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

出自《動物農莊》的名言，相信多數翻閱《民主的價碼》的讀者並不陌生。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藉此諷刺共產國家那些打著平等口號來革命、取得政權後卻致力於經營自己特權的領導階層。他們會使用美麗的包裝，例如以「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為由，讓自己對號入座。

不過，這一句名言能流傳至今，或許也因為它同樣適用於後冷戰時期的民主國家，尤其是那些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家──他們在國際上高舉自由貿易與市場機制，國內則呼籲減稅和政府不得干預市場，好讓經濟歸經濟，讓「贏者全拿」的市場邏輯運作，而自己剛好就是那全拿的贏者。

當然，前革命家藉手上的政權讓自己致富所造成的不平等，與市場機制所導致或允許的貧富差距不能完全劃上等號，畢竟後者本身也是一種對許多人來說頗為公平的分配機制，亦即人人自由的狀態底下，按個人意願或努力、乃至天份的發揮，自然會有窮人與富人的產生。若個人自由是最重要的價值，貧富差距則是必須接受的一種自然後果──這正是經濟右派人士的信念。人人享有相同的機會平等或市場自由，意味著結果上的差異，也就是經濟上的不平等。

問題是，經濟上的差異，同時也意味著實質的政治影響力不同，這是左派人士向來特別在意的事實。身為經濟學家的本書作者茱莉亞・卡熱（Julia Cagé）也是如此，而且她認為此事的發展已衝擊到了作為民主制度的基礎，亦即「人人平等，票票等值」原則。

事實上，許多民主國家已採取了某些措施來因應此一困境，但卡熱認為這些措施不足以落實「票票等值」原則。

《民主的價碼》於是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援引了許多民主國家的既有數據來指出，富人在資助選舉運作上的程度遠超過窮人，因為他們可直接金援政黨、購買媒體管道、或捐助智庫；然後檢視了當前許多國家為了讓窮人也能更有效資助民主的措施，包括公費、或允許私人資助政黨或競選資金的制度，並一一指出各自的缺失；最後則提出了幾個改革方案，包括：

讀者可見，上述三個改革方案的共同指向，都是為了讓民主落實票票等值的方式，或至少不讓富人在選舉經費支出或政黨贊助上的權重遠過於窮人。究竟這些措施能否如同作者所說，比現行的制度更好且立竿見影，本身是個經驗性問題，唯有實際操作下來才真確認。

但此時能確定的是，她採用的數據橫跨了許多國家，且有些國家的數據可追溯至久遠以前的年代，且藉此推得出來的結論之有效性，取決於那些數據本身的可靠程度。

例如，英國的數據來自過去150年的資料整理。這一種統計學允許了涉及時間與地域向度較廣的弘大問題意識，基本上與作者的先生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其名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當中用的方法相似，具塗爾幹（Émile Durkheim）以降的法國社會科學色彩。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本書已經相當扎實，堪稱一種涉及歷史的經驗性研究之典範，筆者也期待我們的經濟學家或比較政治學者能進行類似的研究，嚴肅地對待嚴重貧富差距之下，不同階層的人士對選舉經費的貢獻程度及其各自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民主運作的品質之指標之一，而非單憑經濟表現、尤其是GDP成長，當作唯一判準。

誠然，數字本身不會說話，更不會作價值判斷，正如年年不斷成長的GDP也不會告訴我們社會是否更好（除非把經濟成長當作判準）。皮凱提2014年訪問台灣，聽聞此地的低薪水平時驚訝地表示：「我不曉得這些GDP到哪裡去了？但我確定它肯定去了某些地方。」若非有經濟成長之外的價值判斷，不會做出這樣的提問。而真的在意階級平等、或說社會正義的人，則更看重經濟成長的果實究竟由誰獲得，是否分配均勻，乃至能不能照顧到社會最底層的人。

事實上這種階級平等意識也貫穿了本書的所有篇章。卡熱指出，在法國，窮人捐給政黨的每一塊錢，都是省吃儉用所省下來的扎扎實實一塊錢，但富人所捐出的政治獻金，卻可換取其三分之二等值的所得稅免稅額，因此猶如在民主選舉的花費上，讓「窮人替富人買單」。這其實不是數字本身會說的話，而是心懷平等價值的人才能做出的一種判斷。

唯有在乎階級平等的人，才會意識到富人與窮人對政黨資助的權重不同，與「票票等值」之間存在一種必須被消弭的落差。因此，藉以提出問題意識的本書第一部分，本身預設了：社會必須致力於各方面的人人平等，包括對政治的實質影響力，且「民主不該是撒錢的人贏」！

換言之，《民主的價碼》雖然採取了嚴謹的經驗性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但在關乎階級平等與窮人福祉的問題上並不採取中立，而是清楚表明了特定的價值立場。本書於是不但具有濃厚的規範性意涵，也是為了告誡法國讀者，千萬別聽信那些高舉「言論自由」來反對政治獻金上限的言論。

這樣的經濟學不主張「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但卻散發一種古典的學問情懷──經世濟民！

《民主的價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茱莉亞．卡熱（Julica Cagé）著，賴盈滿譯，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