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品文往陶杯裡給我們注上梅酒。

梅酒是親手泡的，釀的是彭紫惠台中家前門口梅樹產的梅子，不泡酒精，而是遵循古法，泡蜂蜜跟砂糖，要放一年才能喝。王品文特別強調：「因為是自然發酵，滋味會特別豐富，放置時間不同，每次開出來喝味道都不一樣。」

這有點像《春行》。這部電影也是循「古法」製作，不採數位攝影，全片都用16毫米底片拍攝。2019年開始籌劃，從劇本、勘景、表演、拍攝、剪輯，每一階段王品文和彭紫惠都辯論，分屬於兩個導演的觀點、生命經驗、創作堅持，這邊取一塊、那邊取一抔，慢慢塑進作品中，讓電影變化。剪輯了3年，一度卡關，2023年又義無反顧補拍，前前後後花了5年。著實是用時間釀出來的作品。

彭紫惠說起她們在《春行》的工作：「我們不想一開始就知道拍出來會是怎樣，而是保留很大的開放空間，想實驗。」

2019年，這部電影開始萌芽。彼時彭紫惠在西班牙藝術創作所即將畢業，回台籌備論文；王品文從美國學成電影歸國3年，想拍一部和家庭有關的長片，找博覽藝術電影的彭紫惠加入，認識一個月，就開始討論《春行》。

王品文說，她做這部電影，背後有個提問：「什麼是電影？」她想突破自身的創作慣性，找到電影的可能性。

人生前半段是體制內的乖乖牌，王品文喜歡文學、讀北一女，大學時，家人期待她念商科，她翻遍招生簡章，也不確定自己想讀什麼，最後折衷念了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畢業後，遠赴英國續讀新聞所，在一眾親朋好友的殷殷期盼下飛到了當地，卻被通知英語成績達不到學校門檻，不能讀了。

她向來照著主流的軌跡慢慢前行，那是人生第一次逸脫出計畫。眼前鋪好的道路突然消失，她才問自己真正想做什麼，最終浮現的答案是電影。

看電影是她從小的週末活動，大學入手第一台單眼後，她喜歡上影像，只是成長過程中，周圍同學多要當會計師、律師，電影好像不是一條可選的路。岔出蹊徑，她飛到美國洛杉磯學電影。

「讀新聞時，我對『人』有興趣；做電影以後，是對『人類』很好奇。」

王品文比手畫腳解釋兩者的不同：新聞專注的，是社會框架下「人」如何行動、思考問題，但電影可以跳脫框架、更自由地觀看「人類」的本質，「人類的真實樣貌很美，我想去捕捉人類活著的一瞬間。」

《春行》的萌芽，也來自於異鄉遊子體驗的瞬間。洛杉磯是沙漠城市，一整年只會下十多天雨，王品文首次遇到洛杉磯大雨，突然讓她想到多雨的家鄉，那一刻她才發現，自己竟然如此想念台灣。

到異鄉後，人才倏然感受到與原生土地的臍帶仍舊相連，彭紫惠也是如此。因為想要台灣缺乏的自由和文化刺激，她飛到西班牙旅居5年，與外國朋友相處再久，仍感受到彼此在情感表達上的不同，那時她才發覺到專屬於台灣人的特質和文化，她形容那有點溫潤，像茶，比較含蓄。

於是開始討論《春行》時，她們就決定要拍一個極貼近台灣的故事。

所以《春行》的故事落在新北瑞芳多雨山區的一個草根家庭裡。喜翔和楊貴媚操著台語，飾演一對傳統老夫妻。某一天，妻子突然死去，男主角欽福（喜翔飾）沒錢下葬，也不肯聯繫已斷絕關係的同志兒子，寧可把妻子的屍體放入冰櫃，雪藏在家中。

為什麼寫家？王品文說：「滿直覺的，因為我跟父母很緊密、卻始終有些無法說出口的隔閡、祕密，所以我一直對家人的主題很感興趣。」

性向是她成長過程中的祕密。她在美國拍的第一支短片《我們之間》，是兩個女生的愛情故事，她本來的計畫是播給母親看，播完就趁勢出櫃。「我媽當時在書桌前看，我坐在床上，我從背後看到，她愈看，背就愈緊繃，我突然完全沒勇氣跟她講了。」

王品文從電影學院畢業、回台時，剛好碰上婚姻平權運動風起雲湧的2016年。10月，失去同志伴侶和法律保障的台灣大學退休教授畢安生從住處一躍而下，震驚社會，催動修法。那一年底，25萬人走上凱道要求婚姻平權；2017年5月，釋字第748號出爐；2019年5月，同性婚姻法案通過上路。王品文帶著湧動的心，躋身這股狂潮，她拿起攝影機為同志熱線協會拍片，用影像記錄湧入戶政事務所登記的同性伴侶們，也參加同志父母愛心協會召集人郭媽媽開的出櫃課，終於和父母出櫃——父母也願意大力支持。王品文說，自己其實認為父母算開明，但她過去始終害怕出櫃會打破關係的平衡，所以沒有說。

但是《春行》注定不會是個從孩子視角看同志家庭的故事，王品文說，那樣就離自己太近了。當時33歲的她，不覺得有辦法透視自己，於是選了離自己最遠的老年男性當主角，很大的動力是她想要多了解不善情感表達的爸爸，同時潛意識裡也希望爸爸更了解自己。

「我出櫃時，我爸的反應是：他從來沒有想過我是同志。奇妙吧？出櫃前幾年，他在親友聚會時會當著所有人面前說『妳為什麼不留長頭髮？如果留長頭髮我就送一個大紅包』，我都有點受傷，是爸爸其實知道我真正的性向，然後激將法嗎？但我沒想過答案是他『根本沒發現』。原來親近的人的內心世界，跟我想像的完全不同。」

王品文說，自己最大的期盼，其實是很想變成另一個人，從他們的眼睛看看世界的模樣。她找了過去曾在短片《軍犬》合作過的編劇余易勳寫劇本，余易勳對父親的記憶，成了主角欽福的原型。余易勳說，「我爸開水電行，很大男人，記得17歲生日時，我爸跟我說生日快樂，當下我不知道怎麼回應，就抱他一下，我發現我爸整個身體僵住，他不知道怎麼跟別人擁抱，他把手搭到我的肩膀上，不知道到底是要抱我、還是要把我推開。」

後來余易勳不想繼承水電行，跑到北京當編劇，爸爸卻在他離鄉那幾年意外成為植物人，那一刻，他才發現自己也像父親，想愛，但不知怎麼表達、也往往來不及表達。

余易勳抓住台灣男性僵硬情感的基調，描繪出被時代拋下的男人，倔強地背負過去價值觀而活，而女性導演們則加入了自己的觀點。彭紫惠說：

「像欽福這樣的阿伯生活中到處都是，父權不允許他們柔軟，所以他們喪失了作為人的能力。但我希望看到，他們還是一個人。」

彭紫惠回憶，自己的父親也曾不苟言笑，但自己從小不斷挑戰爸爸的權威，隨著年歲增長，爸爸愈來愈柔軟。

她想尊重個體的樣貌，提出讓攝影機用「鬼的視角」來觀察家庭──在《春行》中，攝影機不會為了凸顯張力、或批判角色，就突然拔高或伏低，有意識地強加拍攝者的觀點給觀眾。相反地，攝影機很沒存在感，就像一只幽鬼，靜靜的在家中一角，平等的望著角色面對他們的人生。

王品文很驚訝，用「鬼的視角」拍攝後，她心理起了變化：

「我不再想著我爸一定要變成我期待的樣子，而是接受他就是這個模樣。」

對和自己不同的人保持開放而尊重，是彭紫惠一貫面對社會的姿態。

彭紫惠和王品文的成長背景可說是鏡像般的對照。她出生在台中谷關山區，爸爸曾開洗車廠、經銷玉石，媽媽自行創業開甜點麵包工作室，現在兩人在山上種葡萄、做甜點。她的原生家庭不崇尚主流價值，媽媽年輕時學美術，熱愛藝術領域、也鼓勵孩子們走上多元的路，所以三個孩子，哥哥念音樂、弟弟打棒球、她學美術。爸爸的嗜好則是開車，每年夏天就會帶著全家沒有目的的環島，不排行程，晚上隨便問一家旅店投宿，她從小就感受過這種不帶預設的自由。

彭紫惠一路讀美術班到上大學，大一時接觸雙性戀權益團體，跟著一群朋友去看藝術電影，參加社運工作。她非常內向，上街頭，就混入人群靜靜地觀察；有時隻身闖入各種社運、講座、人群，觀察人們的活動。大學畢業後飛到西班牙念藝術創作，世界又變得更寬廣。她會去認識穆斯林，想知道他們如何被宗教影響，而不是直接批判他們對婦女不平等，她總是希望親眼看看，而非藉由二手資訊認識人。

描繪欽福時，彭紫惠覺得很熟悉，欽福固守著老婆的屍身、崩毀的家，彭紫惠也是念舊的人，「我常覺得跟不上時代的人其實不是欽福，是我自己。」

為了對照主角的生命狀態，《春行》全片用16毫米底片拍成。採訪時，王品文打開工作室客廳的落地櫃，113捲底片用金色鐵盒收好，和殺蟲劑、塑膠袋、雜物並放在一起，「其實這樣保存不太好，但我們也沒有錢替它找一個更好的家。」她尷尬地笑笑。

上一個16毫米底片電影的全盛時期已是1999年。如今要拍底片電影，對小劇組來說成本不低。如果是數位拍攝，一張記憶卡可以拍到飽，而底片每一次roll下去，就是燒錢，註定拍攝不能多次重來。此外，數位拍攝可以把電子檔案投到大型螢幕上，隨時確認拍攝成果。但底片攝影機只能透過拳頭大小的觀景窗確認構圖，演員的表演得用肉眼看，讓難度更高。

這麼麻煩，為何堅持？彭紫惠說：「一種對過去美好東西的捨不得吧。」

彭紫惠至今仍有兒時在山上生活的記憶，2歲後，全家搬到新北板橋，她被迫和都市高樓一起長大，成為從童年開始失眠的小孩。不能睡的深夜，她就一個人下樓畫畫，隔天起床爸媽會稱讚她好棒，教會她創作的喜悅。

上高中後，板橋的都市化，與她的失眠加劇程度等速。彭紫惠記得空地快速消失、呼吸空間變少。「我晚上睡不著，白天才想睡，也不想去學校應付考試，就在外面晃來晃去。」

這幾年，彭紫惠在台中山上重新租了工作室，才終於一夜好眠。不過，即便返歸山林，兒時居住的紅磚屋在921地震時倒了，棉被、濕氣的味道，也都和過去不同。只留存於記憶的美好，終究消逝無蹤。

於是彭紫惠把「遺憾」的命題放入電影中──時間過去就不會再回來，人們都往死裡走去，最終會跟彼此分離──欽福的家庭故事，進一步昇華，探討人如何接受生命中的遺憾。彭紫惠說，電影就是時間的藝術，底片曝光剎那，就不能重來，注定了《春行》得用底片拍。

《春行》的創作過程，兩位導演大量生命經驗的融合、觀點交錯、知識互相補位。採訪當天兩人搶著解釋平常的互動，彭紫惠搶先開口：「有時候她（王品文）會提一些很爛的點子！我會說，妳怎麼讀電影這麼久了，點子這麼爛！」

「然後我就會生氣。」「（王）她每次都會放很狠話說，我以後不要跟妳合作，然後隔天就氣消了。」「我會威脅，可是有時候妳也會！」「我完全不在乎威脅！我就是隨便妳啊！」

記者忍不住提問：「所以妳們經歷很多拆夥危機嗎？」

兩人異口同聲笑道：「我們都已經習慣了，不會把它當作危機。」王品文解釋：「我們兩個最大的共同點是對於這個作品有超乎常人的執著。」

她們高度互補。王品文做作品靠天降直覺，而彭紫惠則擅長精準判斷；王品文受過好萊塢電影工業的薰陶，而彭紫惠過去的影像經驗是錄像藝術，會不斷反思既有製程的框架。只有「作品必須好」是她們共同的語言，但兩人沒在妥協，而是堅信透過「吵架」，更好的答案就會浮出。強烈的執著貫穿《春行》的拍攝，除了用底片拍，她們也追求實景、追求寫實的表演。

喜翔和楊貴媚在海邊對話的那場戲，她們想拍到太陽從東邊的海平面升起的那一刻，微弱的光緩緩浸潤兩位演員的臉頰，角色將在此完成最重要的一場對話。要捕捉那一瞬間極為困難，凌晨就要開始準備，一天只能拍一次，錯過，光就太亮了。第一次開拍時，演員的情緒太滿，她們決定重拍。第二次，王品文靈機一動，用音樂來溝通。前往海邊的路上，她在車裡放起了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的〈Coming Back to You〉，鬆弛的樂音響起，似乎也感染了楊貴媚和喜翔，兩人到現場，最終表演一氣呵成。

事實上電影的製作並非一帆風順。2019年兩人開始討論劇本、進行前製，2020年3月開拍，當時只拿到有限的電視電影補助，後來經費不足，只好刪戲。拍完正好是COVID-19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彭紫惠把自己北部的老家改造成剪輯室，底片掃描後，投出來調色，每天的生活就只有剪輯。兩人形容那是痛苦的時光，明明知道作品已不完整，卻還是得剪，看作品離理想愈來愈遠，有種被撕裂的痛苦。

「所以我就去做陶。」

彭紫惠說，作品完全卡住的那3年，她們只能透過身體性的活動，釋放感受，和電影創作平衡。彭紫惠帶王品文去做陶、衝浪、學書法、瑜珈⋯⋯不務正業，兩人在這過程中發現，這些體驗回過頭來幫助到創作。

王品文說，做陶給她很大的刺激，陶器要完成，先要「拉胚」創造形體，放置至半乾後，要「修胚」，把多餘的土塊切去：

「我一直沒辦法突破修胚，我過去的創作也都是這樣，很喜歡我憑直覺做出來的東西，捨不得把它破壞掉。可是某次我對原本捏的胚就不太滿意，隨便手起刀落就切下去了，結果它意外地變成不同的樣子！我突然體會到，當我放下執著，大膽去修，作品的狀態反而可以改變。」

彭紫惠在捏陶中體會的則是缺憾的美：

「我都很大膽，很敢修胚，但過程也發現有時會修到太完美，其實保留一些不完美時，東西會更耐看。」

帶著嶄新的體悟，兩人在2023年5月決定補拍。用3週剪輯完成。彭紫惠刻意在結局處加入一段看似不工整的剪輯──本來電影是以瀑布場景起頭、瀑布作收，彭紫惠卻刻意在期間插入一段欽福的兒子和同志伴侶在市場賣魚的畫面，她說百分之百的工整反而會讓人感到壓力，她希望電影更有人味、有呼吸。

《青春並不溫柔》導演蘇奕瑄是王品文友人，從側面觀察《春行》的許多選擇其實反映了團隊的固執：新手導演拍首部長片，在現場需要較多試錯空間，數位拍攝其實就提供了較低成本的嘗試機會，一般導演可能會傾向選擇在第二部長片以後才挑戰比較難掌握的媒材，「這個時代用16毫米底片拍，真的只能說是非常固執、非常瘋。」而補拍更是如此，她自己拍完《青春並不溫柔》時雖然也不盡滿意，但最後基於成本考量接受了「電影是遺憾的藝術」，放棄補拍，不過王品文卻不惜成本，毅然決然選擇即便借錢也要把《春行》雕到好。

去年（2023）9月，王品文和彭紫惠開始帶著電影飛去國外參展，第一站西班牙聖賽巴斯提安國際影展就拿下了最佳導演銀貝殼獎 ，是近十年來唯一在國際大型影展主競賽獲得重要獎項的台灣電影。之後從加拿大、新加坡、日本、香港、韓國、美國，飛了一圈回到台灣，又入圍第61屆金馬獎新導演獎。

王品文說：「這個作品花5年，很辛苦，可是也很幸運。因為它真的跟著我們的生命狀態變化。」過去她的人生大多時間仍按部就班，但因為一度被作品卡住，才終於放下自己不斷追逐的執著，去感受更寬廣的可能性。

彭紫惠補充：「5年值得嗎？ 比較值得是跟著它（《春行》）一起成長。」

一開始拍《春行》想問的那句「電影是什麼」，王品文已和彭紫惠一起求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