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現實的是，台灣體育資源有限下，運科照護僅著重防護員和物理治療等身體調理，國家隊出征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簡稱國訓中心）國手培訓，心理諮商往往只能分配給「有奪牌機會」的項目、人數遠遠不足。即便如長年被列入重點奪牌項目的射箭隊，本屆2020東奧仍然是在「自力救濟」下才爭取到心理健康的照護；奧運一結束，射箭隊的心理諮商師就面臨「就地解散」的窘境。

東奧男子射箭團體項目拿到銀牌的好成績，背後是整個運科團隊堅實的輔助，「三箭客」湯智鈞、魏均珩、鄧宇成更成了國人偶像，追平了他們的前輩選手陳詩園、王正邦、劉明煌在2004年雅典奧運的銀牌紀錄。雅典奧運時除了男團，射箭女團也奪下一面銅牌。

雅典奧運前負責協助射箭隊心理訓練的是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洪聰敏，他回憶，當時備戰期長達18個月，「那時還沒有高鐵，我每個星期搭飛機去高雄2天，一大早的飛機飛到高雄，他們派車接我進去（國訓中心），開始一整天工作到晚上10點，隔天再工作一下再回去。」

同樣備戰奧運，此次東奧射箭隊的運動心理師，則是在總教練林政賢極力爭取下才獲得挹注。林政賢說，這次男子和女子射箭隊各配有一位常駐的運動心理師，「雖然國訓有專業的心理師，但人數太少、業務太繁重，想合作也沒有辦法，只好再從外面找人，讓心理師和選手每週至少能相處3到4天。」

林政賢解釋，射箭選手面對的是長期壓迫感，平時練習射出10分絕對沒問題，但在龐大壓力下就成了沉重負擔，因1分之差就可能讓獎牌擦身而過。

「平常的訓練之中，我會希望可以把心理的因素融入，讓心理師能夠去了解選手，進而去幫助選手，給選手一些心理技能，來突破他們在比賽的時候接收到的緊張感，知道緊張的時候、受壓迫的時候，應該要怎麼去克服會有幫助，」林政賢解釋，「射箭選手通常很細膩，只有長時間陪伴才能走進他們的心裡。」

他很清楚，教練需要給選手一點空間，心理協助才能有好效果，「心理師可以知道選手的任何事情，但是教練不見得可以。我們都有共同的前提是要解決選手的問題，這樣的分際我們拿捏好。我也可以找心理師尋求協助，選手找心理師講就表示他不想讓我知道，那心理師會用他們的方式來跟我講，大家互相合作。」

射箭心理穩定度和成績關聯性很顯著，林政賢也是少數對心理健康防護持正面看法、態度開放的教練。然而，顯然一面奧運銀牌，仍無法獲得相關單位的「認可」，僵化的制度並未因此而被敲開。

奧運結束後，從總統府、地方政府到到各項商業活動，奧運奪牌選手都成當紅炸子雞，林政賢卻為了「留住運動心理師」焦頭爛額。他無奈表示，已預先寫好訓練計畫向國訓中心申請補助，但奧運還在進行的8月和剛結束的9月，審核上卻因「沒有工作事實」（心理師因代表隊無名額、無法隨隊前往東奧）而不予補助，發不出心理師的薪水，計畫中斷得要重新再聘；更令人扼腕的是，心理師回聘的薪水可能低於原本水準，「說你任務結束了（奧運結束），不能夠支薪。你沒有跟隊出去，所以你沒有工作，我覺得這是很荒謬的事情，因為心理師就算沒有跟隊出去，線上也是可以輔導，選手比賽的過程也是可以打電話，但是你就把計畫斷掉了。」

林政賢數度嘆氣，表示近3年來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團隊默契，卻因薪資問題留不住專業心理人才，「已經有一位心理師離隊了。」

因為沒有隨國家隊出征，讓射箭隊自聘的心理諮商師拿不到薪水，這還突顯了另一個問題──運動心理師在國家隊中角色長年遭漠視，隨隊人員的編制更是不進反退。近年國訓中心的心理師幾乎都無緣在國際比賽時上前線照顧選手，僅有2017年世大運因為主場就在台灣的「地利之便」，才有機會從高雄左營來台北陪同選手比賽。

莊艷惠還記得，那年台灣代表隊住在選手村第九棟，在隊醫的建議下就地設置一間運動心理諮商室。她和彭涵妮參考國外模式，除各自原本就輔導的運動項目以外，兩人還在諮商室排班輪值，選手有需要就能走進來諮詢，「那是很理想的方式，選手如果在培訓階段沒有分配到運動心理師，但馬上要上場比賽了、覺得焦慮，就可以來這裡預約。」雖是臨時「抓藥」，但個別諮商仍耗時近2小時，「要先破冰、暖身，引導他講出他的心理困擾，然後給策略，建議他比賽這幾天要怎麼想、怎麼做。」

結果兩位運動心理師的「門診」大爆滿。「有一晚，我從晚上7點開始排班，起初是保齡球項目的教練引介隔天要比賽的選手來做心理準備，選手覺得幫助很大，彼此口耳相傳就陸續上門，我一路替3個選手諮商到半夜1點，隔天早上5點再跟隊去比賽。」事隔多年，莊艷惠提起可以在第一線直接對選手進行心理照護仍感滿足，但她也無奈說，「這代表，選手其實願意接受心理諮商，只是過往制度上沒有給予空間、供給不足，他們就不知道有需求。」

諮商者和被諮商者都感到滿意，運動心理照護竟然仍未持續受到重視，在國家隊中還每況愈下。2006年杜哈亞運有4名心理運科人員參與，2010年廣州亞運裁減到2位，但到了2014年的仁川亞運，運動心理師竟直接報成「賽中考察團」，心理師根本無法進入選手村和第一線會場，無法直接接觸選手，若要進行諮商等於得「隔空看診」，十分荒謬。

「那時候我們（運動心理師）很緊張，因為我們的證照受限制，有些區域不能進去，考察團只能待在觀眾席，沒有辦法進到選手熱身區，去做臨場的支援，」當屆隨隊到仁川的一位運動心理師苦笑，後來是和沒有現場任務的代表團成員私下換照，才解除危機。

本屆東奧因疫情因素縮減團隊，心理師也「率先被剔除」。

儘管近年科學化訓練逐漸成為顯學，但心理運科還是被放在排序後位。心理工作需要長時間耕耘、成效不易量化評估，加上大眾對心理衛生議題的既定印象，都是要跨越的關卡，「這個時代的接受度比較大了，可是我們（運動心理師）還是始終淪落在『選配』，不是『標配』，」莊艷惠自嘲。

運動心理諮商到底是不是選手訓練中的「必要配備」？長年認真觀察選手臨場變化的教練最知道。除了射箭隊總教練林政賢，同樣協助選手奪下台灣首面奧運操體獎牌、讓李智凱由「菜市場凱」變成「鞍馬王子」的教練林育信，也看見了心理訓練對李智凱突破自我發揮的關鍵力量。

李智凱揮去2016年里約奧運落馬的陰霾，一舉把招牌的「全湯瑪士迴旋」華麗呈現、完美落地，拿下東京奧運男子鞍馬銀牌，這也是台灣體操史上第一面奧運獎牌。在場邊與他相擁的林育信，看著他克服國際賽心理魔障的一路奮鬥。

2016年獲得奧運資格，賽前受傷、比賽落馬，讓李智凱慘跌一跤，即便在國內大小比賽都表現亮眼，登上國際舞台卻常無法發揮出實力。「他懼怕外國的場地、觀眾，還有各國的選手，因為他以前看到優秀選手、冠軍選手都是在電視上看到，當冠軍在他身邊一起比賽，那時候抗壓跟心理素質都沒辦法，」林育信坦言，這是許多台灣選手的劣勢，自信不足和缺乏大場面的見識，曾是體操國手的他也是過來人。

林育信一直記得，2017年在台北舉行的世界大學運動會時的李智凱，「他動作結束之後，感受到觀眾對他的熱愛，那種信心度，我們就看出他找到他的方法了。以前他下馬害羞就走了，可是2017年我看到他下來之後，還在跟觀眾互動，還有手勢，這就是他的驕傲和自信開始在養成。」

2017年台北世大運藉地利之便，國訓中心讓許多項目的運科人員從左營北上隨隊比賽。當年台灣奪下26面金牌、獎牌榜名列第3，創下最佳成績，遠超過賽前設定目標的11金，讓政府看見運科人員跟隊的效益。體育署競技運動組科長謝奇穎表示，在2018年的雅加達亞運也因此設置「營外支援團」，其中就有安排心理師。

一位資深運動心理師指出，代表團成員的挑選應考量選手在賽期時的需求來安排，「大家都說心理素質是奪牌的最後一哩路，但名單卻不是這樣安排啊。」唯有運動心理師被放在團本部、而非考察身分和營外支援，才能提供最即時的臨場協助，讓選手心理安定，發揮更好表現，也確保他們的身心健康。

國家代表隊的心理運科資源不僅患寡、也患不均，甚至一直僅止於「炒短線」──有限的人力，也只有奪牌機會的才給糖吃，而奪牌任務一結束、資源跟著中止。

洪聰敏坦言，2004備戰雅典奧運，他們協助射箭隊，也是因為當初射箭隊被認為是「可能奪牌項目」，才有機會介入輔導，「我們可以參加奧運的項目很少，裡面能夠拿牌的更少，所以有機會做完整一點。那亞運那麼多項目都會拿牌，我們就要一個人身兼很多項目。運科人員的編制需要再多一點，特別是像心理這個項目，一個人負責太多項目，就很難深入。」

莊艷惠指出，在亞奧運的比賽現場，「我們跟國家隊去比賽，是服務本來被指派協助的奪牌項目選手，心理師自己原本負責的重要項目賽程都比完了，才行有餘力去幫忙其他項目的選手。但是，這些平常你不認識的選手，臨場上，我們可以做的就十分有限。」她形容，只能「火線救援」。

林政賢直言，「我們國訓就是缺了這個環節，假設體操隊或射箭隊很需要的時候，應該讓我們可以長期聘專屬的心理師；不是今天成績好的我聘，成績不好的我不聘，這樣缺乏遠見，像在『割韭菜』一樣。不管成績好不好，國家應該是要有一個計畫，有一個隨隊的心理師，認知運動心理項目很重要，這才是『體育發展』嘛！」

林政賢進一步說，「台灣有機會奪牌的，每個人都知道有哪幾項，就算他們這次沒奪牌，難道就把他們的資源抽回來嗎？應該是不斷繼續支持。其他奪牌機會很小的，就不支持了嗎？還是應該要呀，而是看用什麼方式去支持，計畫要長遠。」他認為，體育就是投資才會有好成績，雪中送炭的幫助遠高於錦上添花，「我都有好成績了，你才來贊助我，那我要感謝你嗎？」這些冷暖，選手和教練都點滴在心裡。

不僅亞奧運國家隊上戰場打戰時，前線資源不足；國家隊選手培訓基地的國訓中心心理諮商後援部隊建立極晚、人員也嚴重不足。

國訓中心直到2016年才正式聘有第一位駐點的專職運動心理師，此前都是因應一級國際賽事由體育重點大學資深老師協助「任務型組隊」、非編制內人員。目前國訓中心運動科學處聘有6位運動心理諮詢師，5名待在高雄左營本部、1人負責射擊項目訓練在林口公西靶場，這些進入國訓中心服務的心理運科人員，都必須具備台灣運動心理學會授證資格或具1年以上運動服務經驗的諮商和臨床心理師資格。

現階段國訓中心有超過400位選手、20幾個隊伍，國手們正緊鑼密鼓備戰明年（2022）杭州亞運，但他們的心理健康和諮商只有6名運動心理師負責，而6人中竟然只有1人是正式編制，其他5人是一年一聘──就是今年結束後、明年不一定續聘。不只心理師工作沒有保障，對長年在國訓受訓的選手來說，心理輔導工作也可能中斷，如果換了心理師、彼此信任感也得重新建立。

對此，國訓中心運動科學處處長何仁育坦言，由於心理師人力限制，隨隊工作的介入程度深淺不一，目前游泳、角力和柔道是合作較密切的項目，空手道、拳擊和體操也在努力中。

國訓中心運動心理師洪紫峯表示，「理想最好是一個項目配一個心理師，長期下來會更認識這運動，給的東西更到位，但現實是目前運動心理諮商的從業人口也少，有些人才還在培育專業能力的過程。」國訓的6名心理師，是將所有運動項目分成6大類來區分負責，分別是個人類、競速類、對打類、格網類及團體球類。

另一名國訓運動心理師陳美綺認為，雖然心理師不一定對每一個運動專項都擅長，但確定工作目標就能尋求協作，「知道方向要抓壓力或技術培養，哪幾個點，再跟教練合作，教練和選手本身是專長，很快能抓到幾個關鍵點，從那裡下手慢慢掌握。」

他們多會視選手的需要個別調整操作方式。洪紫峯習慣在訓練中場休息或結束後和選手攀談，讓互動盡量自然，如果選手有需要也可以隨時來「約時間」諮商，「他們大部分生活是被安排好的，幾點要去訓練，課表、生活甚至連飲食都會被控制，很少有一件事可以自己做主。自主感、控制感、歸屬感，這三件事是良好狀態很重要的基礎，希望把自主和控制還給他，互動過程讓他感受到歸屬。」

陳美綺則喜歡和選手固定時間碰面，「我會定期檢核，變成一種習慣，時間共同決定，能有固定時間停下來跟自己接觸是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變成一種規律；有時候狀態不太好，不想去想，但因為規律就停下來想。」定期諮商，讓選手能靜下來回顧自己的心理狀態，否則許多運動員總是慣於把心理需求忍到最後面，難以覺察。

但無論是自然介入或規律操作，運動心理諮詢師都強調陪同訓練和比賽的重要性，參與觀察才能對選手有更深刻的理解，建立信任的基礎。

國訓中心因編制問題，本身運動心理師人力不足，然而，外界想協助卻也往往不得其門而入。

高雄凱旋醫院前社區精神科主任林耕新即提到，曾到國訓中心與心理運科人員交流，希望提供進一步協助，但礙於制度限制不得其門而入。「選手很苦悶，沒有辦法突破，被教練罵時，很多選手是不會講的，你看有些選手受訪，都會說他當時真的很害怕，壓力真的大到爆表，可是在那個當下他只有教練，沒有一個心理的團隊在支援他，」林耕新比喻，教練就像是運動員的父母，他們的觀念是選手心理健康能否穩固的立基，「父母的情緒不穩定，小孩怎麼會穩定。就像站在一個船上，船搖來搖去，請問那個人怎麼站得住？」

部分單項運動協會對於心理介入的態度也趨於排斥。一位曾協助田徑選手的運動心理諮詢師向《報導者》透露，選手經私下輔導後，認同心理訓練對提升運動表現的幫助，希望協會能聘請心理老師常駐，但幾度都被回絕。

已離開國訓中心的前技擊類國手布魯（化名），還是記得在左營痛苦的日子。當時訓練量極大，可是兩個教練的方法卻大相逕庭，讓布魯無所適從，教練的目標又只望向金牌，愈練愈灰心，「教練自己都內鬨了，更不用講選手，一直累積到最後一年就爆掉了，」布魯說，先前也不是沒想過要找心理師，但在訓練的當下，根本挪不出時間來，直到後來瀕臨崩潰才去求助，「但是我跟他（心理師）講這些事情，他也不能直接去教練講，他們有矛盾，應該說也沒辦法阻止我練習，就覺得好像也沒什麼用。」

教練、選手和心理師之間是難解又亟需平衡的三角關係。陳美綺比喻這就像把雙面刃，端看怎麼使用，誤解和受傷都有可能發生，「在教練選手關係部分，我現在是先理解教練，過程中他重視什麼、看見什麼，我怎麼協助去完成他想要的東西和任務，讓教練知道我跟你站在同一邊，前提是信念和價值觀是一致的。」

陳美綺也提到團隊的重要性，系統裡各個角色環環相扣，若能彼此溝通和協作，就有機會成為選手最強大的後盾，「身邊支持的人可以穩定，不管是教練或防護員，選手就能穩定，我的工作不一定是直接協助你，但我知道你的系統正在發生什麼事情，我怎麼讓你更穩定。」

目前國家代表隊教練每年要接受2次增能課程，講習內容涉及禁藥認識、性別平等和運動科學各方面，心理只是其中一塊。何仁育指出，其實各單項協會的教練培訓或學校體育系統也都有心理運科課程，「如果可以給這些教練更多運科資源的介紹，其實到時候他們的接受度也會比較高。」當教練對心理介入不再排斥，願意帶著選手主動近用，才會形成需求和供給互相增強的正向循環。

洪紫峯曾碰過有選手出現心理問題，但沒有勇氣向教練坦白自己的需求，幸好這名教練想法非常正面，以「戴眼鏡」來比喻心理介入，「我們都知道射箭視力要很好，才能瞄準靶心把箭穩定送進去，傳統可能認為射箭選手近視很糟糕，其實只要戴眼鏡就好。那個教練說，心理協助甚至看精神科，就像心理上戴眼鏡，矯正器的概念。」

近來在國際知名選手菲爾普斯（Michael Fred Phelps II）、大坂直美（Osaka Naomi）、拜爾斯（Simone Biles）等挺身倡議之下，運動員心理健康議題逐漸獲得重視。《報導者》採訪主管機關體育署和國訓中心，相關人員也坦承，台灣在這一塊資源、制度和預算都不足。

體育署前署長、佛光大學校長何卓飛，曾任體育運動發展促進基金會（運促會）祕書長。他認為，台灣應成立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以行政法人的形式與國訓中心平行位階，包括日本、韓國及體育大國德國、美國都有運科中心，「國訓運科處就直接併過去，因為運科的範圍很廣，包括我們的選手訓練輔助器材，也是由運科研發製作的。單純國訓中心的一個運科處，力有未逮。」應讓心理運科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也能與其他運科系統性地合作。

何卓飛以美國職棒和職籃為例，指出專業球團皆聘有數名運動心理師，長期與球員培養關係，「台灣這種蜻蜓點水式的，都只是看到膚淺的表面，尤其心理的問題是深層的問題，更需要有長久的觀察，和你生活在一起，才能夠真正理解每一個人的個性、家庭狀況，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身為國訓中心運科處處長，何仁育認同建立國家運科中心應是未來目標，但現在是把執行面模式建立起來的過渡期。目前國內運科人員以實務導向為主，缺乏研究部門，「他們等於是要做實務，再自己去看研究、看文獻，又要再做行政工作，所以我也希望行政工作有專人去做，讓心理師更專注在實務上，未來朝向運科中心，不管在制度或執行面都是需要的。」但他也強調，各國運科中心的作法皆異，台灣還需要多考察才能知道要採取哪種模式。

何仁育直言，一旦提升組織層級勢必會有更多經費，不過若沒有完整規劃、匆促設置，有錢卻不知道怎麼執行，未必有實質效益。他期待當前先擴充國訓運科處的編制，「看是不是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可以提到董事會，董事會如果OK，再看體育署，來做這些計畫的執行。亞運可能有點趕，但如果接下來奧運或世錦賽有好成績，巴黎奧運之後，也許運科中心就可以成立。」

「早期重視防護員，像現在黃金計畫，每個人都有一個，基層大學一、兩個隊就有一個防護員。接下來是體能，體能完是營養師、心理師，隨著需求，最後會希望營養師和心理師也可以有固定員額，配合政策或組織發展，當然我們希望有編制內人員是最好的，」何仁育如此認為。

莊艷惠表示，今天國訓中心有常駐的運動心理師，是許多開拓者努力20年以上的結果，若能成立國家級運科中心，當然有助於完善專業人員的待遇及工作穩定性；但運科包含各類項目，唯有規劃者意識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才不會再度被邊緣，也覺得投入更多資源是有價值的。「人才有好的實務磨練，能力提升後有好的進退場機制，選手跟教練用了覺得有幫助，覺得需要，才能把這個部分發揮得愈來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