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一書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對中國關懷的面向，在副標題中顯露無遺──「獻給中國千千萬萬的農民工及其家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舉世無雙的經濟發展：長期年年兩位數的GDP成長；儘管戰後亞洲四小龍也曾有如斯成就，但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與量體，這個數字使中國一路超車，擠下日本等先進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對美國的龍頭地位虎視眈眈。然而，在快速成長的背後，卻有著巨大的分配不均與貧富差距，顯然多數中國人民並未均等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而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農民工的遭遇及衍生的社會問題。

羅谷是駐華多年的外媒記者，通曉中文，透過第一線的採訪，為我們探查經濟成長亮麗數字的背後不為外人所知的陰暗角落。本書像是當代中國的一幅全景素描，作者以帶有民族誌色彩的筆法描寫農民工的生活與職涯發展，採集微觀的勞動情景，讀者自然而然地隨著他的腳步，走入外人足跡罕至的窮鄉僻壤，與骯髒吵雜的工廠宿舍；同時又遍訪名家鴻儒，佐以知識分子的宏觀分析，交互參照，使每一段人物的刻畫透射出時代與社會的全景圖像。

如果你是中國研究領域的研究生或從業人員，肯定對書中的各個主題感到熟悉：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留守兒童」、貧富與城鄉差距、欠缺政治制衡下的貪腐不公⋯⋯教科書中抽象的詞彙霎時躍然紙面，成為有血有肉的故事。

儘管有些段落書寫的時序有時過於跳躍，敘事破碎分散，例如在第六章〈回家的困難〉，延續先前農民工在中國經濟起飛期間的遭遇，從2012年以來經濟成長逐漸趨緩、人力成本提高、沿海經濟富裕地帶工廠外移寫起，描寫農民工逐漸選擇返鄉創業，以及習近平推動「鄉村振興戰略」、以大數據產業促進貴州發展，但又回頭談2002年中國「入世」後，鄉村對外資帶來就業與發展的期待，再到江澤民主政期間（2002～2012）的「西部大開發」，對於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不熟悉的讀者可能會有點茫然，但這無損本書的價值，它依然是一本了解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面貌重要的寫真集。

然而，上述模式卻是建立在對內部國民制度性歧視的基礎上──也就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東亞國家（如台、中、日）沿襲中華帝國戶籍制度傳統，國民具有國籍／戶籍雙重身分。中共建政以後，戶籍制度管理重點在於避免鄉村流動人口大量湧入城市，一來會加重城市財政負擔（許多福利只有城市居民才享有），二來人口過度擁擠影響生活機能與品質，三來可能造成農村空洞化、農地拋荒影響糧食供應；即便改革開放後，屢有改革戶籍制度的倡議，但往往面臨財政等現實困難便喊停。最後逐漸演變成「北上廣深」等一線大城都制定積分制的落戶門檻──必須符合依定收入、繳納一定金額的社會保險，甚至在當地投資一定金額等條件才能落戶──於是農民要遷戶口，與移民美加等先進國家的高難度簡直差相彷彿。

羅谷透過貴州偏鄉炳花村布依族人莫路波家族的謀生與遷徙，照射出戶籍制度龐大的主宰力。在偏鄉欠缺就業機會的青年通常沒有完成學業，便遠赴東南沿海省分謀職（反正念完書在當地也找不到好工作），多半在生產線上做簡單加工，或是因製造業聚落衍生的餐飲和服務業，薪水也僅只餬口，蝸居在潮濕炎熱的宿舍共擠少少床位，多半沒有電扇遑論冷氣，還要面對老闆種種苛扣：沒收證件、預扣工資、各種嚴厲的罰款規定，還有工傷意外的風險⋯⋯。

被迫忍受種種苛刻的待遇，只因外地農民工若要合法居住當地，必須擁有不易取得的居住證，更別提難如登天的落戶籍（詳見第一章〈沿海的工廠〉），於是彷彿朝不保夕的移工，各種社會福利也是看得到、吃不到。無論生活工作多久，他們總像是在自己國境內的異鄉人。

即使能撐過這些磨難，攢下來的錢也過不上體面的生活，沒辦法送孩子去擁有城市戶籍者才能上的公立學校，最後要嘛讓小孩分隔兩地留在家鄉，讓祖父母隔代教養，成為「留守兒童」，要嘛咬著牙上昂貴卻良莠不齊的私立學校；除此之外，公安也時常將農民工視為外快來源，一旦臨檢到沒有暫居證的農民工，便可名正言順地行政拘留，趁機敲一筆竹槓，而這筆錢對農民工往往是2個月的薪資。可以說，中國便宜勞動力根源之一，很大一部分正是國家制度性的以戶籍制度設下對外地農民工不利的限制所造就的（詳見第二章〈工人的子女〉）。

而國家在哪呢？地方官員考量的是政績與升遷，為了升官必須做出政績（具體而言就是經濟成長數字），就必須招商引資才能增加就業和稅收，於是對工廠老闆違反勞動法規的作為，基於投資效益和賄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映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欠缺民主與監督制衡的體制下，對官員課責的是他的上級官員，而非他所應服務的平民百姓，於是乎上級的讚許，遠比民眾的滿意度重要。

中共建政後基於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以國有企業壟斷經濟，同時也承擔社會照顧責任，國企形成一個個龐大社區，替員工提供宿舍、學校、醫院種種服務（東風汽車集團甚至還有自己的電視台和報紙），長年下來績效已不佳，又背負沉重負擔，自然赤字連連。苗圩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裁去半數以上員工，將社會服務單位移交給當地政府（即是「國企剝離辦社會職能」），甚至主導引入外資，使其能占半數股權，為的是徹底改造企業體質，培養競爭力，做出真正賣得出去、而不是靠國家保護才能生存的產品。

然而，中共並非對貧富差距視而不見。習近平宣示要在2020年完成的「脫貧攻堅」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可以看到中共政權的適應能力。

「脫貧攻堅」的目標，是使中共劃定的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全數脫離貧窮，按照國務院扶貧辦在2020年3月所稱的標準，是所謂的「一二三」：一是以2010年農民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為基準，按照物價等指數換算成2020年的4,000元（即每日約為10.95元人民幣，略低於世界銀行所定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約12.48元人民幣）；二是「兩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是「三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是2020年時GDP要比2010年時「翻兩番」，即為2010年的兩倍。

在計畫經濟精神與政治掛帥的文化下，什麼經濟社會目標勢必都會如期完成。羅谷在安徽小崗村的見聞，不出外界預料，脫離貧窮只是官方統計數字的遊戲，許多民眾生活並未實質改善。然而，也有報導指出，中共大撒幣在鄉村鋪建基礎設施，廁所、道路、電力，補助改建房舍，確實使部分人民有感，提升對中共政權的支持度。筆者以為，儘管這些宏大的經社目標在執行過程中肯定充滿中飽私囊和不符所需的浪費，且如學者指出，從此可省下大筆社會補助經費（因為沒有極端貧窮者了），但貧戶只要有一、兩成生活獲得改善，進而肯定中共執政，那對維繫政權至上的中共而言，費這些功夫就有價值了。

學者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在經典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提出「廣納型」（inclusive）和「榨取型」（exclusive）兩種經濟模式，主張國家體制在關鍵的轉型時刻走向何者，是國家成功或失敗的關鍵；前者允許新興群體分享政治權力和尋求創新，進而帶動經濟繁榮，後者則由少數政治菁英壟斷資源，拒斥競爭者分享權力，造成經濟停滯倒退。

中國的情況，顯然與「廣納型」模式相去甚遠。按照兩位作者的看法，中國的高速成長將因為政治的封閉而無以為繼，這個立論點出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局限：六四天安門的血腥鎮壓為中國劃下「政左經右」的改革紅線，也設下了經濟體質提升、結構改革難以突破的天花板。羅谷實地走訪中國大江南北的經濟和社會景貌，再一次提醒我們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陰暗面，也讓我們省思成功的經濟模式標準是什麼。顯然，成功的經濟模式不只帶來成長和繁榮，也應當具備可持續性。

然而，筆者對於中國必然崩潰之說略帶保留。中共將台北醫學大學張國城教授屢屢言及的「利出一孔」運作得似乎頗為成功，在中共壟斷政權下，豪商富賈與中產階級並未如「現代化理論」推測的爭取政治民主，只想與中共權貴共謀分贓（一向敢於對體制開砲的馬雲，在阿里巴巴集團與螞蟻集團被金融監管部門立案調查後，也「馬已經服」）；9,000萬共產黨員形成的利益共同體，也使政治菁英即使不合仍有所克制，畢竟鬥到魚死網破導致共產黨下台，對誰都沒好處。

此外，中國民族主義也是重要的精神驅動力。中共常誇耀「舉國體制」優勢，特別在宣傳抗疫成就和「嫦娥五號」登月等重大科技成就上──只要全國人民眾志成城，即使是科技先進、睥睨群雄的美帝也會像韓戰時被擊退，沒什麼事不能克服。畢竟百年國恥造就近代中國莫大苦難，救亡圖存成了無上使命，只要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習近平的「中國夢」，日子苦些似乎也能有些安慰了。

中國能否打破國家失敗的命題，只能留待時間見證，可惜羅谷已經離開、或許也難以再入境，無法告訴我們後續來自現場的答案。

（編按：本文由八旗文化提供，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