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所得稅」就是有條件的基本收入保障，目標就是保障生活基本需求，同時取代食物券、低收入補助、老人年金等所有福利。負所得稅隨著收入增加而遞減，願意工作的人手頭將因此更寬鬆，同時可避免窮人依賴成習。倡議者主張，此法能達成「消除貧窮、降低行政成本、不干擾市場機制⋯⋯」等多贏目標。

然而在當時的保守年代，無論基本收入或負所得稅制，輿論均一面倒地反對，認定將因此削弱工作意願、鼓勵懶人寄生，終而傷害國家經濟。為了了解基本收入保障對於勞動市場的真正影響，美、加兩國自 1968 年起，陸續注資展開大型社會實驗，研究結果相當程度地推翻了既定成見，可惜已經錯過推行時機，直到貧富差距惡化撕裂社會的今日，塵封多年的研究才重獲重視。尤其，近年隨著自動化生產不斷升級，越來越多工作將被機器人所取代，基本收入保障制度或將是多數國家不可避免的選擇！

生而為人是否有權利獲得基本生存保障？美國開國元勳潘恩（Thomas Paine）曾提議，政府應該定期發錢給國民，他認為國家天然資源屬於每個國民，若要使用應該給予補償。而主張人人生而平等的開國元勳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也曾提議，沒有財產卻願意耕作的人，政府應該配給每人50畝公有地，這個構想後來演變為林肯總統時代的《公地放領法》（Homestead Act），保障公民能以極低金額取得耕地。

崇尚自由與獨立精神的美國，扶貧濟弱原屬於私人或宗教慈善活動的範圍，因為大家相信，找份餬口工作不難。直到1929年經濟大蕭條，大家意識到，失業與貧窮並非個人懶惰所致，聯邦政府才在輿論要求下，開始建制社會安全網，於1935年頒佈《社會安全法》，項目包括保障勞工退休金、工傷復健、失業補助、遺屬照顧、兒童與孕婦福利、殘障福利等，同時資助地方的公衛醫療與福利救濟方案；1938年又頒佈了《公平勞工基準法》，規範最低工資、勞動條件標準。

另一方面，美國大眾雖同情窮人處境，卻憂心他們依賴政府福利、不願工作，讓公共支出持續增加，矛盾情緒讓貧窮成社會焦點、選舉熱門議題，學家專家紛紛獻策。其中最受矚目的構想，莫過於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於1962年提出的「負所得稅」，打動了兩任總統採取相應行動。

來台多次的傅利曼乃是公認的自由化、民營化教父，他鼓吹自由放任主義，反對政府干預市場運作，他介紹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批評國家過多的經濟政策、財政措施，只會導致資源錯誤配置，長期來看反而是經濟成長的主要障礙。他相信，政府只要預防壟斷、穩定貨幣、維護法律秩序與財產權利就已足夠。

為了促進自由競爭，傅利曼甚至反對立法禁止就業歧視，他主張企業應該依據自己的標準挑選員工，也不必苛求企業承擔什麼社會責任。他認為，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資本主義能夠為人們的發展、自我改進提供機會，終而拉近不平等的差距，自然能將歧視降到最低。

這部看似處處維護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經典，並未迴避貧窮問題。傅利曼在第12章〈減輕貧窮〉的專論裡直言，若大家都同意，所有人生活不應該低於某個標準，政府應該給予保障。至於該如何給予保障，他直言，窮人缺錢就該給錢，他批評基本工資、勞資協商、福利等「保護」法條，因為從結果來看，這些法條只會扭曲市場運作機制。

傅利曼以出書前一年（1961）的美國各級政府福利支出為例，當時全美國共有5,700萬戶（包括單身與家庭），老人補助、社會保險給付、兒童補助、一般補助、食物補貼、社會住宅等福利項目，若不包括公衛與醫療經費，一年總花費是330億美元，足以發給最低收入10%的人，每戶可得6,000美元，超過當時平均所得；或是，發給收入較低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戶可得2,000美元，若換算成2015年幣值，約等於1萬5,800美元。

上述例子證明，推行負所得稅制度，政府無須加稅，還能簡化行政程序。人民收入不足的部份，政府只是按比例──而非全額──補貼，願意工作的人，手頭會更加寬裕，低薪工作也比沒工作強！一方面能鼓勵就業，另一方面，沒辦法工作的人，也不會活不下去。傅利曼認為，原來的福利規定限制窮人如何花錢，或是一工作就要取消補貼，反而會讓找不到好工作的人，寧可失業領救濟金。

但是，「負所得稅」提出後，並不受輿論歡迎，多數人依然擔心，保障基本收入會削減工作意願；政壇則反對大幅改造體制，希望只要修改原先福利制度就好。所幸有125所大學、1,000多位經濟學家的連署支持，呼籲政府建立全國性的收入保障與收入補助系統，民權運動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也代表非裔族群表達支持。

法案過不了，聯邦政府先撥預算支持大規模實驗，藉以了解收入保障對於勞動力的影響。1968到1982年間，聯邦政府委請研究機構在紐澤西、賓州、愛河華、北卡羅萊納州、印第安納州、西雅圖、丹佛等5個州與2個城市，隨機挑選不同類型的貧窮家庭，試行不同補助標準的「負所得稅」制。加拿大隨後跟進，在1974到1979年間，於曼尼托巴（Manitoba）省會郊區、農業鎮多芬（Dauphin）展開不同的基本收入保障實驗。

由於實驗內容、規模前所未有的龐大，研究團隊無法確定該如何著手，包括分類、補助資格、補助標準、補助時間、資料蒐集範圍、成本估算、分析項目等等，只能邊做邊摸索邊調整，想得到的都試試。研究人員以隨機取樣方式，挑選城市郊區與農村的貧戶，包括不同種族的雙親、單親家庭，搭配不同補助標準、金額，另外也挑選了經濟條件相當、卻沒有接受補助的家庭作為對照組，進行比較。

參與實驗的9,924個家庭，若是完全沒有收入的4口之家，獲得的現金補助換算成今天的幣值，每年約1萬5,000美元以上，每增加1元收入，補貼只會減少0.3元～0.7元。

美加實驗短則2年、最長達10年，吸引了大批學者從事研究，相關論文超過345篇。讓人傷腦筋的是，研究人員並未統一比較標準，各實驗區結果差異極大，即便是相同地區，也會出現迥異結果。直到1986年以後，更完整報告陸續出爐，先前存在的彼此矛盾的報告結果，才有了合理解釋。

比如說，有的研究宣稱，接受補助的家庭成員每年會減少128.9～165.9小時的工作時間，看起來似乎是每年多放16～20天假，但實際上只是減少了加班時間，尤其如果是家庭主要的經濟支柱，幾乎沒有人會放棄工作。另有研究聲稱，接受補助的貧戶離婚率會提高40％～60％，後來擴大研究範圍、並重新檢測數據，結果發現收入補助與離婚率的關聯性並不存在。

綜合分析所有實驗數據發現，貧戶接受收入補貼後，每年工作總時數確實會減少，全家人工作（賺錢）時數減少13％；若進一步分析，男主人等家庭主要經濟支柱，總工時減少7％，有的地方（如紐澤西郊區、加拿大實驗區）工時只減少1％，不過減少的時數，主要是因為減少加班時間、或是花較長時間尋找合適工作，失業率並沒有增加。

至於婦女等次要收入來源，總工時減少17％，主要是陪伴孩子的時間變長或延後重返職場；青少年的工作時數減少20％～30％，空出來的時間轉移到課業上，成績明顯進步，輟學率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接受補助的家庭，營養與健康也獲得改善，新生兒出生體重平均增加0.3～1.2磅，生育率略為提升；家庭關係更加穩定，家暴問題減少，離婚率有的地方升高、有的地方下滑。

負所得稅的實驗結果，沒能再次吸引媒體與公眾的注意，而且逐漸被美國人遺忘，但卻意外地在以色列獲得進一步實踐的機會。

同年9月，以國政府先選擇4個高失業率、高貧窮人口城市推行 EITC 制度，包括耶路撒冷、拿撒勒、亞實基倫（Ashjekib）與哈代拉（Hadera）等地。當時，雖然近半數（45％）民眾符合資格，但多數人覺得屈辱，僅有4萬多人登記參加，大多數是全職薪貧族，其中單薪家庭比例最高。

2010年以國央行發布試行結果宣稱，接受補助群體的貧窮人口降低4.5%，貧窮家庭減少8.7%，貧富差距縮小，同時改善了經濟弱勢者的生活與健康條件，而且有效刺激、提高就業率。於是，以國政府決定擴大試行範圍，涵蓋全國所有養育2歲以下幼兒的家庭，但是仍限於能夠證明自己有工作意願的人，所以通稱為工資補貼。

2016年2月以色列通過1.3億（新謝克爾為以色列官方貨幣，新謝克爾 1 元約8.82新台幣）的年度預算案，工資補貼範圍涵蓋全國單親家庭、自雇與殘障人士、育兒家庭、55歲以上勞工等，今後月薪介於1,270～11,450新謝克爾的家庭都能受惠，多子家庭每個月最多可獲得720新謝克爾的負所得稅，雖然金額不高，但原先福利全數保留。

除了北美洲與以色列試行的「負所得稅」，墨西哥、伊朗也有接近基本收入概念的現金補貼政策。墨西哥「食物補助」（Apoyo Alimentario）以現金取代糧食發放；伊朗的「特定項目補貼」（Targeting Subsidies Law）計畫，則以現金取代石油水電補貼。根據兩國的實驗結果，發現民眾並不會把錢花到不對的地方，而且確實降低了食物運送或浪費的成本。

墨西哥政府原本會發送（總共10類）食物給貧窮民眾，不過自2003年開始在200個村鎮試行「食物補助」方案，讓民眾能夠選擇請領食物或等值現金。為了避免民眾吃得不營養，選擇領錢的民眾必須定期接受衛教課程，但錢怎麼花則沒有任何限制。研究人員長期追蹤後發現，領錢的民眾跟直接領營養品的民眾吃得一樣營養，不僅有助於刺激在地消費，而且因為不需要安排運輸，也不會有多餘浪費，因此運作成本因此節省了20%。相較之下，發送現金的成本僅有銀行轉帳手續費2.4%。因此，未來蜜西哥政府將擴大推行「食物補助」方案。

產油大國伊朗自2010年9月開始，展開為期5年的「油價補貼」改革計畫，目標是讓國內極低的油價，逐步提升到國際水準，並消除過去政策導致的能源浪費、環境污染、窮人無法受惠等種種弊端。不過，提高油價會影響能源、運輸產業，衝擊物價，於是伊朗政府統合所有不同類別的石油補貼項目，改成統一每人每月發放伊朗幣40.5萬里亞爾（Rials）──相當於40美元，接近一般家庭收入。政策發布後，有19%的人自願放棄，其他人都能按時收到政府匯款。

推行的前2年，和緩了首都德黑蘭的交通流量與空氣汙染，增加經濟效率與生產力，同時改善多數民眾的生活與貧富差距。但物價也因此每年提高2～3成，到了2013年食物價格已經漲了5成，侵蝕掉6成購買力。加上國際間禁運制裁，國內青年失業率升高到25%，財政不堪負荷，逼使國會一度喊停，2014年重啟後，將持續到2021年。不過由於國際油價疲軟，國內油價也無法漲足，2015年伊朗國會決定刪除 2,400萬較高收入家庭的補貼。

巴西的法定最低工資為每個月880雷亞爾，但根據2012年資料，仍有1,640萬人平均月收入不到70雷亞爾，入不敷出的低收入家庭超過2成。「家庭補助金」計畫對於低收入多子家庭來說，等於增加2～3倍工資，突然遭逢失業、生病困境的家庭尤其受用。2014年研究顯示，「家庭補助金」計畫推行的結果，貧窮總人口下降28%；補助金額的87%都用在食物上，因此低收入戶的營養明顯獲得改善。

綜合各國經驗來看，若要消除貧窮或消除貧窮所衍生的公衛、治安、貧富階級對立等社會問題，基本收入制度確實能發揮良好功效，而且行政成本更為節約。勞動時數雖略為降低，但仍在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合理範圍內。經濟影響方面，物價上漲雖難以避免，但仍能刺激底層經濟活動與量能成長。

反觀行之有年的最低基本工資（Minimum Wage）制度，即便是全球基本工資最高的前10名國家──工資水準超過台灣2倍以上，多數國家都深陷貧富差距急速惡化的困境，這種現象也呼應了傅利曼的觀點，他曾多次批評基本工資制度，會讓沒有專業技能的人更容易失業，結果製造更多窮人。

然若以更嚴肅角度看待基本收入制度，前述國家的實驗仍然沒有回答一些重要問題，像是缺乏長期、更大範圍的追蹤研究，了解基本收入對於工作、健康、各產業運作與社會的影響，目前最長的實驗期只有 10 年，也就是1995年推行至今的巴西「家庭補助金」。此外，是否殘障、退伍軍人等所有族群，都試用相同基本收入制度？

以上種種困惑需要有心面對貧窮問題的國家，更多投入嘗試，更多學者投入相關研究，讓目前各持正反意見的人，能夠化矛盾為共識，合力追求共榮共享的經濟模式。

【註釋】

1. 美國《公地放領法》生效後，吸引許多人加入拓荒行列，帶動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蠻荒地區開發，農、礦、鐵路運輸等產業都蓬勃發展。不過，由於環境條件非常惡劣，沒有資源的開墾者不易生存，6成拓荒者沒能保住土地，反而便宜了投機分子，也擠壓印地安人的權益，但絕非先前反對者所說的那樣傷害經濟，反而是影響現代美國最重要的法案之一。

2. 1960年代美國反貧窮運動的發生背景，不能忽略當時以「反總族隔離」為核心的黑人民權運動。非裔美國人雖已脫離奴隸身分，但在教育、醫療、消費、職業等各方面，仍遭遇白人毫無惻隱之心的殘酷打壓，因此許多（非裔）窮人對政府福利，所產生的情緒，更多是基於自身遭遇的無奈與憤怒，而不是心懷感恩；而必需負擔這些財政支出的（白人為主）富裕階級，也不滿付出被視為理所當然。請參考研究報告《1960s與1970s美國公共救助就業化之探析：以AFDC為例》。

3. 傅利曼認為，稅制應該要公平、簡單，支持的是平頭稅（flat tax）而非累進稅率，因為現實經驗來看，累進稅制會讓富裕階級想透過法律漏洞，逃避較高稅率。若能以統一稅率、取消各類扣抵，免稅額以上一致標準課稅，能夠達到更公平的結果。

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46年發表研究《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評析《公平勞工基準法》規範的最低基本工資制度，當時便提議以負所得稅取代，這個制度是他與傅利曼兩人的構想；到了1962年，傅利曼更篤定，解決貧窮問題別無他法。史蒂格勒則認為，只有共享繁榮的經濟模式能夠永續發展。

4. 尼克森1969年提出的《家庭救助方案》給予1300萬低薪勞工基本收入補助，四口之家每月可得1600美元，財務支出一年約25億美元，眾議院通過後，1970年、1972年兩度遭參議院否決，因為右派認為補助金額太高，左派批評金額太低、並反對與就業與否掛勾。卡特總統也試圖推動福利政策改革，以《就業與工作改善方案》取代原先所有補助，該方案提供四口之家每年3800美元補助，雖然補助金額比尼克森的提案低很多，國會也拒絕支持。

負所得稅制的立法履戰履敗，但國會亦有所讓步，1972年起對視障、失能或65歲以上低收入國民，提供「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每人每月補貼733美元（每對夫妻1100美元）。另也採納「負所得稅」的免稅額概念，1975年通過《勞動所得稅扣抵制》給予中低薪階級一定金額的稅負抵免。

5. 根據文獻探討研究《輸在溝通：我們能從負所得稅實驗學到什麼》，1975～1986年間，幾份研究評估負所得稅制（取代所有福利給付）所需之花費成本，每年財政支出會增加 106～1440億美元（2015年幣值，後同），工時損失成本約9.6～33億美元。或是需要加稅5％～10％，扶養兒童的家庭全面脫貧，估計需要2390億美元。

6. 以色列的最低基本薪資水準與美國、日本相當，時薪 NIS 25、月薪 NIS 4650 ，約等於台幣209元、38905元；但當地物價、房價、所得稅率三高夾攻下，一個家庭很難單靠一份薪水維持，單薪家庭近3成收入低於法定貧窮線，而且低薪工作比例高達1/4。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稱以色列的貧富差距堪稱為「分裂社會」（a divided society ）。

7. 以色列推行的EITC制度，原理套用負所得稅制，但只補助願意工作的勞工家庭，2008年～2013年試行期間，單身者月收入必須高於NIS 1920（NTD 16,067）、並低於 NIS 6237（NTD 52,193）；扶養孩子3個以上的家庭，工作收入超過 NIS 440（NTD 3682）就符合資格，且在保留原有福利的情況下，每戶每月可得以色列幣 330 ～ 770 新謝克爾（ NIS，下同，NIS 1 ＝ NTD 8.4 ） 的補助。

8. 巴西「家庭補助金」(Bolsa Família) 的申請，必須滿足3個條件：家戶月收入低於 140 BRL、養育未成年孩子、讓孩子打預防針與接受教育，育兒津貼16歲以下，每人每月32 BRL，最多補助5個孩子；16～17歲每人每月38 BRL，最多補助2個孩子。若家戶收入不到 70 BRL，每戶會多給70 BRL。Bolsa Família 給付覆蓋1/4人口，常被反對人士批評為政策性買票。

9. 根據《衛報》報導，荷蘭訂定的基本收入金額：個人972.7歐元、夫妻1389.6歐元，有5種試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