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英國社會思想家路克斯（Steven Lukes）以一本50多頁的小書《權力：基進觀點》（Power: A Radical View）而聲名大噪。該書一方面批評美國政治學家達爾（Robert Dahl）將「權力」過度狹隘地界定為「擊敗對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批判政治學家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和巴拉茲（Morton Baratz）雖然將權力的定義拓及到幕後制定議程與遊戲規則者，但此等視野仍舊不脫行為主義的方法論缺失，因為此一看法還是把焦點放在可見的人事物之上。路克斯認為，所謂權力，必須包括那些看不到的人事物在內，例如思想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鄂蘭（Hannah Arendt）都在意的人際網絡，以及能策動一群人去行動的想法、認同感或共同目標。

路克斯於是以上述最後一種觀點為基礎，提出了一種三向度的權力觀：既能涵蓋見勝負與檯面上下的各種人為運作，也能兼顧意識形態的力量。其「基進」之處不僅因為這挑戰了美國學界強調可觀察事物和量化技術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在於他認為這樣才能澈底掌握權力的實際運作方式。此外，這也意味著當我們意圖反抗壓迫時，為何首當面對並致力於拆解的，便是支撐那一種宰制關係或體制的意識形態。甚至，唯有如此才能找出是什麼想法或力量蒙蔽了我們的雙眼，以至於分不清現實當中的天災與人禍之別，混淆了哪些事是單純的不幸還是不公不義。

換言之，意識形態是一副奇特的有色眼鏡。它能過濾掉某些事物，讓致力於追求客觀真相並恪守科學中立的學者看不見權力運作的特定向度，也能令社會大眾將許多人與人的不平等之處視為理所當然，因此未曾想過要改變或反抗，更遑論去澈底推翻體制。同理，當受壓迫者換上另一副意識形態眼鏡時，則能看見原以為天經地義的事，原來是如此不公不義，從而醞釀一股改變體制的力量。

《資本與意識形態》的書寫目的於是有二。一是揭露當前支撐全世界嚴重不平等現象的意識形態，以及為何該意識形態已經走到了若不澈底改變，人類將共同步入一場巨大人為災難的地步。二則旨在提供一套足以取代當前主導全球化時代意識形態的改革方案：「參與式社會主義」（participatory socialism）。該方案基本上是一種修正版的社會民主主義，核心內容包括了抑制富者恆富的稅制、財產所有權的社會化、更公平的教育制度，以及藉由國際合作來杜絕大企業走往避稅天堂等措施。這些措施當然反映了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所認為的當前意識形態，也就是一套建立在神聖化「財產權」、「創業精神」、「個人成就」三者之上的新菁英體制（meritocracy，書中譯為成就主義）。這種體制將一切經濟、社會與政治的不平等皆歸咎於個人的天分和努力，因此也將任何試圖消弭這種「差異」的手段等同於對不起個人的努力，甚至視為是對個人自由的一種侵犯。

本書是全球銷售破200萬本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續集，論證上採取了相同的研究方法，亦即藉龐大的統計數據來進行跨國比較，而且是放置於橫跨3,000多年的時間軸上來進行，堪稱是從不平等視角來書寫的人類大歷史。值得一提的是，此一方法頗類似於法國思想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開啟的社會科學傳統。

涂爾幹是量化社會科學研究的奠基者，他主張統計學能讓我們發現從個人角度所難以察覺的不同「社會事實」（social fact）之間的關聯，例如一個社會的「自殺率」其實與「社會連結的程度」有關；換言之，一個人的自殺不能單憑心理或經濟條件等個人因素來理解，正如同前述的權力運作不能單從個體之間的較量來理解。涂爾幹的研究挑戰了當時盛行的主流學說，即從個人心理素質不好的個體層次因素來理解自殺。倘若他的觀點正確，那麼自殺率其實是一種「社會」層次的常態事實，唯有從家庭、宗教、國家體制等社會層次來研究才能找出原因。

事實上，路克斯亦是當代最著名的涂爾幹研究者之一。他以此為主題的牛津大學博士論文以及改寫出版的專書，是學界公認難以超越的經典之作，而涂爾幹關於社會連帶會形塑一個人的生活之主張，也是促成他關切個體層次之外的權力運作之主因。此外，涂爾幹的思想也指向了一條從「實然」走向「應然」之路，或說從實證研究出發來進行規範性理論的途徑。關鍵在於「失序」的可能：當社會連帶程度高，也就是當信仰或意識形態還能穩固人際關係的時候，受挫個人走向極端的機率就會降低，因此，防範之道就是建立一套關於應然的規範性理論。這種理論不同於抽象的理想社會想像，並非關於此時該做什麼才對的主張；也不是從立足於某一遙遠的烏托邦，回頭過來看此時應該如何改造社會的政治工程。

《資本與意識形態》的獨特之處，正是這種結合實然與應然的涂爾幹式經驗研究。然而這種做法卻有違以個體經濟學掛帥的美國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也因此本書遭受到不少來自包括芝加哥學派和新興凱因斯主義在內的美國經濟學家的批評。這不令人意外。畢竟，皮凱提曾在22歲取得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博士學位之後旋即赴美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MIT），但2年後即返回法國，因為他認為美國的經濟學研究取向與主流理論皆不能做出真正重要的學術貢獻。

真正的貢獻就是經世濟民，尤其是以廣大勞工和受薪階級的福祉為己任。此時的皮凱提任教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和巴黎經濟學院（PSE），並擔任倫敦政經學院不平等研究中心的百年教授，致力於他的志業。

經常批判美國經濟學的他，在本書大方地提及他的社會主義思想系譜。本書第11章注釋提及了創建倫敦政經學院和英國工黨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以漸進改革的社會福利方案避免了革命，並高舉涂爾幹以及曾任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主席的法國政治家布儒瓦（Léon Bourgeois）為本書試圖更新的「團結互助式財產觀」（solidaristic concept of property）之起源。皮凱提在最後一章的注釋當中說得更是直白：以課徵遺產稅、教育普及和知識傳播來促進平等，其實是涂爾幹的設想，並非來自馬克思。

不意外，皮凱提將20世紀50～80年間視為社會民主的黃金時期，因為經濟不平等在此期間來到史上最低點。但那也是一個未竟之業。隨後，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市場基本教義主張受到柴契爾夫人的青睞，政黨向市場靠攏，國營企業逐步民營化，而原先英美高達60%至80%的邊際稅率（遺產稅更是高達70%至80%）隨之驟降。貧富差距於是再次擴大，及至今日已威脅到了民主的正常運作。

進一步解釋，皮凱提認為不平等乃人類社會的常態，只是程度有別，且每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都有合理化其存在的意識形態。而根據他的歸納，可分為三重功能（tri-functional）、財產所有權至上（proprietarian）、社會民主（social-democratic）、共產（communist）、奴隸式（slaveist）以及殖民主義（colonialist）六種，且第一種占據了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例如以婆羅門為中心的印度種姓制度和西方漫長的中世紀以教士、貴族和平民所構成的三級社會，皆可見其存在。皮凱提更認為20世紀末是「新財產所有權至上主義」再度興起的年代，且正是這意識形態讓市場運作發展至今天的「超級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造成全世界往另一個新三級社會移動的局面，經濟不平等甚至嚴重到瀕臨奴隸制度邊緣的程度。

讀者可見，皮凱提並不認為人類歷史發展有其預設方向或內建的定律，因此既不接受馬克思主義者的那一種共產主義史觀，也不認同許多自由主義者相信的進步史觀。換言之，從上述某一種主義過渡到另一種，並不存在歷史必然性，更不一定是進步。相反，那是基於偶然因素的政治決定，或源自於少數人倡議的結果：柴契爾夫人接受海耶克的經濟學主張即是一例。正是相信意識形態的變遷有其偶然性，作者才能希冀本書所勾勒出來的方案最終能對世界產生影響。

這也意味著寄望於讀者的皮凱提和馬克思有另一個重大差異：相較於後者認為生產模式與生產關係決定了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也就是人們的想法和價值觀念），前者真心相信意識形態是因，而經濟體制是果。就此而言，本書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宣言，似乎比主張意識形態是果、經濟條件是因，且共產主義必然來臨，但卻想藉書寫來改變人們想法並支持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更加邏輯連貫。

不過，皮凱提不僅看到了參與式社會主義的魂魄正盤旋於世界上空（本書正是為了讓其順利降臨而寫），也看到了民粹主義的幽靈正急速附體於各地的民主國家。根據他的分析，民粹崛起乃因民主國家政治菁英向市場靠攏的結果，就連原先以社會民主起家的英國工黨也是如此。拚經濟成了超越左右的新政治共識，但拚法卻是不斷迎合富人立法並制定各種優惠企業的政策，甚至允許運作於國內的大企業紛紛走往避稅天堂。對企業與富人的各種稅務減免，當然意味著財政短缺和社會福利的縮減。

廣大的勞工與受薪階級在逐漸淡出左右政黨的視野之下，也遠離了投票所。只有當他們聽聞能將一切過錯歸咎於難民、外勞乃至移民等排外或撕裂族群的激烈言論，才會用力投下神聖的一票。詭異的是，這些曾經與左派政黨站在一起的人民，也歡迎外企和外資，以及這些企業所提供極為不利的工作條件與待遇。人們甚至認為能吸引他們來的政府才是為人民做事的有為政府，而對於出走的企業卻相對「厚道」，不但不指責他們，反而怪罪政府無能。

根據本書的描繪，上述現象其實也出現在橫跨大西洋兩岸的歐美社會。歐洲的社會福利制度處於崩壞階段，使用者付費的市場邏輯逐漸滲入了各種生活領域，包括教育和醫療。即使是「歐巴馬健保」（Obamacare）其實也反映了雷根時代的市場萬能信仰。甚至，窮人認為那是政府在幫保險業者搶錢，而白人認為那是在幫黑人及少數族裔付費。皮凱提認為，這一現象正是「新財產所有權至上主義」接軌了高舉創業精神和個人成就的「新菁英體制」所致，最終將使世界重回新的三重功能社會：

「左派婆羅門」相信努力就會有回報，學業成就最實在；「右派生意人」強調愛拚才會贏、事業愈大成就愈高。「左派婆羅門」專注的是文憑、知識和人力資源的累積；「右派生意人」則注重貨幣與金融資本的累積。

這是一套對知識菁英、經濟菁英與金融菁英都十分有利的體制，但多數人卻相信這是公平的。不參政的菁英讓左右兩派輪流執政，而掌權者本身也來自這些菁英。競爭失敗的魯蛇愈是不去投票，政商菁英聯盟就愈是鞏固。

至此，我們方知皮凱提的歷史研究以及意識形態分類本身並非單純的個人興趣，而是為了提供一組分析當前局勢的術語。所謂「三重功能社會」的想像，本身也有濃厚的涂爾幹功能論（functionalism）色彩，亦即相信社會乃不同族群基於共同想法的分工體制。尤須注意的是，皮凱提當然意識到現代社會不再以身分當作階級劃分的依據，政治意義上的種姓制度也不復存在，但那並不意味著「婆羅門」一詞不適用。功能論的重點在於看見社會如何分工，以及哪些族群扮演了什麼功能。因此，與其批評他誤用概念或直指其他社會並沒有身為祭司的「婆羅門」或「教士」階層，不如反思：在那樣的社會當中究竟是誰扮演了婆羅門或教士的功能？

皮凱提書中清楚地描繪了「婆羅門」，就是指從高度經濟和學歷競爭中勝出的菁英。這類比當然也取自於婆羅門原本就是指學問最高的階層。令人玩味的是，在一個高舉市場邏輯萬能的社會當中，被當作學問最高的不就是經濟學家以及制定金融法規的那些專家嗎？

以左派自居的皮凱提其實也在對抗他們。不意外，《資本與意識形態》出版至今雖然獲得無數掌聲，但也不乏來自美國經濟學家乃至財經媒體的強烈批判。也是以左派自居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書評最令筆者印象深刻。

他說，皮凱提上一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雖然厚達700頁，但讀者平均只閱讀了26頁，而相對於經濟學家能在該書看出了作者的真正學術貢獻，亦即以數據證實了19世紀相當普遍的「靠爸」（patrimonial）資本主義的確仍存在於今日各方面都更健全的經濟制度當中，一般讀者能獲得的也不過是「不平等正在惡化當中」這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這本更厚的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態》能提供給讀者的則是歷史上數不清的不平等案例，且多到難以讓人理解哪裡才是重點，甚至於欠缺重點，且直到最後300頁才跟現代經濟有關。雜亂之外，書評也指出了某一案例的歷史細節有誤，並據此推論其他地方也必定有漏洞之處，畢竟皮凱提並非全才。至於本書的方案，克魯曼則直指那根本是一種企圖以民粹式經濟政策來贏回勞工階級的策略，但那在美國難以奏效，因為白人勞工對照顧（族裔）平等的政策並不領情：歐巴馬健保反而將他們推向了川普就是一個鐵證。

筆者難以斷定這是一場左派婆羅門階級的內戰，還是不同教派之間的教士內戰，亦或教士和貴族之爭。唯一能確定的是，本書值得閱讀之處肯定遠遠超過26頁，且任何認真讀最後300頁的讀者，應該也不會認為參與式社會主義是一種為了討好不願努力的大眾或魯蛇的民粹方案。相反，皮凱提提出的方案不把社會當作戰場，但他也沒有天真到想要消弭競爭，而是為了讓競爭在一個更加公平的環境當中進行，包括不讓某些人因為繼承龐大遺產而遠遠贏在起跑點上，不讓既得利益者制定符合他們優勢的遊戲規則（例如那些拿民眾血汗錢來炒地皮並決定貸款資格的銀行），也不允許老闆或股東把公司當作專屬於他們的財產，勞工則不過是僱來替他們賺錢的工具。正好相反，皮凱提認為勞資雙方並非處於零和的競爭關係，更希望我們把公司視為資方與勞方所共有的財產。用同樣的道理進行延伸，社會也是所有人的共同財產，而世界則是所有人種與國家的共有財產。

理解至此，與其說本書提供了一副新的有色眼鏡，毋寧說那是一顆變焦鏡頭。相較於人們習慣聚焦於競技場上的競爭選手，然後把輸贏看成是個人憑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所取得的結果、因此成就與榮耀專屬於選手自己，皮凱提則要我們也看到場上的裁判，看見選手的教練和隊友，甚至焦點最後離開了競技場，讓臺下觀眾們和所有支撐起這一種競賽的相關人士也進入視野。

皮凱提更想要問：為何選手乃至於觀眾會投入這樣的比賽？《資本與意識形態》提供的正是這樣一幅關於不平等事實的寬廣視野，而且當鏡頭調到最廣角的時候，我們將必須追問自己：為何我們竟然會如此習慣這不平等的一切？

《資本與意識形態》，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著，徐麗松、陳郁雯、陳秀萍、黃明玲譯，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