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死的那一天，我正準備兩天後的高中會考，嬸婆騎車到教室找我，第六感告訴我，他出事了。回到家，知道爸爸燒炭自殺了。我是他唯一的女兒，他是個很疼小孩的好爸爸，從來沒有打過我。也或許是唯一的女兒，他不要我因為他，過得太辛苦。 我是第一個看到他遺書的人。上頭滿滿都是在擔心我。遺書上寫著希望我可以去考警察，希望我的未來可以順利美好。遺書上，也寫著他的不甘心。看了很難過。 他是在工作時認識生下我的媽媽，兩人沒結婚，過了幾年就分開。爸爸只有國中畢業，交到壞朋友開始碰毒品，進出監獄很多次。在鄉下地方，只要你有前科你就是只會犯錯，村裡發生什麼不好的事都以為是他做的。爸爸找工作很不順利，不是不願意找，是因為鄉下工作機會非常少，工廠也少。他送過貨、開過車，後來喝美沙酮戒毒，身體慢慢沒辦法承受太勞累的工作。 除了每天載我上下學和去喝美沙酮，其他時間他都把自己關在房間，我一開始不知道原因，他自殺後，我才發現是他心底受傷。 他只能跟家裡拿錢，他是我阿嬤的大兒子，阿嬤對他失望，覺得他沒用，阿嬤的表現讓爸爸很難過很受傷。我一直都很心疼爸爸的遭遇，他其實有心要改，但因為很多眼神和態度讓他受傷，失去了要改變的動力。社會看人的眼光都很勢利。 爸爸的遺書最後被燒掉了，因為大人有用問神明的方式問爸爸，爸爸表示放下了，也希望我把他放下，要我別再去在意這件事，去原諒那些人。 ──佳儀（化名） 日記

佳儀父親死後，阿嬤照養她基礎的生活，但戶口名簿裡，佳儀成為孤單一人的戶長。過去3年，佳儀努力拋掉心碎的記憶，全力衝刺考試，同時在村裡的冷凍蝦廠打工賺錢，儘管摳門的鄰居老闆吃定她沒人撐腰，時薪只給100元。

去（2017）年，她北上就讀大學，沒參加學校社團，為了省錢，每天下了課，買晚餐回宿舍，待在小空間裡讀書，不曾和同學出遊。她從未向同學吐露自己的出身和爸爸的故事，不讓同學知道有個吸毒和燒炭自殺的父親，希望能走一個和父親截然不同的人生。

但爸爸的身影會時不時地入夢裡。她會想像爸爸走頭無路寫下遺書的無助，但她也會想起她在後頭環抱著騎著摩托車的爸爸，他們刻意避開鄰居的眼光，繞進小路，那路上只有父女倆。

佳儀爸爸的遭遇，並不特殊。不幸經常降臨在弱勢者身上，這些年尤其又挑中這群男性。

2000年前後，一群教育程度偏低的男性，面臨全球經濟結構重組，使得台灣底層男性的權威受到挑戰，就像佳儀爸爸一樣，不知不覺遠離自己理想的人生，走入一個無解甚至絕望的命運。

深入研究台灣經濟與社會轉型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指出，全球後工業化及產業轉型過程中，發達國家的製造業被外包至海外工廠，台灣雖然沒有像美國或歐洲有清晰的鐵鏽地帶，但地理上，中南部的工廠抛出一批批中低階男性藍領。

底層男性不如女性較能適應服務業的經濟體。「不像教育程度較高者，有足夠知識能力和資源跟上轉型的腳步，他們長期在工廠與其他男性相處，重複操作同一套技術，原有的能力用不上，讓他們的地位和權威很快地瓦解，」林宗弘分析。

被拋出原有經濟體的藍領底層男性，在工作市場和婚配市場，都顯得手足無措，處於被決定的命運。

婚配原本是社會階級流動的方式之一，但當這群男性的工作被業主以外籍移工取代，而他們的工資與同階層女性拉近後，也讓最低階藍領男性的婚配吸引力降低。

即便低階藍領男性結了婚，比其他階層，則更難維繫家庭的穩定。

台灣離婚者的面貌近年大幅轉變。過往認為教育程度高者離婚率高，但中研院副研究員鄭雁馨分析內政部釋出的離婚資料檔案發現，台灣社會的高離婚率已轉由大量中低教育程度者撐起，其中有為數可觀的比例是外籍配偶組成的家庭。

2017年12月，內政部出爐第一份《外籍配偶歸化後婚姻狀況之研究》，揭露台灣人與東南亞新住民共組婚姻後，離異的驚人比例。

這份報告顯示，在2008年至2016年間，歸化為台灣籍的東南亞配偶有55,855名，其中離婚人數達13,769名，離婚率高達24％，相當每4位與東南亞外籍配偶結婚者，就有1位以離婚收場，遠高於台灣總體離婚率的14％。

漂洋過海來台的東南亞新住民中，有人幸運遇到不錯的夫家，但為數不少的新住民趕上台灣經濟極劇烈的轉變，來到台灣後，她們遭遇並目睹「藍領男性」的處境，也明白在這樣家庭中的女性和孩子，遭遇什麼樣的苦楚。

今年40歲的阮理厚，22歲從越南胡志明市嫁到雲林縣莿桐鄉。儘管已離婚長達10年，阮理厚談到前夫時，聲線因情緒而高亢。她說前夫在家中沒有地位，夫家把她當成生產和賺錢的機器。為了讓一家三口從丈夫的原生家庭中獨立，阮理厚曾在北台灣的工地奔波，攪拌水泥、搬磚頭，打著每天1,200元的零工。

「我早上坐貨車去工地，連續下雨或沒工可打就回莿桐，連續3年。我去外縣市工作後，接到他打電話來，每通電話都說『小孩子補習費到了，水費電費要繳了』；房子登記他的名字，他居然這樣跟我開口。有次我回家，看到他在家裡打麻將，卻把小孩給別的女生帶，我猜到他有精神外遇了，而我還在幫他打工！」阮理厚幾乎記住所有的細節，彷彿一切昨天才發生過。

阮理厚描述她在台灣18年來觀察到的跨國婚姻樣貌：「台灣有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現在娶外配的男人，素質可能好些，但之前娶外配的都是比較鄉下、人長得比較粗比較黑、做農的、學歷不高的、沒有時間交女朋友，卻想傳宗接代。100個有99個都是沒能力，是個混混，水準不夠高，台灣娶不到，就去國外娶，花幾十萬娶個外配回來，思想與觀念都是很懶沒想到將來。外配來了後，我們想做什麼都不被尊重。」流暢地夾雜中文和台語，理厚的話語裡藏著受過的傷。

靠著漢越及越漢兩本字典，大量看電視學中文，離婚後，她自學美甲，如今在斗六市開設美甲工作室，也擔任移民署的美甲講師。阮理厚說，希望自己過來人的故事，能鼓勵這群受壓抑的新住民。

台灣男人與東南亞女性的婚配高峰，約在2000年前後。根據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祕書李佩香的粗估，來台後與婆婆住在一起的比例高達7成，家庭的特色是經濟弱勢與觀念傳統。

李佩香在2002年透過婚姻仲介，自柬埔寨嫁來台灣，定居新北，那一年她才滿20歲。「1997年我們村莊就有鄰居女生嫁來台灣，我阿嬤交待過爸爸，不能讓我嫁來台灣，阿嬤有華人血統，知道華人重男輕女。2000年婚姻仲介更多了，村莊家裡左右前後的女孩都去了。那時金邊混亂，傳聞會打仗會內亂，我爸爸太擔心，看到別人女兒過去了，反應不錯，平安，沒事，就叫我也去了，他說至少家族有一個人活著也好，而且他想像台灣的婚姻是彼此尊重的。」

「結果讓我們驚訝的是，在台灣不少家庭重男輕女，結婚了，把南洋姊妹用成像幫傭的程度，就算嫁到有錢人家，還是做得要死。」採訪李佩香和多位南洋姊妹們對父權社會下成長的台灣男性，普遍會得到這樣的說法和看法：

台灣男人，我跟你說，沒錢的都很廢； 有工作做的會挑、會愛面子，不一定做，經濟好一點的人搞外遇； 看到妳太有能力，就會擺爛。 只會跟妳睡覺，不會煮飯，不會做任何事，不會教養小孩。 婆婆們苦過來，對錢看得很重、控制慾強，以為姊妹來「挖錢」的。

內政部資料顯示，與南洋姊妹婚配的男性，年齡較高，普遍集中在35到49歲，而他們的教育程度普遍低於社會平均：4成2國中以下，5成4是高職和專科，僅有約3％大學肄業或以上學歷。

這群年齡較長學歷較低的男性，與2000年前後受全球經濟重組而被產業鏈拋棄的不幸運者，有相當比例的重疊。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長期關注新住民家庭，這兩年她進到新北板橋和宜蘭小漁村的小學裡，觀察底層家庭的教養文化，也間接看到藍領男性的面貌：「我發現他們普遍都有債，有的是有黑手變頭家的想像，但最後投資失利；有的是工作不穩用卡借錢，但最後還不了，債務影響了婚姻，有的就離了婚。」

藍佩嘉說，漁村裡，願意留下來的女性只剩新住民媽媽，而父母雙方都是台灣人的，則多半只剩爸爸。

剩下的男人們，他們的生活，一般中產階級難以想像。

跑過船的50幾歲男人沒了工作，也不願屈就做小工，不想切魚飼料、整理櫻花蝦，就在家喝酒或看電視。而這樣的父親角色是村裡的日常。

他們生活花費不高，社福團體會送進大量白米，家庭成員要活下去不難；但困難的是這群在父權文化下成長的男性，陽剛父親形象漸漸被重挫，也為他們的婚姻和下一代教養徒增變數和風險。

收入減少、再就業困難，有的人喝悶酒、自我封閉，安靜但不製造家人多餘困擾；但有的人一旦尊嚴被挑戰，會以激烈手段回應家庭和社會。

台灣第一位新住民紀錄片導演阮金紅，2012年拍攝的《失婚記》，描述新移民姊妹來台卻離婚收場的故事，像是片子裡頭22歲的金蘭說著「以為嫁來這邊（台灣）比較好啊，男人不會喝酒，但我剛來就被打了」；或是片中外籍配偶孩子的畫圖紙上，是酒後父親踩踏母親肚子，媽媽哭泣的場景。

39歲的阮金紅來台18年，她就是從被家暴、離異到自立，在一路荊棘裡挺進，《失婚記》等於是從她們的視角出發，看到被台灣丈夫精神和肉體虐待的景象。

以阮金紅為例，她嫁到彰化夫家不久，就頻繁接到討債電話，才發現另一半從當兵時就有賭博惡習，且持續換工作，阮金紅得打零工賺錢養孩子。「錢沒有，是可以接受的，一起努力；可是先生開始家暴，把我甩在地上或拋向牆壁，而且打得剛剛好，不會有明顯外傷，是有內傷的那一種⋯⋯他吃定我還沒拿到身分證，我一直忍著。但最後我看到先生用衣架嚇小孩，決定不再忍，忍是反效果的，」金紅回憶。

2008年時，阮金紅向法院申請保護令，也順利爭取到女兒的監護權。

目前定居在嘉義民雄，阮金紅創立了推廣新住民文化的「越在嘉文化棧」，她說，在新移民眼裡，「另一半薪水不高都不是問題，而是台灣男人普遍媽寶，不懂得尊重；當女人想做事走到外頭，男人開始有壓力、沒安全感，接著恐懼。」

阮金紅算上幸運，她順利拿到監護權，也遇到一位善待也尊重她的台灣伴侶。

但她不捨有些姊妹的處境：「孩子很需要媽媽的照顧。有些姊妹沒爭取到監護權，也會想回去看孩子，但回去後，老公不准太太把孩子帶出去，他就是要把媽媽跟孩子的關係切斷；再不然就是開條件，要妳每個月付幾千元的扶養費，然後常會編理由說孩子補習不在家，姊妹們只能去學校門口偷偷看孩子。狀況連續幾年，最後媽媽也只能放棄了。」

在阮金紅周遭，拿到台灣身分的外籍配偶，會想辦法探望孩子；若尚未拿到身分，又拿不到監護權的，就只能回母國，與孩子天涯各據一方。

這種家事法庭上不利女性的判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孫健智有不同的觀察。

孫健智說，新移民的離婚官司通常有兩種普遍的現象：一是外籍配偶出境離台許久，由丈夫向法院訴訟離婚，這時因為外籍配偶無法上法庭，孩子一定判給爸爸。但若夫妻雙方都能進到法庭陳述，法官目前的傾向是判給媽媽。孫健智解釋：「是普遍發現爸爸在法庭上的表現不好，低自尊的他們會對新移民有各種懷疑和自覺的委屈；從社會結構角度上來說，他們的處境值得同情，但怎麼也無法合理化他們的家暴，或是他們的無用。」

目前擔任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委員的阮金紅認為，新移民離婚增加的趨勢還沒有過去：「她們來久了，被壓迫久了，但姊妹一直在成長，不管在工作或做生意，能扶養她與孩子的生活，但夫家可能一來年紀大，二來不願改變生活、不願理解多元文化，溝通充滿磨擦，缺乏自信就想控制人。離婚還是很嚴重的，會越來越高。」

不論婚配對象是外籍配偶或台灣女性，低社經、藍領的單親爸爸因為多重不利因素，面臨比其他階層的單親男性更多的困頓。當社會不斷強化一對好父母或好家庭該提供的教養和形象，低社經單爸們無力給予，他們傾向把教養的責任外包給母親，上了年紀的阿嬤成為主要照顧者，而有些單爸，則連後援都沒有。

藍領單親家戶的孩子，也經常因為資源和照顧不足，容易被放養；在我們走訪的中輟學園、安置機構裡，超過5成以上來自這些家庭，其中又有一半以上的家庭組合，是台灣父親和新住民媽媽。

鄭雁馨長期研究離婚帶來的不平等後發現：「身處弱勢單爸家庭中的孩子，學習與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他們的孩子只能自己長大。」

就像文章開頭的佳儀，從小沒見過母親，主要由阿嬤照顧，又或像阮金紅在偏鄉看到的狀況：「我這邊（民雄）有媽媽被趕回越南，孩子跟爸爸的，家庭領著低收（補助），錢進了爸爸和阿嬤的口袋，孩子只能從小工作養自己。」

那這個社會能怎麼給予他們和他們的孩子，更多的支持和後盾？

其實在2009年開始，政府就意識到單爸的增加。當時政府將實施9年的「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修正為「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意識到特殊境遇的家庭裡有不少單爸，於是以「家庭」置換了「婦女」兩字。

2015年，新北市更特別成立「男性單親關懷專線」，新北市社會局局長張錦麗說，是因為發現單爸與過往單媽的情況差異很大，於是提供專線諮商。

新北市婦幼發展協會理事長呂慧驕擔任了20年的社工，她在親自面訪單親家庭的經驗裡，9成單媽願意開門並接受協助，但有高達8成的單爸拒絕開門。單爸們最常見的反應是：你們來做什麼？我不需要你們關懷我。

如何讓單爸也願意向社工訴說、接受補助、參與親職課程？社工們想到的是透過專線諮商，讓男人們不必露臉，也能對外求助。

目前新北市男性單親關懷專線，每年約有300人次的諮詢者（人數約70位），多半是做工的男人，但白領單爸也在這兩、三年快速增加。呂慧驕說，相較之下，藍領工人有經濟壓力，他們需要更多資源的轉介，從經濟援助、育兒指導，到小孩特殊教育的需求等等。當藍領單爸願意打電話進來，就能卸下心防，而專線裡，他們最常和社工談的話題是：我為什麼離婚、離婚後心理的壓力、該怎麼照顧孩子、該怎麼找到工作⋯⋯

社工們最擔心的其實是和單爸生活和他們下一代的處境。「當大人心情不好時，會影響孩子的起居生活。有一餐沒一餐，或是好幾天沒洗澡；大一點的孩子，學習還會落後，」呂慧驕說。

低社經群體的失婚背後，是階級不平等的深化與複製。

有學者認為應該積極訓練底層藍領男性的技職，但也有學者認為這群男性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和陽剛形象的重挫下，身心都被困住，「政策現在治不了困在過去經歷與傷害的那些人，」林宗弘說。

這群沉默的低社經藍領單爸們正經歷劇烈的拉扯，他們和他們的下一代，需要被看見，也需要外在世界更多資源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