘛單獨監禁長達10年，在獄中他常遭到羞辱與杖打，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才出獄。

出走的達賴喇嘛是月球亮面，世界看到的，總是這一面。留下來的班禪喇嘛是月球暗面。明暗相生，看到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更要看到班禪喇嘛在鐵幕後的掙扎。出獄後班禪喇嘛回不了西藏，在北京娶妻生女，大口吃肉，體型發胖，還開公司，徹底墮入俗世，一度不為人諒解，被冠上「胖商人」的輕蔑名稱。

進入80年代，由胡耀邦、趙紫陽開明派執政。1980年胡耀邦訪問西藏，被其貧窮凋敝嚇到，回來後大刀闊斧改革，恢復西藏文化的地位。班禪喇嘛也獲得平反，在1982年終於踏上歸鄉路，他發揮影響力，儘可能重建在文革中被破壞殆盡的西藏的文化以及宗教。

同樣在80年代，達賴喇嘛及流亡藏人，在印度篳路藍縷也休養生息20年後，嘗試和北京接觸。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妹妹杰桑佩瑪都曾率團前往中國考察。1980年，杰桑佩瑪和班禪喇嘛在北京會面，班禪喇嘛要杰桑佩瑪帶口信回去給達賴喇嘛，「局勢正在好轉。」

1959年3月，逃亡的第二天，達賴喇嘛就寫了一封親筆信給班禪喇嘛，說由於發生突發事件，必須要離開拉薩，希望班禪喇嘛能繼續維持西藏的政教福祉。班禪喇嘛本來只是單純的宗教領袖，在信中，達賴喇嘛把西藏境內的政教責任讓渡交付出去。

喜馬拉雅山隔開的兩個轉世活佛，一個在監牢裡九死一生，一個在荒地中艱難紮根，20年後班禪喇嘛才回了口信：「局勢正在好轉」。這也許是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之後，成為平行線的兩個人，再度要交會的時刻。

裡應外合，在外的達賴喇嘛，繼續爭取國際支持；在內的班禪喇嘛，運用經商的盈餘，在西藏重建藏語學校。1989年，班禪喇嘛回到日喀則，重建札什倫布寺，將歷代班禪喇嘛的遺骨重新放回寺中，衣錦還鄉，卻心肌梗塞過世，被毒殺而非自然死亡的傳聞始終沸沸湯湯。

好不容易即將匯流的兩條河流，在1989年，又就此岔開。6月4號，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開明派的胡耀邦趙紫陽先後被鬥倒，在西藏的改革政策就此終止。同年10月，達賴喇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雖提高國際聲望，然而跟中國的關係也更劍拔弩張，回不去了。

1989，不只是中國一代人的六四血痕，也是西藏命運交關的時刻。

那也是，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回家的路好不容易拉近，又再度盪遠的一個年分。

每個時代都有新的難民議題，對於近來的歐洲難民潮，達賴喇嘛下了一個不太政治正確的評斷：「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家的人民，不能在歐洲重新生根，這是不切實際的，」他接著補充：「應該要提供他們暫時的庇護，同時給予兒童良好的教育，當他們的國家實現和平的時候，他們就準備好重建自己的國家了。我想這是最終的方案，沒有和平，就沒有希望。」

「沒有和平，就沒有希望」，這何嘗不是流亡57年後，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的「最終方案」。1988年，達賴喇嘛在史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發表演說，就提出中間道路政策，西藏希望尋求自治，並願意將外交與軍事權交給中國。

2016年6月接受《報導者》的採訪，他重申：「我們並不尋求從中國脫離，也不尋求獨立，在中國給予我們完全的權力保存傳統語言文化，並在保護自然環境的前提下，繼續做中國的一部分符合我們的利益，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會樂於回去。情況好轉後，我們甚至會從西藏對台灣喊話，回來吧！回來吧！」

然而，在去年8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宣稱，「過去沒有、現在不會、將來也永遠不會接受中間道路」。

回家的鐘擺，越盪越遠。

我問達賴喇嘛，他是否曾夢迴故土？他並沒正面回答我，話題一下又扯開了。我想起他書中的一個片段，達賴喇嘛小時候喜歡去羅布林卡的花園餵魚，那是他唯一可以喘氣的時刻。

他這麼寫：「魚兒聽到我的腳步聲，會浮上來期待我餵食⋯⋯想到這些魚，我有時候真想知道，當它們聽到中國士兵的靴子聲，使否也會不明智地浮上來。倘若如此，這些魚兒想必已被吃掉了。」

達賴喇嘛說：「在80年代的早期，真的充滿希望。我仍然相信，如果胡耀邦沒下台，能夠推動他的政策，西藏問題早就解決了。胡耀邦、趙紫陽下台，接著主政的是江澤民和李鵬，李鵬是一個強硬派，就這樣。」

西藏問題又拖過千禧年，直到現在，仍無解方。2008年在拉薩再度發生抗暴，以及從2009年開始在西藏境內上百名藏人自焚。坐在我對面，81年前降生於人間，乘願再來的文殊或觀音菩薩，似乎也鞭長莫及，只能聳肩地說：「就這樣」。

他輕淺一笑，接著說，「這是一種魔術，佛教裡有一種說法，世界如魔幻般，變化莫測。」

（本文精簡版刊於1022期《今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