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很藍很藍，如果只抬頭望著它，會受騙，以為是春暖花開人間好時節。事實上，冷極了。陽光照耀的時候大約8度，入夜後便陡降到0度以下，大家哆嗦著，但是做工太累，還是睡著了。早上起床，得先把牙刷上的冰塊鑿開，才能洗臉刷牙。這是1971年的冬天，王信福頂著光光的一個頭顱，手裡拿著十字鎬，要鑿穿中央山脈。

1968年政府決定要興建南部橫貫公路，西起台南玉井，東到台東海端。五○年代建了中橫，六○年代建了北橫，既然這樣，那南邊也來一橫吧，人類就是食髓知味，得寸進尺。南橫與前面兩橫不同之處是已經有一些大型機具可用，有空壓機和氣鑽，不必全靠人力──除了關山埡口。這裡海拔近3,000公尺，地形艱險，大型機具無法進入，像一個攻不破的碉堡，需要一群敢死隊。

中橫、北橫都由「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榮工處承辦，主要人力是1949年跟著軍隊到台灣來的老兵。他們當初只是從軍，沒想到上船到了一個沒有聽過的島嶼，此後歸鄉無望。他們舉目無親，與台灣社會格格不入，所以對於退輔會的附著力很強。

法國作家皮耶．勒梅特（Pierre Lemaitre）以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寫了一本小說叫《天上再見》。他以黑色幽默的筆法指出，戰爭裡最可怕的不是敵人，而是上級，因為小兵往往為了上級的野心與私心而喪命。陰錯陽差來到台灣的老兵好像也是如此，雖然不上戰場，但是在中橫與山鬥爭，土法煉鋼，死傷不少，200多位老兵化為長春祠裡沉默的幽魂。

他們在預定的公路旁邊先架一條便道，崇山峻嶺之中只有這麼一條路。往東的盡頭是警衛，往西的盡頭也是警衛，往上是高聳山壁，往下是萬丈深淵。冬天的寒氣令草木蒙霜，這個場景裡卻有一種金黃色，不時漫天飛揚，那是他們燒的紙錢。

他們與山硬碰硬，帶1、20箱炸藥，在岩層中埋雷管炸開，有時候炸開的是山，有時候是自己。有時候鬆動了腳下的石頭，有時候震動了上方的石頭，於是死亡便來襲了，來自腳下突然的陷落，來自天空長隕的落石；人類無法與山爭辯死亡，何況原是人類千里迢迢跑來為難這座山。欲辯無言，只能祭以飛舞的紙錢。

每天如此。每天死人，每天燒紙錢。

活著的人除了開路以外，還要幫忙抬屍體。這一天，少年王信福手裡抬的，是他的好朋友黃福來。少年王信福心想，再這樣下去，哪天不就換我被人抬了嗎？他回到隊上，與另外兩位隊員使個眼色，三人帶了點鹽和火柴，逃之夭夭！

《西遊記》裡面有一對妖怪，叫做金角大王與銀角大王，身邊總帶著一個葫蘆。那是他們的法寶，他喊你的名字，只要你應了，就會颼的一聲被裝進葫蘆裡去，化為血水。孫悟空去他們門外叫陣，騙他：「我叫者行孫。」銀角大王喊他「者行孫！」孫悟空想，假名應該沒關係吧，沒想到仍應聲被葫蘆收進去。

以「名字」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有很多，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地海系列》便是，真名是一個人的核心本質，喊出他的真名就有不可思議的震懾力量。《地海系列》的真名是深刻的知識，是摒除一切表象之後素面相見，直球對決。但是若說名字不論真假都能捉人，那也只有《西遊記》這個葫蘆了。

《取締流氓辦法》說明得很少，很模糊，就像《西遊記》的葫蘆，管你真相假象，不由分說地把人颼一聲吸進去。究竟「官定流氓」如何產生？還得回到國家檔案裡去找尋答案。

如前所述，無論從法規、組織，還是管理方法、管理人員來看，都可以判斷台灣的流氓管訓制度系出中華民國，而非系出日本。因此，要了解流氓制度的實際操作，應當回到1945年，中華民國實質治理台灣開始。

在戰後的國家檔案裡，「流氓」常與「奸偽」並稱，「為日寇之唯一鷹犬」。「流氓」代表著那個剛剛結束交戰狀態的敵國日本，在台灣的殘留勢力。因此接收後幾個月之內，國民黨政府就完成流氓調查，掌握了清冊，共2,922人。籍貫分類僅有台灣、福建、浙江、日本，其中，台灣籍占2,790人。在百廢待舉之中，警備總司令部已在台北大直成立「勞働訓導營」，1946年6月1日開辦第一梯。

「勞働訓導營」要收容的對象有三類：莠民的首領、盜竊犯不受刑事處分的、以及「所有陰謀組織欲破壞治安者」。「勞働訓導營」將所有人分成三類，有技藝專長並可悔過者管訓3個月，沒有專長、但在此學習後有悔過者，管訓6個月，無悔過希望者則長期拘禁。管訓方法是施加嚴格的軍事訓練，上課科目包括國語、黨義、公民等等，術科則有園藝、工藝、裁縫等項目。

「廢除勞働訓導營」，是台北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重要訴求之一。但重大歷史事件是這樣的，像平地上突然隆起一座山，製造了不可忽視的區分。此後陽光縱然普照，山陰處卻總有龐大的暗影，地貌永遠地被改變了。二二八事件之後，批評的聲音小了，警備總部卻決定進一步加深控制的力道，要「切實督飭憲警，訂頒保安處分辦法，嚴拘莠民，盡雷厲風行之勢」。面對政治動盪，警總祭出的對策是擴大抓捕流氓，這說明了流氓管訓制度實是政治控制很重要的一環。官方對於「後二二八」的時局規畫、以及日後流氓管訓制度的雛形，都在《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卅六年度工作報告書》裡。

警總心意已決，一方面設立新的收容機構來容納即將捕獲的流氓（就是岩灣的台灣省游民習藝訓導所），另一方面則為流氓管訓制度尋找法源依據。警總找了憲兵第四團、台灣省民政廳、警務處、台灣高等法院、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當時稱檢察處）、台北地方法院，來一同開會。警總將流氓管訓制度定位為《刑法》上的「保安處分」，但宣告保安處分是法院與檢察署的職權，怎麼辦？警總擬了一個《台灣省憲警協助保安處分辦法草案》，賦予自己插手的權力。

這個辦法簡略空洞，一共只有六條，第二條說「應受保安處分的人」由「有權逮捕機關」逮捕──但什麼樣的人應受保安處分？誰來判定？誰是這個「有權逮捕機關」？最重要的事情全都沒說，像一張空白支票，愛填多少金額，就填多少金額。第五條說「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之」，所以第二條說不說都沒差了，反正他隨時會改！

雖然名稱裡有「草案」兩字，但可別以為警總只是提出個「草案」來聽聽大家的意見。根據《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卅六年度工作報告書》，警總1947年10月8日、11日找有關單位開了兩次會，10月18日就動手抓流氓了。

他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並沒有人要求警總的協助。這個辦法的意義就是讓警總的職權進一步擴張到保安處分，而法院與檢察署都為之背書。

「逮捕應付保安處分人犯以經憲警密查確實，報由警備司令部決定頒發之名單（此項名單由情報處負責整理）為根據，於出發前密交各督導組，持赴各縣市臨時召集有關機關，依照本計畫指示執行之。」

所以名單是警總「情報處」提出的（國安規格而非治安），由憲警祕密調查、決定（當事人沒有申辯機會也沒有公開審理），保密到出發前最後一刻。換句話說，除了警總以外的單位都只是執行者，只有警總是決策者。警總對於自己公布的文件，經常毫不客氣地說「頒發」。

這些人抓了以後，送到當地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宣告」，然後就送憲兵隊，解送遊民習藝訓導所管訓。如果消息走漏導致名單上的人逃跑，經辦人員便要受懲處。這個流程就是把檢察官當作橡皮圖章的意思，因為要抓誰是警總決定的，檢察署並沒有審核的餘地，純粹只是蓋章背書而已。

那時候審檢一家，法院與檢察署被視為同一個單位。1947年這一次行動是由檢察官辦理宣告，但1949年的法院公文顯示是由法官宣告，可能後來作法有所改變。1963年《保安處分執行法》已明白規定由法官判決或裁定。

警總差不多把法院當作他的下級單位，干涉個案如入無人之境。法院也把警總當作上級單位，例如花蓮地院把某人判兩個月的保安處分，警總嫌太短，就直接發文給高等法院：「嗣後宣告保安處分請將期間酌予增長」。高院也乖乖通令各個地院照辦。

這樣「雷厲風行抓流氓」過了兩年，局勢又更壞了。1949年5月台灣戒嚴，6月蔣介石主導成立了「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國民黨仍在內戰中敗退，年底將中央政府遷到台灣。這就是《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的誕生，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擬定施行；後來研擬修正時，也經過「總裁」蔣介石過目、並且批示「照辦」。流氓管訓制度誕生的過程可知，它自始就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統治行為，目的不是「打擊犯罪維護治安」，而是「打擊敵人維護國安」。

每隔一陣子，就有人發明新的取締目標。這個不斷增生的清單上，終於出現了王信福喜歡的物事：「奇裝異服」、「夜間遊蕩」。他的鄉間少年生活，終不免與戒嚴肅殺之國正面對撞。火車來了，王信福的黃花格襯衫在風中獵獵作響。

和孫悟空一樣，少年王信福從金角大王銀角大王那個無所不收的葫蘆裡逃走了。他們三人決定往東走，避開甲仙，因為甲仙那裡有「力行總隊」，就是海軍陸戰隊管訓軍人的地方。要是遇上他們，死得更慘。三人一路下切河谷，走無路之路才不容易被抓到，這樣來到了天龍吊橋。

小小的一個吊橋晃呀晃，三人中有一人輕輕前去探路。沒想到橋那邊有職訓總隊的人埋伏，他一過去就被抓了，橋這邊，兩人轉身沒命地跑！

這樣度過提心吊膽的八天七夜，兩人平安下到了台東。王信福與伙伴道別，攔了一輛卡車，搭便車坐回嘉義。事實證明，鹽和火柴對他們的山中逃亡，一點用處也沒有。

坐回嘉義？

對，他就坐回嘉義。孫悟空會七十二變，王信福一變也不會，他只是個19歲的孩子。王信福說：「只是想說不要給他關，這樣而已。但是要去哪裡我也不知道，也是只能回家。」

差不多同一時期在美國，也有個不斷逃跑的少年法蘭克，他的事情後來拍成了電影《神鬼交鋒》。法蘭克16歲就隻身外出闖蕩，製作假支票行騙，手法精緻，是個高明的騙子。經過一番追與逃，終究被鍥而不捨的探員卡爾逮捕，把他帶回美國受審。飛機降落前，法蘭克得知父親過世了，躲進洗手間大哭不肯出來。沒想到他拆了馬桶鑽出機艙，聯邦探員眼睜睜看著他在空曠的機場跑道上狂奔消失。

不過，失去了父親的法蘭克會跑去哪裡，卡爾已經猜到了。警車的閃光一路朝向一戶裝潢溫馨的大房子，法蘭克就在窗邊張望，那是法蘭克的母親，與他父親離婚後另組了家庭，看起來很幸福。法蘭克那麼聰明，他知道卡爾會猜到吧？去看媽媽的代價就是好不容易得來的自由，又要失去了。

但是即使如此，還是要去。

王信福也知道回家的代價吧？但是即使如此，還是要去。

木工自然不可能再去學了，王信福和以前一樣在嘉義火車站前面（為計程車）拉客。一個多月以後，警察來了。

「王信福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職業訓導第三總隊執行矯正處分之人犯，竟於民國61年1月3日自台東縣關山鄉向陽工地脫逃，潛回嘉義，同年2月14日中午12時許，在同市西門街與民族路交叉路口，與綽號『阿雄』、『阿林』、『黑肉崑』等三人，以樸克牌賭博財物時，當場被刑警林英文緝獲，並起出樸克牌一副，案經嘉義警察分局移送本院檢察官偵查起訴。」 ──民國61年嘉義地院易字第251號刑事判決

彷彿聽到「咻」的一聲，王信福又回到葫蘆裡。

這就是王信福的第一個前科：脫逃罪。

脫逃罪的構成要件是「依法逮捕或拘禁之人，用不法行為回復其自由，而脫離公力監督」。一個人從「職訓總隊」逃跑，這樣算脫逃罪嗎？這就等於問，警總抓流氓究竟合不合法？如果合法，脫逃就有罪；如果非法，脫逃就沒罪。這也等於問，《取締流氓辦法》有法律依據嗎？如果有，脫逃就有罪；如果沒有，脫逃就沒罪。

打從《取締流氓辦法》一上路，法律界就一直有異音，只是相當微小。1951年的司法官訓練班學員（也就是準法官、準檢察官）質疑此法沒有法源依據，高檢署也同樣有此疑問，寫公文去問法務部（當時稱司法行政部）：「警察局根據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管收人民是否適法？」法務部斬釘截鐵地回覆：「查警察局根據台灣省戒時期取締流氓辦法管訓人民，究與故意妨害他人自由之情形有間」，意思是我們繼續配合吧。是的，在警總設計的流氓管訓制度裡，法官與檢察官很倒楣地扮演著橡皮圖章的角色，起先由檢察官宣付保護管束，後來是法院，難怪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特別敏感，因為每個被移送的流氓屁股上，都留著他們的鞋印。

等到國家檔案開放後才知，法務部根本就知道《取締流氓辦法》沒有法源依據！司訓班與高檢署表示疑慮之後，國防部召集各相關部門來開會，因為「無論軍法或司法機關均感欠缺法律上之依據」，所以請大家來談談如何修正《取締流氓辦法》。這個內部會議上，警總依舊主張流氓管訓是刑法的「保安處分」，法務部則不以為然：

「凡有關人民權利義務的法規，必應經立法程序。該辦法內容如第3條第6條等，均屬有關人民權利義務，然未經立法程序，法律上的根據當屬欠缺。至保安司令部所提書面意見略以：取締流氓係屬保安處分之一種，並非無法律依據云云。惟查保安處分有一定之條件，且需隨主刑而判處，而此兩點已與取締流氓辦法的內容不盡相合，則取締流氓辦法尚難謂係屬保安處分之一種。此外該辦法在戒嚴法中，亦無根據可援。」

這是法治的基本概念，原不需高深的法學素養，也不是解嚴後才冒出來的後見之明；他們當初就都知道了。只是這件事情背後有蔣介石的政治意志，執行上則有集軍事、行政、國安、情報、偵查、審判各種權力於一身的警總，大家不好說，又不敢不從。類似意見在後續的檢討會議裡不時出現，不過，只要警總出來說「取締流氓係一種政策，必須推行」、「該辦法要旨係在加強保安處分之運用，實不容偏廢」，會議就結束了。

法律人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司法座談會裡，繼續微弱地提出討論，然後被權力碾壓。1957年，花蓮地檢處的司法座談會，一方認為管訓沒有經過法院宣告，所以不算脫逃，另一方認為有《違警罰法》為法律依據，所以算脫逃罪；「脫逃」的一方勝出。

1963年，台中地檢處的司法座談會，一方認為依據憲法第23條，合法拘禁必須依據「法律」，《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的位階只是行政命令，所以管訓不是合法拘禁，逃走也不算脫逃；另一方認為還是算脫逃罪。會議結論是「算脫逃」，但研究結果卻是「不算脫逃」。

1967年，嘉義地院司法座談會的結論是，如果依《違警罰法》送管訓的人脫逃就算脫逃罪，依《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送管訓的脫逃不算脫逃罪，因為前者是法律，後者只是行政命令。

其間還夾著許多「管訓時請假逾期不歸算不算脫逃」、「管訓時保外就醫脫逃算不算脫逃」之類的疑難雜症。不同時間、不同地方的研討，結論不盡相同，但這問題一再提出，顯示「流氓管訓制度」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質疑。

那些年的法院真的很沒有尊嚴。比如1969年，警總發文給法務部，抱怨說1966年有一件職訓隊員殺害管理人員的案件，由花蓮地院偵辦，但「久懸未決，不特未收儆戒震懾作用，嚴重影響管理幹部心理，且無形助長戾氣」，因此要求法務部通令各級法院與檢察處，「嗣後遇有職訓總隊隊員不服幹部善意管教，或抗拒、暴行等不法案件，移請法辦時，請從嚴懲處，並儘速結案，以利職訓工作之執行。」警總不但要求司法負起「儆戒震懾作用」，還干預個案的審判進度與量刑輕重！

結果法務部怎麼辦呢？法務部乖乖的發文各級法院，抄錄警總原文，並要求今後從重量刑並盡速辦理。

這樣一直到了解嚴後的1989年，又有8位職訓隊員脫逃。這時各級法院已經隸屬司法院，不再扭曲地、委屈地隸屬法務部了。司法院拿出立場來了，直接告訴警總，職訓隊員不是「逃犯」，不能發布通緝。警總碰了一個釘子，最後只好發函給各地警察局協尋，然後把人抓回職訓總隊。

回歸正常法律秩序以後，「從職訓總隊逃走不算脫逃」塵埃落定。

那麼，累積三次違警紀錄就依《違警罰法》送管訓，合乎憲法嗎？台東有一位被管訓的「流氓」認為不合憲法，因為憲法第8條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違警罰法》怎麼可以不經法院審判就把人關那麼久？他提起釋憲。1990年，大法官公布釋字第251號解釋，承認《違警罰法》第28條違憲。而且，1980年釋字第166號解釋已經宣告《違警罰法》另一些條文違憲，但立法權與行政權卻虛度10年毫無作為，所以這次大法官給立法院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去訂定新法，否則屆期失效。

為時晚矣！戒嚴的鐵蹄已經在王信福年輕的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腳，烙印已成。「流氓」！「前科」！「壞人」！

假以時日，外來的烙印將內化成少年王信福的一部分，就像那顆假眼珠被增生的微血管團團裹住，不辨原來面目。也像那顆假眼珠，表面平靜但內裡化膿，最終驅使王信福不得不回到台灣，回到命運的原點。

《流氓王信福》，張娟芬著，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