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歲理應是運動員身體素質和技術的巔峰，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簡稱台體大）的韻律體操教練吳修廷，在她指導的大學選手身上，看見的卻是一個個傷痕累累的年輕身影。

「大一、大二得先養身跟養心，他們不是受傷很嚴重，不然就是心理有狀況，送來的選手都是傷兵，我真的要push也很難，」吳修廷表示，即便旁人有意願協助，當事人也未必接受。她發現一位學生有自殘行為，輔導後判定應是憂鬱症，「她曾經是全國青少年排名第一的選手，後來一直往下掉，但拒絕看醫師。」吳修廷只好先轉介給校內的心理師，經過一年的陪伴和諮商，學生終於願意就醫，情況也在用藥後明顯改善。

同在台體大任教的競技運動學系教授莊艷惠則想起，一位國手在集訓的期間有幾次都不見人影，原來是有手抖症狀，私下到精神科就診，「他的行為徵兆已經要臨床處理，醫師有給他吃藥，但他沒有講，台灣選手就不想讓人家覺得他心理有問題，」但藥物的副作用藏不住，歸隊後動作不如往常，「練習身體都要很靈活，大家看到他遲鈍，才知道他有這個問題。我們都要非常警覺。」

運動員不願意就醫或就醫後不敢坦白，在在顯示他們並非對心理疾病免疫，而是「心魔」在競技運動的圈子裡，就像《哈利波特》裡不能直呼名諱的佛地魔，動輒被貼上標籤、招來厄運。

國際運動科學頂尖期刊《英國運動醫學雜誌》（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也綜合22項、針對2,895～5,555名菁英運動員的相關研究文獻顯示，運動員身心障礙問題盛行率，從酒精濫用的19%到焦慮憂鬱的34%不等。

「菁英運動員都在競爭，競爭本來就是處在壓力情況之下，心理健康很大一部分跟壓力有關係，」台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教授洪聰敏解釋，為了避開壓力帶來的威脅感，人類有反應系統來戰鬥或逃脫，只是隨時代演進，威脅不再針對生命安全，而可能是為了保住面子，例如運動員想為國爭光。「如果碰到很明確的壓力源，反應系統動員身心資源，結束之後（調整）回來，這樣就沒事；但如果（壓力）一直不斷、頻率太高的話，調整不來，系統就會不正常運作，產生一堆壓力相關疾病。」

曾到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簡稱國訓中心）協助選手減壓的基隆長庚醫院精神科醫師陳建鴻指出，目前台灣沒有針對運動員心理健康的研究，但就臨床經驗來看，運動員的失眠、憂鬱、焦慮狀況，不亞於一般人，較常見到的反應是失眠、身心緊繃，甚至喘不過氣；除了外在看得到的反應，很多運動員的壓力都是日積月累，平常不會顯現出來，因此從運動員早期人格養成，就要建立他們的心理健康，台灣也需要有本土的運動員心理健康研究。

國際奧會在2019年的聲明中更強調，菁英運動員心理問題診斷困難，因為他們可能缺乏認知或不願面對，即便診斷也更忌諱用藥，讓罹患率的數據被低估。洪聰敏也持相同看法，雖然有些項目的盛行率看來跟一般人相去不遠，但運動員傾向隱瞞：「運動場上你要展現出強者，這個精神的、心理疾病會讓你不是強者，是有衝突的。」特別是心理疾病在運動圈仍有汙名，誠實反倒可能失去上場機會。

一項國際研究顯示，職業運動員和菁英運動選手生涯，從運動界的領導組織、人事、文化和團隊，有超過640種的壓力源。

最親近的家長和教練，往往是選手第一個主要的壓力源。吳修廷形容，個體、與他人的互動、社會環境，就像是由內而外的同心圓，本身的性格、需求和動機還是心理健康的核心。但她強調，「與『重要他人』的關係」有關鍵性的作用，父母和教練的態度和管教方式，對於兒童和青少年選手的影響尤其深刻。

「小孩子比賽完回家，父母問今天贏還是輸？第幾名？問的都是結果，無意中營造動機『氣候』，運動員知覺到這個環境在強調什麼。也許父母是很客氣的，看似沒給壓力，可是你會感覺到他很希望你贏；如果輸掉，就好像沒有拿到金牌去慰勞，」吳修廷苦笑說，明明「快樂」才是從事運動最重要的獎勵，應該強調過程而非結果。

23歲的男子職業網球選手吳東霖，在14歲前就參與國內外各項比賽，更曾到歐洲征戰。小時候的他由爸爸一手訓練，父親與教練的角色重疊，卻也讓父子多了爭吵。「這個社會就是成就取向，大家都會說你怎樣才算好、怎樣才算成功，這些東西會進入你的腦袋，更何況是從父母口中說出，就覺得我是不是要符合這樣的期待，我才是成功，才能繼續得到他們的喜愛，」吳東霖說，隨著把訓練全權交給專業教練，和父親的關係也終於變得像朋友。

父親即教練，切身經歷的還有前羽球國手簡毓瑾。即便已是高雄中學教練，父親簡春生還時常出現在雄中體育館，繼續給她「指導」。

簡毓瑾的卓越來自父親的魔鬼訓練，小時候同學在看電視、她在練球，連出去玩放風箏都得抱著增進體能的「目的」。直到現在，她覺得還是很難得到父親的讚美，「他會一直給我樹立假想敵，一直說誰誰誰做得很好，可能那個人成績也不如我，但是他就會一直講他的優點，我就不開心，覺得怎麼做都做不到那樣的標準。」

吳修廷指出，父母和教練其實可以發揮積極功能，給予運動員好的內在動機及勝任感，「勝任感要強調的不是輸贏、是進步，簡單來講就是你跟自己比，而不是跟別人比。很多運動員在戰勝別人以後就停下來，因為他的目的是結果，打遍天下無敵手就不會再精進了；可是一個優秀的、有高成就的運動員，他挑戰的是自我而不是別人。」她認為，好的信念來自周圍的重要他人，當父母和教練強調努力和成果是等價，運動員的生涯才可長可久。

除了家人和教練，隊友是影響選手心理健康的重要外力。在國際奧會的聲明中提到，參與個人項目的選手，出現憂鬱症狀的比例高過參與團體項目者。「個人項目你就是take the full responsibility（負全責），輸贏是看你，贏是你的功勞，輸也是你自己造成的；如果是籃球、排球、足球團體項目，輸贏是全部人一起承擔，」洪聰敏認為，隊友之間的相互支持，對於心理疾病的預防有正面效果。

若搭配的隊友不合，就會是心理考驗的魔王關主。

2020東京奧運寫下奪金大驚奇的羽球男子雙打「麟洋配」，王齊麟、李洋的好感情和好默契，讓球迷看了都喊甜蜜。但簡毓瑾過去與程文欣搭檔時，也曾是排名高居世界第一的「黃金女雙」，卻彼此不合到成為國內公開的祕密。簡毓瑾回望來時路坦承，成績愈好，到頭來感情反而愈差，「比如說失誤，當然是直接看到對方的缺點，很難當下就反思那是我的問題，最快的檢討方式就是檢討搭檔。久而久之築起一個高牆。」

選手凱莉（化名）也說，團體項目要觀察和配合整個團隊，「如果我沒做好，害這個動作失敗了，不管隊友有沒有直接講，心裡就會很自責。團體在練習的時候反而壓力比較大，因為個人項目自己沒做到就再做一次，可是團體的時候是所有人都陪著你再做一次。」

直到現在想起當時練習的情景，凱莉依然忍不住紅了眼眶。她在隊伍中負責拋擲的動作，幾次下來都不順，希望教練能把動作改由其他隊友負責，「教練問我，為什麼不要做，我說因為我怕會失敗，我真的覺得我沒有辦法做好，可不可以讓別人做？教練就說妳會怕失敗，別人就不怕嗎？」凱莉是怕成了拖油瓶害到團隊，教練和隊友卻認為她的態度太消極。

「有隊友說，她寧願跟其他人多花時間練，也不要跟我跳。超難過，那時候國訓中心11點要熄燈，我還跑去陽台哭。」其實凱莉也不想放棄好不容易得到的出賽機會，「有時候我都在想我應該要放棄，因為我都一直害大家；我很想要堅持下去，可是我如果繼續堅持下去，會害大家跳不好，那我這樣堅持是很自私的。」

「沒有人會記得奧運會的第四名，他從此就消散在人群裡⋯⋯生命任何其他事都是次要的，人生觀變得只有贏與失敗兩個結果。」

拿到8面冬奧獎牌、包含2面金牌的美國短道速滑選手阿波羅．奧諾（Apolo Ohno），在2020年由菲爾普斯製作的紀錄片《金牌的重量》（The Weight of Gold）中如是說。

這部紀錄片訪談多名奧運運動選手，他們多有「奧運後憂鬱」（post-olympic blues）──從巨大鎂光燈和掌聲中撤退，回到平凡生活裡，金牌的價值迅速貶值，只有出現偏差行為時才引起媒體注目。菲爾普斯在影片中感嘆，「沒有人關心運動員的心理健康。」近年美國有多名奧運知名選手自殺，包括在這部紀片中受訪的雪橇選手史蒂文．霍爾科姆（Steven Holcomb），他甚至是在美國奧運訓練中心自殺身亡。

這也是當體操天后拜爾斯在東奧以無法傷害心理健康為由，選擇棄權5項賽事時，美國媒體輿論多數給予正向支持的因素。

除了成績至上外，運動員從小處在幾乎封閉的環境下，正常的訓練量已超乎常人身心負荷，不當體罰、性侵事件也屢屢發生，形成運動選手另一道心靈枷鎖。日本即有「我被打過數不清多少次：日本未成年運動員被虐待」報告，控訴不當的教練體罰，呼籲體育組織建立保護兒童指導原則和申訴機制。

至於拜爾斯的心理傷痕，更來自她遭遇隊醫的侵害。這宗由前奧運女子體操國家隊醫隊納薩（Larry Nassar）犯下的性侵事件中，受害的選手高達數百人，拜爾斯是至今唯一還活躍在體操場上的「倖存者」，9月中她在美國國會的公聽會中指控，體制長期「漠視」受害美國國家隊體操選手，「我責怪納薩，也責怪整個系統促成了他的施虐。」

吳修廷解釋，體操選手需要具有身形和柔軟度優勢，進入訓練的年紀都非常小，「這個生態裡面的運動員，可能三分之二的生涯都是在未成年的階段，所以會牽扯到『社會代理人』，父母、教練等角色比其他單項更重要，這些人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吳修廷直言，運動員都是在權力結構的最底層，「嚴重的權力不對等，就讓他們沒辦法勇敢說出最真實的話，何況又是未成年的孩子和青少年。我看過有些教練會聯合父母去施壓選手，非常可惡。」比如選手不想練或有反抗的時候，教練和父母聯手去威脅運動員，如果不夠聽話，就換人上場，剝奪選手機會。

以體操選手為例，為了呈現「完美」的線條，常得面對社會體型焦慮，病態的飲食控制也是身心痛苦的來源。研究發現，運動員的飲食失調（eating disorder）比例高於一般人，0%～19%的男性運動員有此困擾，女性更高達6%～45%，有6成的女性運動員曾因教練對其體態的要求，而感到羞愧和壓力。

追求纖瘦的身材和大量的訓練，讓凱莉發生過疲勞性骨折，吞下止痛藥繼續練習。別人小時候和同學一起寫功課、一起玩，她則把青春都耗在體操館，「我好像是碩班才跟同學唱過KTV，是真的滿開心的。」問她是否遺憾或後悔，凱莉只說，她真的喜歡體操。

洪紫峯說，他感受到運動圈文化來到「新紀元」，過去以喬丹（Michael Jordan）、布萊恩（Kobe Bryant）、鈴木一朗這些「刻苦型」球員為代表人物；如今願意談及自己憂鬱或恐慌症經歷的菲爾普斯、NBA球星「愛神」凱文．洛夫（Kevin Love）也能獲得共鳴，「他們在呼籲的是競技運動同時存在的另一個事實，除了刻苦訓練和天才值得欣賞，扛著自己心理狀態，在場上展現最好的自己，也值得欣賞。這樣的聲音正在平衡中，運動價值更多元。」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以〈拜爾斯打破了運動界的斯多葛主義〉形容，過去5到10年前，運動員可能不會願透露自己承受大量壓力，更遑論退出奧運女子體操團體決賽。儘管運動員心理健康方面的汙名仍然存在，但菁英選手「勇敢承認自己弱點」的新文化確實開始形成，也讓體育界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美國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發起心理健康運動，東奧開賽前國際奧會也加強了心理健康資源，提供多種語言諮詢，呼籲各國關注運動員心理健康。

在台灣，這塊冰牆還待敲擊。

洪聰敏認為，我們要先改變環境中人們的想法，培養心理健康的素養（literacy）：

「今天如果一個人生長的文化，從來沒有被教過什麼叫憂鬱症，這個人就算憂鬱症，他也不曉得，他只會說我最近成績很差、提不起勁。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些計畫，從最簡單的教育宣導開始，增加大家的認識。」

「選手不用硬撐著，他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要把這樣的需要說出來，旁邊的人可能不懂，但不要批評、落井下石，不用說你就是心理素質太差，我們很清楚知道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選手，沒有人做得到他們做到的事，」陳美綺說，應該把運動員還原到「人」的位置，他們可以追求極限，也可以感受痛苦，「他們是身體想要更好的運動表現，很用心在活著，所以他的痛苦才會這麼深刻，開心才會這麼開心。」

「我最怕他們隱瞞傷勢，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傷；心理的傷就是心理問題，這兩個傷隱瞞的時候，只會更糟、不會更好，我會希望運動員自己要勇敢說出來。要創造一個友善的環境，當然權力掌握者最重要，」吳修廷認為，從運動員、教練、運動科學人員，大到整個協會和政府主管單位，開放的態度是關鍵。

國際運動心理學界，焦點和典範逐漸轉移，關注運動員的「幸福感」（well-being）是新的趨勢。

「身為運動員，他有沒有覺得以這樣的身分的生活很有價值、很有幫助？不只是關注他有沒有拿金牌，而是整體來看，他有沒有覺得參與運動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台體大體育學系副教授聶喬齡對選手們提出溫暖的提醒，運動員只是一個「人」的眾多身分之一，「你有權利要求你的生活是幸福的，如果你練得好的話，你心理上的舒適感會很讚，但它不是唯一的，你還有家人和同儕，你要有運動、訓練的朋友，也要有不是運動員的朋友，這都是很重要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