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金融危機、以及不平等問題加劇的時代，經濟學家可能是近年最不受信任的學者。2019年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夫妻檔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與杜芙若（Esther Duflo），在《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書中就提到英美做過民意調查，經濟學家的專業見解，比氣象預報員更不可靠，論排名也只比政客略好而已。

有趣的是，近10年在台灣的人文與社科書籍當中，經濟相關書籍是最具銷售爆發力的書種。2020年博客來百大暢銷書有四分之一是商業理財類，還比心理勵志類的20種多，可見經濟相關的議題仍舊占據大多數讀者的注意力。除了與個人財富有切身性外，經濟也是群體生活的重要基礎與指標。

我從事出版工作的歷程（從衛城到春山），就遇到幾次被經濟學書籍「拯救」的經驗。第一次是衛城剛成立沒多久時，因《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才勉強站穩腳步，到了2014年《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向邊緣的路線竟然因這本書成為目光焦點，第一次遇到主流通路主動要求開會討論行銷方案、也第一次遇到幾家媒體希望爭取承辦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論壇。但不做任何獨家版本的原則，當時讓書店主管無奈至極，頻頻說「這樣要我們怎麼賣呢？」我說，就看每家書店對內容的詮釋吧，何況皮凱提就要來台灣了。

那個11月中旬的秋天至今很難忘。在爭取皮凱提來台灣的過程中，很擔心作者覺得台灣市場太小，不願意來，但在得知中信出版社邀請他造訪上海、北京後，我寫信給皮凱提，硬是從中擠出兩天來台北。而且我驚訝地發現，這個被視為搖滾巨星般的經濟學家，竟然不像美國的經濟學大師有祕書安排行程，他完全自己回信（而且回信速度極快！），更沒有經紀人幫他談價碼，他只跟我說，出席費、演講費都不用，因為長途旅行疲累，只需要幫他訂商務艙與好一點的飯店，此外別無要求，而且演講、媒體約訪、書店簽書，全部來者不拒。

去接機的時候，我立刻就明白這個仍有頑童神情的經濟學家，個性直率。他跟我說他一到中國，編輯就叮嚀他說，千萬不要不小心講出台灣是個國家，我感覺他對兩岸的情況是陌生的，但他隨即理解到台北正在進行激烈的市長選舉，也很快問我台灣的一些經濟數據。在幾乎毫無縫隙的行程中，這個極度聰明、對自己的研究充滿熱情、正積極連結跨國不平等研究的學者，從未對任何問題露出不耐煩的表情。在誠品書店的簽書會，他感受到讀者面對他的壓力與緊張，更加耐心解釋。接連不斷的訪問，連去機場的路上，以及搭機前的候機時間都仍在受訪，一直到最後才顯露疲累的表情，這使我深深感受到真正天才的樣貌。

我一開始讀到《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書稿，認為這本書10年內難以再有，等見到本人後，更覺得這樣用學術研究進行某種跨國革命的經濟學家，10年內也難以再有。

21世紀第二個10年，可說是以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拉開序幕，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出版後，不平等問題在全球成為更加熱門的出版類型。在這之前的10年，是行為經濟學在書市獨領風騷，以一種聰明又貼近日常生活的形象，讓讀者接近經濟學；但從2011年開始，似乎進入了一個價值轉換的階段，可以說，21世紀可能是從這一年才啟動的。

回顧《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熱潮後至今，不平等問題由於難民、氣候變遷、貿易戰等因素，已然更形進化與複雜，不純然只是國家內部的分配問題，也不只是經濟數字與百分比，而是許多人有沒有生存的機會。因此具跨領域與全球比較視野的書出現了，其中莎士奇亞．薩森（Saskia Sassen）的《大驅離》和上述的《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都是非常傑出的作品。我對《大驅離》的熱愛程度，曾有段時間，每到一間書店的社會科學櫃，總是以有沒有《大驅離》一書做為內心評價的標準。

對薩森來說，她厭倦以「不平等現象日益增長」的說法敘述全球資本主義的病理，而是關注被多元系統驅離到邊緣的群體，包含經濟系統、社會系統與生態圈系統，也就是除了窮困，可能還包括那些分配不到乾淨的食物與飲水、空氣的人；薩森立體化了不平等與生存之間的關係。《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則把移民、貿易、經濟成長、貧富不均、環境等5項列為核心經濟問題，兩位作者看到這些問題的討論已造成社會與政治上的危機，激化對立。

2016年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可說是代表現象之一，對此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在《著陸何處》就發出感嘆：

「所謂的『西方』過去自認共享同一個世界，但這樣的理想已不復存在。」

公共生活的情感有可能有同一個座標嗎？到底要走向何處？

社群媒體與網路使用的普及，是造成這一切迅即改變的重要因素。當我們還來不及細細思索種種不平等何去何從時，學者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已喊出「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標誌人類心智與行為成為一組組數據，剩餘的不是價值，而是行為，我們被如此理解，因此在日常生活做了某種選擇，我們已在看不見的調控中失去自由。人的生活本身就是獲利的來源，而不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重視的物生產。

祖博夫所描繪的場景總有種科幻恐怖感，那是由機器宰制的時代，彷彿已不需要《1984》的老大哥或極權國家，我們日日沉浸的數位網路，與自我意識逐步無法區分，就是一種最極致的極權形式，而且目前仍缺乏有效的集體策略。從《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出版到現在不到10年，就連問題都不一樣了。

正因為問題已不一樣，有些大膽主張也特別迷人。「基本收入」與「激進市場」都是讓人耳目一新的社會與政治設計。

面對不平等問題，如果索性不分貧富，人人都有一筆基本收入呢？對我來說，一個社會制定該有多少「基本收入」，大概就跟討論生命值多少錢一樣，像是標誌這個社會的「公民價格」。如今已有一些國家或社區著手實驗。

韋爾（E. Glen Weyl）與波斯納（Eric A. Posner）的《激進市場》針對貧富不均現象，則一舉推翻左右派之爭，啟動一個大膽的思想實驗：如果取消私有制呢？在任何物都可拍賣的假定中，沒有人能永久持有任何財產。這個看似違反現狀與人性的設定，卻充滿著無限可能。光是思考上能跳脫傳統的框架本身就令人興奮。

回顧這些曾工作或閱讀過的經濟學書籍，只是龐大書海的幾顆水滴，但卻是很能標誌出時代特質的幾本書與幾位學者。當中大概可以看出，從工業時代轉折進數位時代的變化、以及從剛性國界到軟性共存的可能，後者會在意環境代價，可以接納不同屬性的群體與生物，抹消國界的絕對性。但反過來說，網路所重組的流動社群，早就穿梭國界自如，卻是人類從「超人」倒退向「物」的起點，因為「物」是不會也不需要意識到自己失去自由的。新公民權需要重新討論。

經濟學大部分都不是太有趣的內容，但卻牽涉到每個人具體的幸福感，這或許是經濟類書籍一直是銷售之王的原因。但有些議題熱銷數萬本或更甚的背後，究竟人們消化了多少書中的內容？以及是否意味著該議題有轉變的可能？卻往往是難以預料的事。

不過就在最近，我又再一次被經濟學書籍「拯救」了，批判與檢討台灣央行政策的《致富的特權》，是春山成立2年半以來，一本隨著刷次愈印愈多的書。這使我不免在想，我們確實難以肯定賣掉這些書可以改變什麼，但可以確信的是，每一次經濟學發威，背後都代表著無限強大、人們追求幸福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