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是什麼？是自由還是危險？是阻隔還是道路？

海讓我們互相孤立，還是彼此連結？捲入海中的人，能否適應時代的浮沉，找到自己的命運？

入圍本屆金馬最佳紀錄片的香港電影《憂鬱之島》，用大量來自香港海域的影像，承載四代香港人對命運的探尋。35歲的導演陳梓桓延續前作《亂世備忘》，在反送中運動3年後交出《憂鬱之島》，已在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舊金山美亞國際電影節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陸續獲獎。

影片從2017年起發想，原本為回應雨傘運動後的政治低潮，試圖從經歷香港六七暴動、文革逃港、八九六四這3個重要歷史事件的人物著手，以重演記憶、影像再現的方式，從歷史中尋找啟發。但2019年，巨大的運動改變了香港的一切，他拋下所有原本的計畫，去現場拍攝了幾十天，迷失在運動中。

迷失的當然不只是導演和電影，還有陷入憂鬱的香港。

傘後的憂鬱和2019年後的憂鬱有什麼不同？「我會說，那個憂鬱大了100倍。」他回答。

而試圖看清這種憂鬱，探尋香港未來的，也不只是拍電影的人。2020年，三組經歷反送中運動的年輕人來到他身邊，成為他的演員。

這些年輕人並非專業演員，其中數人因參與抗爭而被捕，包括今年4月被判暴動罪、入獄3年3個月的24歲學生譚鈞朗，去年入獄9個月的學生會領袖方仲賢，以及一位學生演員和五位「無名」演員。再加上一位道具師，一位動畫師和一位事務律師，共有11人在入獄之前完成了《憂鬱之島》的演出和工作。

在試鏡和拍攝過程中，他意識到這樣的命運並非第一次在香港人身上發生。正如片中引用佔中九子案被告之一鍾耀華的陳詞，我們所生活的是一個「充滿未知、在歷史與當下糾纏不清、在個人努力與萬千偶然混雜複合的世界」。在這樣的複雜和重疊之下，香港的故事好像才能被稍微地訴說。

他想到柏林牆。「有的人會說，柏林圍牆倒下之後，在柏林，或是東德的人，圍牆好像還在他們身上。」

「我們是怎麼走到今天的呢？」透過電影，他似乎在不同時空的香港人身上聞到似曾相識的命運。

香港，黃埔海邊，75歲的陳克治縱身躍入維多利亞港，一個潛身後，浮出水面游泳。50年前，1973，他潛身的海域是深圳大鵬灣，一夜奮力後，他與妻子偷渡到香港。

1997年出生的沈軍彥和1999年出生的田小凝在2020年重演陳克治當年偷渡的這幕場景，成為《憂鬱之島》電影開場。一條繩，一個救生圈，是兩人在海中的所有。當海水撲面而來，要如何在逆流中前進，不被槍聲所嚇，又不遺下彼此？

對逃到香港的人來說，香港曾是自由的象徵。1970年代起，中國因文革爆發的政治迫害，使50萬人循各種路徑逃至香港。而反送中運動後，兩位年輕演員所屬的時代裡，有學者推估，已有超過20萬人逃離香港。他們的父母輩和陳克治一樣來自中國，上一代人冒險走過的海路，下一代似乎又要重走一次。

這種歷史的重複，命運的交疊，構成了電影的主軸。導演陳梓桓試圖從前人身上看到未來的香港，也問自己：「30年後，你會變成什麼樣？是不是仍然相信你今天相信的東西？」在上一部作品《亂世備忘》最後，他已提出這個問題。到《憂鬱之島》，他繼續問：

電影的這種主軸並不是一開始就有。2017年到2019年間，陳梓桓一邊為電影籌款，一邊以低成本的方式跟拍包括陳克治在內的三位前輩，想談六七暴動、文革逃港、八九六四。但反送中運動爆發，「這麼大的事，不拍也拍一點吧。」他拋下一切去拍攝運動現場，素材極多，卻拍得散亂。

到2020年4月，運動退潮，法庭判刑與移民潮成為新的主題，他才慢慢釐清自己要拍的東西。「在我們要面對這個抗爭的後果的時間，在抑鬱和低潮的時期」，他開始招募年輕演員來試鏡。副導演在一些發放求職資訊的Telegram群組裡發文，說有一套關於抗爭的電影，要扮演歷史，有興趣就來試鏡。在3個星期的試鏡中，他們見了近200人，其中鮮少專業演員，幾乎都是曾捲入抗爭的年輕人。

試鏡的每一個片段，他都有鏡頭在旁記錄。年輕人很自然地信任他，也許因為他的前作是關於抗爭，也許因為大家都好怕抗爭會結束，又或許因為，2019年之後香港太多人需要傾訴。

這些年輕人開始講自己的抗爭經歷，講自己面對審訊，講自己應不應該離開香港的掙扎，講自己的身分認同如何形塑，講他們要什麼不要什麼，怕什麼愛什麼，講如何理解這場巨大的運動。陳梓桓意識到，他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見證了運動完結後，人們身上滲出來的東西。

在這些傾訴中，他突然覺得聽到似曾相識的聲音，那是他過去兩年在拍攝和研究三段香港歷史時曾經聽到的東西。而這些東西為何有意義？

「在不同年代的人之間，有些歷史會重複，但又有很大的差異，而在這些不同的歷史層次中，我們都見到今天的香港。」

他想用重演歷史的方式去回答，今天的香港。

他說：「我不會認罪。我沒有錯。」同樣的話也在24歲的演員譚鈞朗口中說出，但卻為他換來3年3個月的暴動罪刑期。2019年10月1日，中國國慶日，反送中運動進行到第四個月，多人因不滿中國對港管治而堵路抗爭，譚鈞朗在黃大仙被捕。

幾乎相反的兩個人，陳梓桓卻在他們身上看到重疊的影子，因而邀請譚鈞朗來重演少年時的楊宇杰。多年後，不合時宜的愛國隨著中共對港政策的變化而被重新起用，楊宇杰這種「愛（中）國無罪」的姿態如今成為勛章。但入獄前的譚鈞朗說：「我不是中國人。」陳梓桓在片中問，那你是什麼人？「我是香港人。」

「無論是一個2019年抗爭者的人扮演一個1967年暴動的人，或是電影的另一段裡，讓一個本土青年扮演一個1989年民主回歸派的人，講同一句話的時候都會有很奇怪的違和感，」陳梓桓說，「又好像一種歷史的錯位。歷史的一些東西印在了年輕人的身上。我們怎麼走到今天？好像有個影子在那裡。」

與譚鈞朗同樣在反送中運動被捕的，還有24歲的前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學生領袖方仲賢。陳梓桓邀請他扮演1989年的香港學聯主席林耀強，一個曾到北京天安門支援八九六四，目睹屠殺而僥倖歸來的人。他們交疊的是旗幟、口號、標語，是與同伴徹夜討論運動前景後，在辦公室沙發醒來的清晨，以及，要面對運動的犧牲、失敗與逐漸淡去的社會記憶。

林耀強在片中說：「大的運動之後，世界更差了，更黑暗了。」這本是指涉八九六四與雨傘運動，但在2022年的今天去看，卻好像在回應「所有失敗了的抗爭。」

「是很universal的，」陳梓桓說。

一位移居英國的香港學者在看了《憂鬱之島》後對陳梓桓說，這樣的影像敘事似乎做到了自己幾十年來著文論述也做不到的事，講出了香港的複雜。片中的影像有兩種，一是做過訪談、歷史資料搜集後，有劇本的重演「戲中戲」；二是沒有劇本，只有場景安排的即興對話。

導演與演員都沒有經歷過1967、1973與1989年，重演的劇本基於三位前人的記憶，意圖靠近歷史，但又並非真實。片中重演文革講《毛語錄》的場景，一段激烈演出後，年輕演員問陳克治歷史是否如此，對方卻說不是。但在拍攝現場，有另一位老人家也經歷過文革，他記憶中的文革就是不停教大家要激烈地喊口號。「所以記憶是要懷疑的，每個人的文革記憶都不一樣。我們只能去想像當時發生什麼，去嘗試，」陳梓桓說。

在美國舊金山放映時，一位曾經歷文革的中國移民觀眾說，電影對文革的重演太搞笑了，就像1997年前的香港諷刺電影《表姐，你好嘢》呈現的，「是香港人那種刻板的文革」。但是，當鏡頭收錄了陳克治對重演場景的否認，就呈現出另一種真實。「那個真實不是我們呈現的文革有多真，而是我們作為香港人怎麼看文革，那種真實，」陳梓桓說，「是從一種所謂『真實』shift到真正的真實。」

他邀請觀眾去懷疑電影中的重演，懷疑記憶。他拍電影，卻警惕電影。「一進電影院，一關燈， 你就會100%相信電影講的事，我覺得很危險，特別是紀錄片。」所以他要「開燈」，退後一步，把「戲中戲」的本質拿出來，邀請觀眾疏離地去觀看。

「人的記憶在經過3、40年後已經破碎，或是已經變成一個narrative（敍事），」陳梓桓認為，無論是文革記憶，還是經歷六七暴動的人對自己的定義，都是如此。比起接近歷史，他更想讓觀眾明白記憶不等於歷史，不等於真實。

但重演仍有重大意義，他想透過重演來接近大歷史下的人，也想接近自身和現在。與他年齡相近的年輕演員們，也在一聲「cut」的前後，在記憶與現實的穿梭中，呈現出最赤裸的生命狀態。

「當純粹是重演的時候，你只看到在逃港的陳克治。但喊cut之後，跳出來，你會看到演他的年輕人。」影像不斷在不同的人與時代中跳躍、穿梭。

學生領袖方仲賢有一段重演林耀強（小強）在親歷六四後的電視訪談，導演邀請方仲賢代入自己在反送中運動的經歷和情緒去演。「他不只是演小強。我很想提醒觀眾，在這場戲你好像看到的是小強，但其實要看的是方仲賢。」

「經歷過2019年的人，即使我拍歷史，但我們看到的是自己。」演員如此，電影如此，導演也是如此。

1989與2019，30年的距離，似乎很遠。但拍完《憂鬱之島》後，陳梓桓發現，他們與1989年爭取不到民主中國的人，「其實不是很遠」。

雨傘運動後，對於在香港紀念八九六四，香港曾有許多關於「本土」與「大中華」的辯論，不少年輕人覺得紀念六四行禮如儀，「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也並非香港人的訴求。但是，當年輕、本土的方仲賢去重演林耀強的六四經歷，在廣場上看到血，聽到槍聲，卻似乎可以共情到30年前的林耀強。他穿著那年代的學生襯衫，對鏡頭說出：「我們在運動中失去了手足。」

「在這些不同年代的人之間，是不是完全沒有共情的可能呢？」陳梓桓說，「不是的。」

「手足」，來自2019年的語言。這讓陳梓桓想起在試鏡時，因反送中運動而被控暴動罪的譚鈞朗試演六七暴動的監獄場景，但飾演獄警的演員脫口而出的辱罵卻是：「死曱甴！（死蟑螂）」。將抗爭者視為「曱甴」，來自2019年香港警察的語言。

電影讓來自2019年的一切都滲入歷史，引發最多討論的，是重演楊宇杰的譚鈞朗，在監獄場景中與對方的談話。

這場談話本不在計畫中，陳梓桓只是在化妝室介紹兩人認識，「我告訴楊，阿朗是扮演你的演員。」但看到兩人同處一室，他突然想試試讓他們對話，於是各自問兩人想不想和對方分享自己的經歷，兩人都說好。譚鈞朗作為演員，已閱讀過楊宇杰在六七暴動中的資料，但楊卻並不知道譚的暴動罪身分。

這場對話在一個狹小空間中展開，一個曾少年入獄，一個即將入獄，兩人身穿囚衣，抱膝對坐。在譚鈞朗終於忍不住說出自己經歷的一刻，兩人仍可以分享對監獄的恐懼，但是對政治理念與身分認同的堅持則完全相反。楊宇杰擺出過來人姿態，憶述自己怎樣被國家和夥伴拋棄：「Abandoned kid of the riot.（在暴動中被遺棄的孩子。）」

有觀眾覺得他在暗示2019年的抗爭者也會面臨同樣結局，也有人覺得他只是在講自己，根本不在乎2019年的事。作為2019年的抗爭者，譚鈞朗，及其他坐牢的人，會不會被楊宇杰言中？

「我覺得所有坐牢的人都會想，會不會被遺忘，」陳梓桓說，「在這個對話的context下，他（楊宇杰）這段話當然是在講自己和拋棄他的中共，但對今天即將坐牢的手足有另一種意涵。」一些觀眾在聽了楊的話之後感到憤怒，但陳梓桓也覺得並非壞事。「如果這提醒觀眾不要忘記一些手足，不要遺棄大家，會繼續做一些事，那也是一件好事。」

他對人與人之間的共情有良善的想象，「我有時會想，如果參與過六七暴動的人對2019年抗爭者有真empathy（同情）的話，是不是會對1967年相信的事有一些反思呢？」愛國的楊宇杰會共情反共的譚鈞朗嗎？那場對話之後，他覺得，「不會完全沒有」。

但也許，這種奇妙的共鳴只在當刻的那個監獄場景中發生，走出場景後，兩個完全相反的人之間的化學反應，就會消失。

香港與深圳海域，大鵬灣，曾有鯊魚食人。陳克治的不少逃港同輩，都在海中被吞食，無法在香港上岸。

片中，活下來的人們到海邊祭拜，陳克治念出自己寫的詩句：「避秦亡靈，何太虧欠」、「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夢化，一縷輕煙」。

海是自由，也是危險。陳克治游泳到香港那天，級別達到9號風球的颱風捲起大浪。幾十年後，他仍在颱風下的維多利亞港游泳，從不中斷。

在拍電影之前，陳梓桓曾做過船的生意，長時間在船上工作。那是他至今都不太願意回想的漂泊經歷，「在海上浮沉的時間」。「船在海裡面一點都不自在，好漂泊，好危險。」所以他也想，也許不只是2019年之後，海的意象才這麼代表香港。「我們純粹只是看到海，聽到海浪的聲音，就會想起好多事，有好多情緒和感受。海並不是那麼單一而自由的海。」

但有時候，海也是平靜，是休止符。「我知道海會帶來思考和靜下來的時間，你見到電影中很多事情不停地講，但見到出現一片海的時候，才是那些情感出來的時候。」

大片大片的藍色水域包圍香港，香港是一座島嗎？「憂鬱之島」所指涉的「島嶼」，並不是地理定義上的島嶼，在地理上，香港由多個群島與半島、陸地組成，並不是一座島而已。這種「島嶼」的敘事是一種「感覺」。

「是一種孤島的感覺，又好像浮一下、浮一下，不知要漂向哪裡，也沒有什麼人去⋯⋯」陳梓桓陷入思考。

比他年輕一輩的演員在片中描述香港：

「她已經很努力不去腐朽，但仍難逃命運在掙扎。」

他回想最初拍攝的衝動，是想尋找一個香港的解法，而《憂鬱之島》就是他嘗試去解答問題的過程。「用了4年的時間，想解答什麼是香港，我們未來會變成什麼樣。」有的人覺得，片尾那些靜默而有張力的被捕者面孔，就是解答了。但他覺得，「是沒有解答到的。我們要和觀眾一起繼續想下去。」

片尾長長的演職員名單，有11位被加上了象徵監獄的方框。這是因為影片製作完成後，要詢問所有人是否露出真名，有的人卻已聯絡不到，「我們就去查資料，發現他們正在審訊或已經坐牢。」這樣的片尾不只是片尾。「我想告訴別人，這些人就在我們身邊，不是離我們很遠的。這也讓觀眾見到這一刻的香港面對的掙扎，包括有很多『無名』，也有很多坐牢的人。」

拍攝電影本身也變得危險。記錄雨傘運動的前作還可以在香港放映，但《憂鬱之島》是否還能放映，已經成為一個疑問。他永遠在擔憂每一個被拍攝者和團隊中人的安危，但又覺得很難去計算危險。

也有人勸他離開香港。「香港對我來說是什麼？」香港給他很多養分去支撐創作，他也有關於香港的劇情片和紀錄片正在構想。但是，「在什麼條件之下，我要離開這個地方？」他不知道。他許多次到訪台灣，卻只有這一次，會不自覺地想像自己是否能在台灣或香港外的其他地方生活。但是，如果離開香港，他最擔心失去對香港的直接感受，影響他的創作。

他仍想要不停地創作，去證明電影存在的意義，去追趕時代的發展，「如果我拍一些東西出來可以是timeless（永恒）的就好了，30年後的人也可以看。」《憂鬱之島》是否能做到呢？也許要30年後才知道。

「你想講一個怎樣的香港故事？」在採訪的最後，我問。

「我覺得我不能用語言回答這個問題，」陳梓桓說，「但如果到我死的那一刻，留下5部、7部作品，你就會看到我講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

電影在2020年4月開始試鏡，譚鈞朗在2022年4月入獄，中間歷時兩年。入獄前的時間很珍貴，但也最無聊，無法做長期計畫，也不能離開香港，於是他什麼都試。「組樂團、做演員⋯⋯我想這也是他坐牢之前體驗的一個take，」陳梓桓說。

《憂鬱之島》在今年上映，陳梓桓趕在譚鈞朗入獄前給他看。他只說：「我演得好差。」他入獄後，陳梓桓和製作團隊的夥伴時不時去探監。

「至於會不會因為這部影片，他去經歷了『事前坐牢』，透過人物對比，有一些看法呢？我的電影做不做到這件事呢？」陳梓桓還沒來得及問他。

「他透過扮演這個人得到了什麼？後不後悔？」他覺得自己應該要問一下。「下次探監的時候，我問一下他。」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