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要的是電影裡的感覺嗎？推開門後要走幾步、走幾秒？」金士傑打開玻璃門、探出頭來問攝影記者。簡單的一個問題，展現出他擔任演員近半世紀積累的專業功夫：步伐、眼神、動作、感受，這些都是他在舞台上、在鏡頭前，時時刻刻都專注把握的表演節奏。

問完，金士傑便走回玻璃門內，恢復到與剛才一模一樣的姿勢，左手輕推鎖上鋁製門把，將自己關在玻璃門後方，他的身影與樹影重疊，視線直直穿過玻璃、穿過雨水、穿過當下。在旁邊舉著閃光燈的我，那一瞬間忽然分不清楚眼前站著的是接受了一整個下午訪談的金士傑，還是電影《餘燼》裡那個被歷史困住、被時代拷問的特務許士節。

「我跟別人說過，張震有時代臉孔，金老師也有，張震代表的是一個比較年輕的時代，而金老師的臉就是我成長那個年代的模樣，」鍾孟宏說，在他為《餘燼》寫劇本的時候，就知道許士節這個角色一定要由金士傑老師來演。

《餘燼》裡，金士傑飾演的許士節是一位195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底下的特務情報人員，負責調查、逮捕、審問、拷打政治犯，卻在多年以後，遭到當年政治受難者的後代綁架、囚禁、質問，成為50年後連環命案的其中一位「被害人」。

電影調換了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位置，出格地讓受害者的後人，轉身成為復仇者，追索一個時代未曾償還的血債，一一追查、拘禁當年國家獨裁者的幫兇，要求一個真相；不惜殺死告密者的子嗣，讓當年的苟活者也嘗到失去至親的傷痛。敏感的歷史議題、警匪案的劇本設定，加上私刑正義的反轉安排，讓《餘燼》受到非常兩極的評價。

「我對過去的工作很坦然，都是為了讓這島上的人過安定的日子，但是也讓很多人莫名入獄，甚至被槍決，家庭破碎。」──《餘燼》，許士節

許士節在劇中回首過去雙手沾上的鮮血，說了這樣的台詞。原本劇本中解釋「許士節們」都覺得當年的所作所為是愛國之舉，是「為了莫名的信仰」，鍾孟宏說，金士傑拍片時反駁，如果是「莫名的」，那這個角色就白活了一生，鍾導同意了，於是把台詞改成「為了信仰」。

「在這片子裡，許士節就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是當年一部分人的集合體，」金士傑說，這幾年有很多關於白色恐怖的故事，他並沒有這麼充分的意願要接演；最終接下這個角色，「就是因為鍾孟宏吧。」

「很多談那段歷史的故事都把那個時代寫得風聲鶴唳、刀光劍影，怪嚇人的，」金士傑說，「只讓人感覺到人間可怕、感覺有個憤怒的聲音一直在吼著，感覺不到其他事情、感覺不到人活著。」

而《餘燼》的設計，仍有許多「鍾孟宏式幽默」存在。金士傑說，鍾導有一種離題的能力，有時候這種離題反而敘述出人物的多角度性，「一個宛如《基督山恩仇記》的巨大復仇計畫這麼生猛，同時卻又穿插了對時代悲劇的寬厚、有人心跟溫度的態度，沒有讓電影局限在一個白或黑的位置上，而是回到一個有人活著、有溫度的世界。」

金士傑說，雖然自己在戒嚴時期的眷村裡長大，父親是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的空軍飛官，但小時候的生長環境無法讓他真的理解白色恐怖；而是長大後讀了一些書、看了一些電影後，才拼拼湊湊地重新認識那段歷史。

當時金士傑曾因自己的身分而自我懷疑過，懷疑父母那一代人、那些眷村裡的叔叔伯伯，甚至自己本身是不是都有一些問題，「會不會是我不殺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怎麼樣了呢？我身上有沒有沾染了那個時代的血腥？這些我都不知道。」

因為無從得知真正動手的人是誰，於是只能便自我懷疑、互相猜疑。

這幾年愈來愈多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故事被揭露、被訴說，那些被構陷、誣告、誤判的無辜受害者獲得道歉與平反，他們現身說法，以自身的慘痛經驗來證明國家的罪，他們的名字被刻在紀念碑上；許多書籍、紀錄片、電影、影集、歌曲、舞台劇等作品都在述說政治受難者的故事。

然而，當年代表國家權力，在負責執法、審判、槍決的那些軍警卻始終沒有主動現身於大眾面前，仍隱藏在時代背後，隱藏在國家威權的餘蔭裡。他們彷彿只是沒有血肉的彈殼，穿透人體；但旁人難以理解他們當年是否曾掙扎過、猶豫過、質疑過，或是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情扣下扳機。

「如果都沒有辦法理解，要怎麼去談和解？」鍾孟宏認為，很多人並沒有真的理解這片土地的歷史，也沒有途徑去完整的認識那段歷史，甚至連白色恐怖跟228事件都分不清楚。為了準備《餘燼》這部片，他閱讀了許多書籍、史料，有關於受害者的，也有關於加害者的，但他後來決定把那些歷史文獻從腦中全部抹掉。

鍾孟宏說，他怕自己的電影會被歷史給框架，「當時我常常看一些歷史文獻、口述歷史看到哭，我看《無法送達的遺書》也是邊哭邊讀。」他也不敢去訪問白色恐怖的當事人或是政治受難者的後代，因為那樣記憶會太強烈了，一定會影響電影創作的走向與想像空間，「一定會讓我筆下的故事變得很嚴肅、很悲傷、很殘酷，但我問自己一百萬遍，那真的是我要做的電影嗎？那已經有很多人做過了。」

鍾孟宏說，台灣很多歷史電影都習慣依照史料去編劇，「如果只是把那些傷痛照抄、放大、重說一遍，那電影就不值得拍了。」

金士傑也認為，不管再怎麼努力理解，我們似乎終究只能看到歷史的局部，沒辦法看到一個事情完整的面貌；透過電影戲劇，讓我們看見不一樣的觀點，看見好人壞的一面，壞人好的一面，它無法呈現整個事情的全局，但能讓我們多瞭解一點。

於是鍾孟宏決定用一個新的形式去講歷史，用一個警匪懸疑的類型故事，去帶出白色恐怖的歷史，希望讓完全不了解的人，也可以透過電影認識台灣的這段歷史，「只是我沒想到寫下去才發現，幹，這實在太困難了。」

「我記得拍《陽光普照》的每一天都忐忑不安，《餘燼》讓我重回這個感覺，拍攝期間每天心裡都沒個底。」在電影創作紀錄《另一個世界：通往餘燼的路》書中，鍾孟宏寫著：「《餘燼》是我從事電影以來最艱難的作品，艱難的部分不是寫作跟執行而已，而是自己面對台灣歷史時的猶豫不安，用復仇故事探討歷史，把被害者變成加害者，這在一切公平正義還沒得到答案的時候，用這種方式來陳述歷史是非常危險的。」

鍾孟宏早已自知選擇觀點之艱難、以復仇陳述歷史的危險，果然《餘燼》試片及上映後，網路上出現多種不同的評價，有影評批評這部電影抹去了當年軍警特務的邪惡，而把所有的罪名都推給一個集體的時代錯誤，粗暴的模糊善惡黑白，是對政治受難者及其後代的羞辱；文字工作者阿潑也指出，從現在可見的情治體系長官的訪談錄、回憶錄或證詞可知，電影中許士節所言「保護這座島上的人」並非真實世界中情治人員工作的目標和用意，「『保護國家（黨）』、『防止共匪滲透』才是他們的堅持。」

另一方面，《餘燼》的Facebook粉專底下許多留言則認為，又是一部為民進黨拍的綠色電影，透過重述歷史傷痕來搏取政治利益；但也有人認為，應該以商業電影看待《餘燼》，即使會惹惱熟知歷史的人，但不熟悉歷史的一般觀眾怎麼想，讓年輕人因為電影而想要了解過去，才更為重要。

面面對外界種種不同的質疑聲浪，鍾孟宏自承在編劇與拍電影的過程也相當忐忑，他說，拍電影要擔心的事情太多了，擔心政治因素、擔心演員不演、擔心天氣不好、擔心賠錢、擔心沒有得獎、擔心觀眾不喜歡等等。

「但如果不想擔心這麼多事，只能待在家什麼都不要做。」拍了30年電影的鍾孟宏說，「雖然會擔心外界的眼光，還是要相信自己，穩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那是一種對電影這份工作的信念。」

拍電影本就不容易，要拍鍾孟宏的電影更是困難。他拍片是出了名的嚴格，有時一顆幾秒鐘的鏡頭得要重拍好幾次，甚至拍上好幾天都拍不好，最後還可能被剪掉。《餘燼》裡一場莫子儀與王柏傑沿著太平洋開車的戲，因為陽光的角度不對，整個劇組在結束拍攝後又拉回花東重拍一遍。演出《瀑布》的賈靜雯曾說，鍾導對劇本對白要求嚴苛，一個字都不能改，連語助詞都不能更動。

鍾孟宏開玩笑地說，「我不是喜歡別人跟我討論（劇本），但我還是很希望有人跟我討論，然後我再拒絕他。」

金士傑對於鍾導的嚴格並不陌生，但這回拍《餘燼》讓他較為驚訝的是，鍾導竟然會為了演員的幾句建議而更改劇本。

原本《餘燼》的劇本中透過大量血腥的刑求去展現白色恐怖及特務可怕、暴力的一面，金士傑讀完劇本後，跟導演說，電影用了很多有形的動作去展現威權與暴力，但有時候真正的暴力可能是無形的。

金士傑說，原本以為導演不會理會這個演員的小意見，想不到導演真的連夜就把劇本給改了，「他花了這麼多心力，精雕細琢、一改再改，熬了這麼多年的劇本，因為演員的幾句話就改了，我是真的佩服他；如果是我自己的劇本，我可能都改不了。」

鍾孟宏說，自己熬了這麼久的故事，聽了別人的建議，覺得有更好的可能，那當然要把它改得更好，「不然不就浪費了我那些為了修改劇本而熬夜的艱辛。」

繼《第四張畫》後，金士傑與鍾孟宏時隔了15年再度合作。「當年我就覺得，這個小弟（指鍾孟宏）很能開大車。」金士傑說，光陰讓鍾導變得更大氣，對電影的看法更加成熟，拍電影的直覺也更敏銳，「他的電影我也許不是每一部都喜歡，但他確實有他獨特的力量，有時很黑，卻很迷人。」

「金老師沒有什麼變，只是我比前一次合作時更敬畏他了，」鍾孟宏說，「我覺得我實在沒有什麼能力去指導他演戲。其實我也不會真的去指導任何人，我只是用我的想法去看演員。」

雖然電影裡讓上一代的歷史傷痕由下一代承受，但鍾孟宏說，電影其實不是要談傷痕的繼承，而是說過去發生過的歷史，很可能以一種看不見的方式影響並不曾經歷那段歲月的我們，更扭曲了某些人的成長，還有整個時代的走向，「而它會把我們扭曲到什麼地步，我並不知道。」鍾孟宏只知道，作為導演，能做的就是──「說好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