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續〈如何解決收入不平等：「經濟民主」能當飯吃嗎？（上）〉，為《收入不平等：為何他人過得愈好，我們愈焦慮？》部分章節書摘，經時報出版授權刊登， 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儘管有為數眾多的員工希望能積極參與公司管理、在進行決策時能表達意見，但若無法律明文規範，許多企業根本不會落實員工民主制度，或是僅小幅度推動此理念。正因如此，員工通常都會對公司心生不滿，他們都很清楚公司之所以聘請他們，只是希望他們能提升外部股東的利潤與收益；同樣令人氣惱的是，在直線管理系統的監督下，他們也不得不將上述目標當成第一要務。

這些問題其實事關重大。無法掌控自己的工作會令人內心備受壓迫，對健康造成極大損傷。現代生產模式愈來愈錯綜複雜，企業必須即刻落實職場民主，才能讓員工有權掌控自己的工作流程。體制結構不公不義、出了問題大家又互踢皮球，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未受公平對待，這些現象確實會對健康構成影響，使人隨年紀增長但心智功能衰退。即便是對學童來說，其中一項壓力來源也是遭受不公平對待。一份研究21國學童的報告指出，在其中19個國家裡，學生只要感受老師的不公平對待，就容易出現頭痛的症狀。

在較民主的企業中，員工的流動率較低，這代表大家比較喜歡在這種環境上班；此外，這些企業也不斷被票選為最佳雇主，顯示他們真的較受員工青睞。職場上其實常出現爭執與互相仇視的現象，大家通常也不會公開表達這些情緒；不過在合作企業或員工所有企業中，這種現象比較少見，因為資深經理通常是由員工直接或間接選出，而經理也必須對員工全權負責。

在現行企業制度中，通常是由少數人掌權、擁有整間公司，這種過時的管理制度，其實會對績效帶來反效果，因此我們更應推動各種經濟民主制度。英國全國工會理事會（British Trades Union Congress）曾提出一份報告，名為《員工入主董事會》（Workers on Board），裡頭指出對現代商業模式而言，傳統股權分配方式已愈來愈不合時宜。

報告指出，在1960年代，多數股票都是由個人持有，這些個體通常會長期持有少數幾間公司的股分，他們也會追蹤、關心公司營運狀況。在那個年代，人們持有一間公司股分的時間，平均來看是7年。如今，在許多國家裡，多數股票都是由金融機構所持有；這些機構一出手投資，就會買下數百、甚至是數千家企業的股票。這些機構藉由短期股票買賣來獲利，並單靠電腦演算法來進行交易，它們的平均持股時間不超過一分鐘，因此也不會對各家公司有長期（甚至連短期也不會有）的關注或了解。就算沒有使用這種高頻率股票交易系統，現代人平均持股時間也僅短短數月。現在，許多公司可能擁有成千上萬名股東，但根本完全無法掌握每位股東的身分與個人資訊。

在現代生產模式中，企業必須整合不同人力的專業與知識，因此在評判公司價值時，有形的建築物與資本設備已非重點，專長、專業與技術的整合才是價值核心。所以公司的所有人在買賣公司時，比較像是在買賣一整群人。不過這種觀念現在已經相當過時，因為比起股東或執行長，基層員工或許還能將公司經營得更有聲有色。不過買主在收購公司時，重點當然是想獲取員工帶來的收益流。

假如較民主的企業生產力更高、而現代股權買賣方式又已落伍，那為何民主尚未迅速拓展至經濟範疇中呢？其實，公司存在的目的不單是提供人們需要的商品或服務，企業的本質是鞏固高層的力量和財富，因此「產業巨頭」都在利益衝突中掙扎，他們一方面想最大化私人收益、另一方面又想改善公司環境。此矛盾關係就呈現在下方圖表1中：執行長收入較低，公司績效就較佳；執行長領的薪水較高，公司表現就較不理想。企業若祭出高薪，可能就會招來那些只想擴張自我利益、並將公司利益擺在第二順位的管理者，這就是企業面臨的風險。

現行社會結構對人類造成極大負擔，如我們所見，現代社會無法有效提升生活幸福感。而平等不僅有利於社會大眾，更能減少人們消耗的資源。根據平等信託統計，英國如果能將貧富差距縮減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的平均程度，每年就能在改善身心健康與縮減暴力、監禁率的預算上省下390億英鎊。考量到貧富差距會導致大量令社會失衡的問題，若能有效促進平等，預算縮減的幅度想必會更可觀。

1970年代的英國貧富差距與現今北歐國家相仿；但如今的英國，前後20％的富人與窮人所得差距迅速擴張，貧富差距規模已是北歐國家的兩倍。上層階級所得快速增加，窮人的所得則停滯不前，這都是貧富差距擴大的主因。若能有效縮減稅前所得差異、或是藉由累進稅制或擴充社會福利制度來進行所得重分配，就能有效提升社會平等程度。以較平等的國家或美國各州來看，最值得關注的是他們的平等程度，而非達成平等的特定手法。以上舉出的兩種方式，似乎都能讓社會享有平等帶來的益處，因此這兩種策略缺一不可。

談到所得重分配策略，若想讓稅收的累進效果更明顯，就得想辦法避免企業到避稅天堂設置離岸公司、或是利用其他方式來逃稅。如果社會結構較平等，底層受到的歧視或許就不會那麼顯著，進而讓社會福利能照顧到更多人們、提供更完善的協助與扶持。有些人提出更激進的建議，認為應該要設立基本所得並課徵土地稅，藉此改革稅收方式，讓現有體制從中受惠。這兩項提議各獲得學界與政壇的專家支持，他們認為這兩項措施具有許多優點。確實，未來有許多工作會被自動化設備與人工智慧取代，規定支付基本所得確實是必要之舉。

在縮減稅前所得差距上，部分國家已提升最低工資，或鼓勵雇主支付比最低法定薪資高出許多的「生活工資」。如果想成功縮減稅前所得差距，政府必須穩固經濟狀況，避免失業率往上攀升，提升勞工之間的良性競爭。如下方圖表2與3所示，從歷史經驗來看，工會在縮減貧富差距上也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雖然隨著時代變遷，大型重工業已被小型服務產業取代，工會大概已無法重拾往日力量，但工會必須恢復其代表會員行動的法律權力。在工會權力式微的情況下，想維持健全的薪資談判系統，就更應解決那些未加入工會勞工的低薪問題；其中一個解方，是重新成立國家薪資理事會，邀請公會、勞工以及專家來擔任會員，協議與監督最低薪資協議，維護勞工權益和工作條件。有些產業的雇主撇開責任，用自雇或零時契約等名義來逃避對雇員的義務，讓員工無法享有休假、津貼或是因病缺勤保險等權益，因此在這些產業或部門中，理事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目前最重要的長期措施，則是在經濟範疇中落實民主，藉此縮減稅前所得差距。在推動相關倡議時，業界肯定會大力反彈──誠如先前所提，執行長與股東通常不是最在乎公司利益的人。儘管這些懷抱特定意識形態的人，在解讀經濟成長的優點與法規管制的缺點時，都聲稱自己是為了公眾利益著想；但說穿了，這些論辯只反映出少數富人有多努力想鞏固及維護自身利益。這點絕對不可輕忽，因為政策的推動必然需要經過多次討論決議，而那些維護特定階層利益的意識形態，也絕對會持續出手阻撓，不讓政策正式落實。

在過去，中低階級的權益之所以受到維護，多少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不同的階級利益會帶來相異的階級意識形態；但如果連進步政黨的領導人都跟有錢人過從甚密，這種觀念就會逐漸被抹去。選民竟然也開始相信像川普總統這麼富有的人，某種程度來說應該也很在乎窮人利益。

通常那些會因民主而權力受限的大人物，幾乎都不支持企業落實民主制度（只有偶爾有令人激賞的例外存在），反彈力道勢必會非常強烈；但經濟民主必須成為全民公認的經濟目標，進步派的政治人物應該提倡及捍衛此目標，並讓此理念成為人類進程的一大步。我們需要讓廣大群眾了解，此舉是邁向永續的轉型過程，而且更能將生活品質實際提升到現行措施所不能及的程度。這並不是大革命，而是影響深遠的漸進式轉變。

為讓此轉型過程更順利，我們必須讓員工所有企業與合作企業的概念更為世界各國所知。這些民主企業已展現龐大的影響力，光是在經濟民主比他國還弱的英國，員工所有企業與合作企業就有約莫500，他們的年營業額共有107億英鎊，員工人數也高達10萬人。根據英國員工持股協會（Employee Ownership Association）統計，過去幾年來，此經濟結構不斷成長茁壯，成長率每年有9％。

另外，我們也得特別關注那些相當成功的民主商業模式，例如奧雅納（Arup）、斯高特貝德（Scott Bader）、斯旺莫頓（Swann-Morton）還有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等大集團。美國最大的員工所有企業為美國大眾超級市場公司（Publix Super Markets），該企業有17.5萬名員工、1,000多間分店，總年營業額高達300億美金，這也讓他們躋身全美前十大私人企業。該公司有80％的股權掌握在已退休和現任員工手上，剩下的20％則在企業創辦家族的手中。另外，美國也有幾間大型企業是全屬員工所有，擁有2萬名員工的攝影公司「接觸生活」（Lifetouch）就是一例。

其中一個讓社會大眾注意到這些企業的方式，是鼓勵這些公司用商標來凸顯經營模式，宣傳他們對公平與民主的承諾。他們或許可以效仿「公平交易」（fair trade）商標，設計一款「民主企業」標誌，提升這些公司的能見度；藉此也能讓大眾意識到，這些公司在道德與實際層面上具有哪些優勢。其實從消費者運動就能發現，只要公司聲譽出現問題並受到社會大眾關注，營業額就有可能受到重挫；我們也可將此因素當成標準，來評斷企業的營運模式是否符合社會、環境與道德等要求。

另一種能更直接協助發展民主商業模式的手法，是設立入口網站，讓消費者能直接選擇跟這些公司購物、選擇適合的銀行、以及喜愛的公用設施供應商等。透過這樣的網站，顧客能先選擇自己需要的商品類型，再與提供這類商品或服務的民主企業連結。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這種平台就能像亞馬遜（Amazon）一樣提供各種消費服務，但其運作過程更民主、平等，不讓公司有機會逃稅或剝削員工。架設這類入口網站，不僅能讓較民主的企業或公司享有額外市場優勢，更能喚醒大眾意識，讓人們更了解民主商業模式的實質與道德益處。

唯有在立法上有所改革，才能真正推動經濟民主，讓此議題進入政治範疇的核心。我們該追求的第一個目標，是透過立法約束，要求所有企業（小型企業除外）都得在董事會中安排員工代表，並成立薪酬委員會。若要讓民主風氣在經濟領域紮根，董事會中員工代表的比例就必須逐年增加，最後將公司多數決策權交到員工手上。

另一種循序漸進轉移經營權的方式，是規定企業每年必須將一小部分的股分，轉移到員工所有的信託基金中。就算每年只轉移2％，過了25年後，員工還是能享有半數以上的決策權。瑞典貿易工會曾提出設立「員工投資基金」（Employee Investment Funds）的想法，目的是一步步提升員工在公司內部的決策權：1983年，瑞典政府落實這個概念，要求企業每年將一小部分的利潤轉到共同管理的員工基金中，並給予員工決策、投票權。只不過在此政策未有明確、完善的規畫時，受到瑞典雇主聯盟（Swedish Employers' Federation）強烈反彈，並在1991年社會民主黨敗選後被取消。政策被撤除時，員工基金的規模還不夠大，未能讓瑞典經濟達到更穩定、民主的狀態；不過參與此計畫的企業，在財務表現上都更亮眼，也獲得無比珍貴的經驗。由此可知，此類員工基金確實行得通。

就算在尚未實際立法規範的情況下，政府也能以公部門契約外包、降低企業稅率等誘因，來鼓勵企業增設員工代表，進而提升經濟民主。在羅德島和加州，地方政府已提出立法倡議，讓薪資差異較小的公司享有稅率減免，並在外包政府契約時優先考慮這些企業。在其他地區，也有人提出利用公共支出來發展「社群財富建設」（community wealth building）。將地方公共「錨機構」（例如地方醫院、大學或政府）的支出，轉移到地方經濟的應用上，藉此建立由員工掌控的永續商業模式，並讓在地社群全權監控地方發展。

克里夫蘭的民主協作（Democracy Collaborative）組織，參考西班牙蒙德拉貢公司的成功模式，成立「長榮合作」（Evergreen Cooperative）機構，目前這個位於俄亥俄州的當地企業，旗下有生產能源的俄亥俄州合作太陽能公司（Ohio Cooperative Solar）、在5英畝的溫室中種植蔬菜的綠色城市培植合作社（Green City Growers Cooperative）、還有專為當地醫院與大學清理衣物的長榮洗衣合作社（Evergreen Cooperative Laundry）。英國蘭開夏（Lancashire）的普雷斯頓（Preston）也推動類似政策，地方公共機構都願意將一大部分的支出，拿來協助推動當地社區的財富建設與經濟。

英國員工持股機構（Employee Ownership Association）和英國合作社（Co-operatives UK），也已透過政策宣導來加速員工持股商業模式的成長。這兩家機構都認為，邁向民主經濟過程中最大的障礙，就是缺乏專業法律或財務顧問的投入與關注。正因如此，在許多商業模式的關鍵發展階段，多數人並未將民主模式納入考量。企業起步初期、大規模擴張準備期、創辦人退休交棒轉型期、或是營運狀況危險期，都是推動民主改革的關鍵時機，若能提升人們對民主商業模式的意識，或許就能讓法律和財務顧問更重視此議題。不過與財務或經濟相關的政府部門，也能給協助或建議，讓企業成功建立、轉型為員工持股模式；政府也能給予相關訓練或輔導，設立更多員工持股或合作企業。

銀行通常對合作企業的形式較不熟悉，讓企業在募集員工股權收購基金時，難以取得銀行貸款。在這種情況下，銀行該提供特殊貸款。在最理想的狀況下，政府應該要擬定一套完整的措施，提出擴張民主經濟的手法，再搭配稅收優惠，同時給予建議與協助，並提供現成的管理規範與資金來源。

無論如何，在員工持股或合作企業中，都應避免員工再度將公司賣給外部股東。過去就曾因缺乏相關規範，導致許多企業出現「非互助化」（demutualization）的現象，讓邁向民主經濟的腳步慢了下來。

最後，同時肩負理事會成員職責的員工，也需要接受管理、商事法、會計以及經濟學方面的訓練。這些跨領域訓練可以精簡如校長就職前的短期學習計畫、也可以是完整的碩士學程，並由政府提供員工就學補助。除了讓擔任董事會成員的員工更具自信、提升其決策能力外，政府提供這些預備課程，也能讓人們看出政府對民主轉型的決心和承諾。

其實單靠職場更民主，還不足以打造一個全新的社會。但我們在本章專心探討企業與職場議題是因為，若無結構性的計畫與變革，無法真正縮減社會貧富差距，只會讓所得落差在受到擺布、不斷擺盪的公眾聲浪中反覆跌宕起伏。倘若無法藉由這些倡議來縮減貧富差距，人類就只能等著被氣候變遷擊敗。

2015年12月，有195個國家自願同意將碳排放量縮減到一定程度；但種種跡象顯示，此目標已不太可能達成了。如果這些國家都能履行承諾，我們就有辦法將暖化的規模控制在攝氏3度以內，避免災難發生。只可惜目前仍缺乏強迫這些國家執行的條約，國際上甚至還有貿易協定允許公司在貿易前景被政府立法破壞時（例如保護環境或公眾健康相關法條），得以出面申訴政府。只要我們繼續遲疑，轉型為低碳經濟的過程就會更困難、更痛苦，也更令人措手不及。打造一個全新的社會，帶來不同於以往的前景，絕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