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明確斷定要將所得差距縮減到什麼程度，才能極大化人們的生活幸福感；但我們已能確定，目前平等國家的生活幸福感水準已趨於穩定，而且從最不平等到最平等的國家，健康與社會問題指數（Index of Health and Social Problems）與聯合國的兒童幸福感指數，都有持續上升的現象。

北歐各國算是最平等的已開發國家，以這些國家為例，就能發現如果可以達到他們的平等程度，多少都能享有縮減貧富差距帶來的益處。不過除了這些觀察之外，我們並無實際數據可佐證，因此也無法斷定情況能有多大的好轉。但是，當最不平等的國家將貧富差距縮減成與北歐國家相仿時，我們或許就能從各國的情況來判斷，是否該繼續提升社會的平等。

在不同情境下，理想的平等程度也各不相同。舉例來說，在地域流動性高的地方，人們比較不會在某地定居；這個時候，比起較穩定的社會，流動性高的社群就需要較高的平等程度。在社群生活不夠頻繁、活絡的情況下，更應減少會導致社會分化的因素。

在較平等的已開發富裕國家中，前20%的富人其總所得是後20%的窮人的3.5倍至4倍。在英、美等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中，差距可能會拉大到7倍至8倍。這就代表較不平等的國家，應該努力縮減前後20%人口的所得差異。雖然此舉只能將貧富差距縮減到1960年代與1970年代初的程度，但是光靠提升高每個級距的所得稅率、以及增加社會福利補助，是無法快速達到目標的。

只要能縮減貧富差距，人們就更願意追求環境永續、讓生活方式更環保，同時也能改善生活幸福感。平等的好處不勝枚舉，但要達成平等卻不容易。在各大社會中，我們都能從所得與財富的分配看出權力分布；就算某項政策或倡議功效十足，也不一定保證會被落實。為了解現階段任務，我們必須先回顧歷史，看看貧富差距規模的大起與大落。

在上方圖表1中，我們能看出幾個富裕國家的長期貧富差距變化。從1930年至2014年間的變化來看，已開發國家的貧富差距起伏大多一致，因此這些波動並未反映出經濟周期等短期因素的影響。貧富差距在1930年代前最為懸殊，1930年代後便開始漸趨平緩、此趨勢延續了好長一段時間。不管是將每個國家的變化放大至5到10年來看、還是用不同手法來評估貧富差距，都能看出趨勢的遞減。貧富差距持續遞減至1970年代的某個時間點，但約莫從1980年起，貧富差距又開始回升，其中有某些國家較晚步上這個趨勢。來到20世紀初，部分國家的貧富差距，已超越1920年代以來的規模。

貧富差距從長期遞減演變至回升的趨勢，反映出勞工運動的興起與式微，也投射出其背後的政治意識形態。若以加入工會的勞工比例來衡量勞工運動影響力的強弱，將其視為社會上的抗衡聲量，就能清楚看出其與貧富差距的關係。下方圖表2顯示在1966年至1994年間，在16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勞工加入工會的比例與貧富差距的關係。

我們發現，在加入工會的勞工比例偏低的地區或年分（靠近圖表左側），貧富差距的規模也較大。在不同國家的任何時段與趨勢中，都能反覆發現此關係。

從下方圖表3則可看出，美國工會影響力逐漸增強時，貧富差距則隨之縮減；但工會力量減弱後，貧富差距又再次擴大。

不過，切勿將工會會員數與貧富差距的關係單純解讀為工會替會員提高薪資的能力；此項數據透露的訊息，其實是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影響力的前期增長及後期衰弱。勞工運動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體現了社會的核心價值，而社會核心價值則會影響財富與所得分布。此外，社會大眾也相當害怕共產主義，擔心1930年代的不景氣如同馬克思所預期那般，被解讀為資本主義的崩壞。

在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推動新政（New Deal），大幅縮減社會所得差距：他向富人與企業家解釋，如果要維繫現有體制，就必須推動改革。有些人認為羅斯福將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中拯救出來。這場集體運動讓人們團結合作、讓大眾意識到現況的威脅，人們懷抱著相同的身分認同與目的，得以成功縮減貧富差距。但是現代社會的貧富差距讓數百萬人深受其害，大家卻無法在目標上達成共識，仍未列出必須被滿足的需求，並進一步推動政治策略。

如圖表3所示，世界各國貧富差距的主要變化，並非「市場力量」所致，而是政治因素造成。在1993年公開的報告中，世界銀行也提出相同論點，並以8個「快速成長經濟體」（tiger economies）即日本、南韓、台灣、新加坡、香港、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為例。報告指出，這些國家在1960年至1980年間，向社會大眾廣為宣傳所謂的「共享成長」（shared growth）計畫，成功縮減貧富差距：此計畫也包含各式各樣政策，例如土地改革、降低肥料價格津貼、提升農村人口所得、財富共享計畫、大規模公共住房計畫等，以及協助成立勞工合作企業。

在這份報告中，世界銀行也探討這些政府推動平等政策的動機：報告認為以這8個國家而言，政府之所以大幅縮減貧富差距，主要是因為政府主權受到共產國家的威脅和挑戰，因此需要藉此贏得廣大人們的支持：南韓與北韓在意識形態上競爭激烈，台灣與香港則面臨中國的主權威脅，共產主義的侵略四處上演。因此，要探討過去一世紀以來已開發國家中的貧富差距變化時，我們將這些波動視為全球化與科技革新過程中單純受市場力量影響的結果，而不能排除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操作。這一切變化，其實與客觀、不受人為控制的經濟力量無關；在財富與所得的分配上，政治與政策才是關鍵因素。

證據清楚指出，政治壓力能有效縮減貧富差距。但1980年後政治力量逐漸弱化，貧富差距又再度擴張。當勞工運動逐漸式微，社會民主黨派往右移動後，1920年代後的社會改革與進步又開始走回頭路。慈善廚房與食物銀行重新開張，而領有巨額所得的上流階級同時也在建立專屬他們的財富王國，讓後代子孫繼承巨額財產，享有舒適安逸的人生。

這些退步的社會現象，顯示上一代人們未能提出有效的改革策略，無法將進步的種子深耕於社會中。若要縮減貧富差距，必須透過稅制改革與社會福利制度來進行「所得重分配」（income redistribution）；但在搖擺不定的政局中，只要領導人一聲令下，這些策略就有可能被註銷。「經濟民主」是改革的穩健基石，唯有透過類似的結構性變革，社會才能穩健地往平等的端點移動。

（關於何為「經濟民主」，續見〈如何解決收入不平等：「經濟民主」可以吃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