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已開發世界、跨越整道政治光譜，沒有人不認同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有益於社會（社會需要高技術人才的貢獻與經濟生產力，更別提稅收），也有益於個人。高學歷的人所得比較高、比較滿足於他們的工作與休閒時間、比較不容易失業、比較可能維持健康、比較不會犯罪，也比較願意付出時間從事公益、參與投票。

儘管好學校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一個人的教育程度（孩童在學校及日後高等教育的表現），受其家庭背景影響最深。梅麗莎．班恩（Melissa Benn）和費歐娜．米勒（Fiona Millar）在一篇關於英國教育未來的報告中描述：

英國學校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在於貧與富之間的差距，以及學童家庭背景和他們帶到教育檯面上的社會與文化資本的巨大差異。

如果家長擁有較高的所得與學歷，如果學童家裡有地方讀書、有工具書和報紙，並且重視教育，學童會有比較好的表現。父母親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甚至更為重要⋯⋯根據流行病學家艾兒茱曼．西迪基（Arjumand Siddiqi）等人的研究，高閱讀分數以及閱讀能力的低社會差距，出現在「以強大社會福利著稱」的國家。不過，貧富不均還會以哪些方式影響教育成果？

其中一項連結，很可能是透過貧富不均對家庭生活與人際關係產生的作用。遠在接受正規教育之前，社會不平等就深植於幼兒的早期發展。如今，我們已深深明白幼年對日後發展的重要性──學習從出生開始，生命最初幾年是大腦發育的關鍵期。成長環境可以增強或抑制兒童的早期學習。英國的一項全國性研究發現，到了3歲，弱勢兒童的教育就可能已經比優勢家庭的兒童落後一年。

社會環境刺激對幼兒的早期學習至關緊要。嬰兒與幼童需要一個有關愛、有反應的環境；需要有人對他們說話、愛他們、跟他們互動。他們需要玩耍、講話和探索世界的機會；需要在安全範圍內受到鼓勵，而非被限制行為，或遭到處罰。這一切是貧窮、有壓力或孤立無援的父母和其他照顧者比較難提供的。

我們在第四章描述，比較不平等的社會，其社會關係總體品質如何相較低落；第五章及第六章則顯示貧富不均與身心疾病和藥物濫用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如此一來，不難想像活在階級分明、缺乏互信的社會，會如何影響親密的家庭關係與生活。家庭衝突與暴力、父母親罹患精神疾病、時間與資源的匱乏，這一切加起來，在在影響兒童的發展。這些壓力導致的結果，可以從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家羅伯．法蘭克與亞當．列維（Adam Levine）所做的研究看出端倪。

研究顯示在美國，貧富差距增幅最大的郡，就是離婚成長率最高的地方。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經歷了較多家庭衝突與破裂，也更有可能目睹或受到家庭暴力，並且生活在更擁擠、吵鬧和簡陋的住宅──居家環境品質與所得直接相關。父母對相對貧窮的行為反應，也間接影響了兒童──證據顯示，某些家庭面對這些問題堅毅不拔，某些父母卻會出現處罰性或冷淡的教養方式，甚至達到疏忽或暴力的地步。同樣地，我們有必要指出，家庭與親子關係的難處，並非窮人所獨有。對於美國中產階級、勞工階級與清寒家庭的親子關係，社會學家安妮特．洛羅（Annette Lareau）描述了以下的不同：這些階級在日常生活的構成、語言的使用以及家庭的社會人脈等層面，存在著重大差異。我們發現，在英國的千禧群組研究（Millennium Cohort Study）中（針對2000年及2001年出生兒童所做的大規模調查），比起社會頂層群組，就連地位只略遜一籌的母親都經常表示自己是個不合格的媽媽，或者親子關係不良。

社會有許多方法可以減輕家庭壓力、支援兒童的早期發展。從生命的最初開始，某些社會就比其他社會付出更多努力，例如提供帶薪育嬰假給職業婦女，設法增進母親與嬰兒間的安全依附。我們從哥倫比亞大學的兒童、青少年及家庭政策國際發展情報中心（Clearinghouse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Child, Youth and Family Policies）取得有關帶薪育嬰假期限的數據，發現愈平等的國家，提供的帶薪育嬰假愈長。

在瑞典，育嬰假（由父母共享）可以支領8成薪水，直到嬰兒滿18個月；若再多請3個月，可領一筆固定薪水；除此之外，還可多請3個月的無薪育嬰假。挪威給父母一年的8成薪，或者42週的全薪育嬰假（父母都有權利享有）。相較之下，美國和澳洲沒有法定的帶薪育嬰假──澳洲的父母可以請一年無薪假，美國則只有12週。

除了給予育嬰假，社會還可以透過家庭津貼與稅務減免、社會福利住宅、醫療服務、增進工作與家庭平衡的方案、強迫支付子女贍養費──以及或許最重要的──提供高品質的幼兒教育，設法改善幼兒的童年品質。幼兒教育計畫可以促進肢體與認知發展，以及幼兒的社會與情緒發育。幼教可以為兒童改變長遠的人生軌跡，成本效益分析已證明這是一項高報酬投資。在實驗中，受過高品質幼教的弱勢兒童日後比較不需要接受輔導、比較不會參與犯罪，長大後賺比較多錢。綜合上述，顯示政府投資這類計畫，可以產生極高的報酬。

到目前為止，我們描述了較大的貧富差距如何透過影響家庭生活與關係，進而影響兒童的發展。但除此之外，還有證據顯示，貧富差距會對兒童的認知能力與學習產生更直接的作用。

2004年，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卡拉．賀芙（Karla Hoff）和佩麗揚卡．潘迪（Priyanka Pandey），提出一項驚人實驗的結果。她們從印度各地鄉村挑出321名高種姓階級和321名低種姓階級的11、12歲男童，然後交給他們解答謎題的任務。一開始，男孩在不知道彼此階級的情況下解謎。這時，低種姓男孩的解謎能力跟高種姓男孩旗鼓相當，甚至略勝一籌。

接著，實驗重複進行，只不過這次每個男孩被要求確認自己的姓名、村落、父親與祖父的姓名，以及種姓階級。公布階級之後，男孩繼續解謎，這一次，男孩的表現出現很大的種姓差距──低種姓男孩的成績一落千丈（如下圖）。

這是一項驚人的證據，顯示教育活動的成績與行為，深受我們認為別人對我們的看法與評價所影響。當我們預期自己被人看低，我們的能力似乎也跟著退縮。

同樣現象也出現在針對美國白人與黑人高中生所做的實驗，其中最有說服力的研究，來自兩位社會心理學家──史丹佛大學的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e）和紐約大學的喬書亞．阿朗森（Joshua Aronson）。實驗中，他們讓受試者接受大學生申請研究所的標準化測驗。其中一項情境，學生被告知這項測驗是能力的評估；第二種情境則對學生表示這些測驗並非能力的評估。兩種情境下，白人學生的表現維持一致，但黑人學生在認為自己的能力受到評判時，表現大不如前。斯蒂爾和阿朗森把這種作用稱為「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這種作用如今已證明普遍存在，也適用於性別及種族差異。

儘管我們已在第三章討論社會焦慮及負面評價對人們的影響，但想到刻板印象及刻板印象威脅竟能如此輕易形成（即便在人造情境下），仍令人感到詫異。珍．艾略特（Jane Elliott）是一名美國教師；1968年，她為了教導學生認識種族不平等與不正義，對學生展開了一場實驗。她告訴學生，科學家已證明藍眼睛的人比較聰明，比又懶又笨的褐色眼睛的人更有可能成功。她把班上學生分成藍眼睛與褐眼睛的群組，給予藍眼睛組更多特權、讚美與關注。藍眼睛組很快對褐眼睛的小孩展現優越感，盛氣凌人，學校成績也進步了。褐眼睛組也同樣快速地採取低姿態，成績退步。幾天後，艾略特告訴學生她搞錯了，其實是褐色眼睛的人比較優越。教室裡的情勢迅速逆轉。

我們的學習如何受情緒影響，神經科學的最新發展提供了生理上的解釋。在確信自己能夠成功的刺激性環境下，我們的學習成效最佳。當我們覺得快樂或自信，大腦會釋放多巴胺（獎賞性化學物質），有助於記憶、專注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也受益於能改善情緒的血清素，以及幫助我們發揮最大潛力的腎上腺素。而當我們覺得受到威脅、無助、緊張，皮質醇荷爾蒙會在體內流竄，抑制我們的思考與記憶。所以無論在社會上或學校中，這一章描述的不平等都對我們的大腦、學習與教育成就，產生了直接而顯著的影響。

貧富不均對教育成就的另一個直接影響，是對社會底層民眾的抱負、行為規範與價值觀造成衝擊。儘管教育被中產階級、老師及政策制定者，視為窮人與勞工階級往上爬的脫身之道，但窮人與勞工階級本身不見得認同這樣的價值觀。

人類學家吉莉安．埃文斯（Gillian Evans）在2006年出版的《教育失敗與英國勞工階級白人小孩》（Educational Failure and Working Class White Children）一書中，描述了東倫敦伯蒙德賽區（Bermondsey）的勞工階級文化。她知道兒童在學校從事的活動，符合中產階級父母在家中要求子女的遊戲與互動方式，但跟勞工家庭照顧子女以及與子女的相處模式有衝突。某種程度上，勞工階級民眾對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教育及中產階級價值觀心存抗拒，因為要成為知識分子，就需要放棄他們珍視的生活方式。一名婦女告訴埃文斯，要當個「普通人」，就表示「你得懂得開懷大笑，因為你沒有什麼了不起」。她描述的那名婦女喜歡談論家庭、健康、工作和賺錢之道、家務事、人際關係、購物、性，以及八卦。談論抽象觀念、書本和文化，會被視為矯情而自命不凡。這些勞工階級母親在家中幾乎毫不管束子女。埃文斯描述勞工子女可以隨時隨地吃他們想吃的東西、在家裡抽菸、功課愛做不做，隨心所欲。「他們想學就會去學，不想學就算了，沒什麼好說的。」這些家庭無疑也希望給子女最好的一切，但「最好的」不見得總是「教育、教育、教育」。

當然，窮人與勞工階級子女雖抗拒正規教育與中產階級價值觀，卻不表示他們沒有抱負和野心。事實上，當我們首次從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兒童福祉報告見到有關兒童抱負的數據，深為抱負與貧富差距的關聯性感到詫異（如下圖）。

平等國家有比較多兒童胸無大志，而在不平等國家，兒童比較可能懷抱遠大的志向。部分原因可能是在平等社會中，低技能的工作比較不會被汙名化，相較之下，不平等社會的職業選擇，則被追求財富與名人風光形象的執念左右。

在比較不平等的國家，抱負與實際機會和期望之間存在巨大落差。如果拿上圖和各國的數學與閱讀分數（下圖）跟比較，教育成就較低的國家顯然有較高的志向（如希臘、葡萄牙、義大利、西班牙）。也許有較多兒童渴望高職位的工作，但比較少人能擁有符合的條件。如果貧富不均導致不切實際的希望，必定也會帶來失望。

埃文斯引述一位貧民區小學教師的話，總結了貧富不均對兒童的侵蝕作用：

這些孩子不知道自己屬於勞工階級；他們要到離開學校之後，才會恍然明白自己從小懷抱的夢想，根本沒有成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