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生的那一刻，伊札爾丁・阿布萊許（Izzeldin Abuelaish）就已注定了他的身分：巴勒斯坦難民。

阿布萊許的父母來自巴勒斯坦南部一個名叫胡吉（Houg）的村莊，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阿戰爭爆發後，被以色列軍隊趕出村莊。當時高達50萬至70萬巴勒斯坦人逃離或被驅逐，從此成為難民。阿布萊許說：「我父母和家人以為只是暫居別處，幾天後就會返回家園。但他們被驅逐後，胡吉村就被徹底摧毀。」

阿布萊許在加薩的賈巴利亞（Jabalia）難民營出生成長，在赤貧生活中，他領悟到唯有靠著教育才能擺脫困境。11歲時的一場大病，更讓他立志成為醫生，以拯救家人脫離悲慘生活。在開羅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後，阿布萊許又去倫敦攻讀婦產科，希望透過自己的能力貢獻社會，充滿理想地相信生命中沒有不可能的事。

他在難民營開業婦產科，服務需要幫助的人，為窮人免費看診；但加薩走廊醫療設備不足，他常把病人帶去以色列醫院接受治療。阿布萊許的醫德打動了以色列位於貝爾謝巴（Be'er Sheva）的婦產科醫院院方，獲邀加入團隊，成為第一位在以色列醫院工作的巴勒斯坦醫師，不僅是少數可以每天自由進出以巴邊境的巴勒斯坦人，更是一位接生以色列寶寶的巴勒斯坦醫師。

身為從加薩到以色列醫院工作的醫師，阿布萊許的身分時常引來猜疑，特別是當以巴雙方又起衝突時，就會有猶太病患不願接受阿拉伯醫師的治療。但對他來說，病人只有疾病的不同：

「當我們在醫院治療病人時，不分種族、宗教、背景、姓名，而是根據疾病。為何不以相同方式，在醫院外平等對待彼此？難道我們必須生病，才能明白人人平等嗎？」

1987年，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Ḥamās）崛起，2006年在大選中勝出後，立刻以武力接管加薩，並開始實施圍城直至今日。哈瑪斯不獲多數國際地區承認，以色列嚴格管制加薩所有人進出，形同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監獄，大量重症病患無法接受醫療而死亡，每5個兒童中就有4個有心理創傷。

在沒有未來的生存環境中，阿布萊許希望為他的孩子在國外探索機會。2008年9月，當他在比利時工作時，有天卻接到女兒告知他的愛妻娜蒂亞因急性白血病而病危的消息。那是他頭一次體會到，只因為巴勒斯坦人的身分，竟然必須在面對生離死別時承受難以想像的煎熬。

一般人從比利時布魯塞爾飛到以色列台拉維夫，只要4小時航程，但身為巴勒斯坦人的阿布萊許必須先飛到德國，輾轉轉機至土耳其，再轉到約旦。當他在午夜12點從約旦趕往以色列邊境後，被以國邊境人員要求等候。清晨6點，妻子已被轉到加護病房。下午3點，邊境人員將他的身分證和許可證丟還給他，告知「你可以走了」。他一路狂奔驅車，終於在晚上8點趕到醫院，但娜蒂亞已不省人事，並在次日下午4點45分去世。在國界之間形同被丟來丟去的身分，讓他永遠錯過了與愛妻說最後一句話的機會。

娜蒂亞過世後，留下6個女兒和2個兒子。年僅21歲的大女兒貝珊仍在大學攻讀企管，卻一肩扛起照顧弟妹的家務重擔，好讓父親繼續專心志業。然而造化弄人，這個家庭更大的悲劇竟然就在不久的未來。

2008年12月，以色列與哈瑪斯戰事再起，以色列對加薩走廊持續發動「鑄鉛行動（Operation Cast Lead）」大規模轟炸，全區陷入停水停電無處可逃的困境。因所有媒體都被限制不得進入巴勒斯坦進行報導，阿布萊許被熟識的各國媒體朋友請求幫忙，成了駐加薩走廊的戰地記者，不時上新聞連線讓外界知道加薩走廊狀況，為巴勒斯坦人民向外界求援。

阿布萊許從沒有想到，有一天，他自己竟成為了新聞連線的主角。

2009年1月14日，一輛坦克開到他家門口，距離僅20公尺。全家以為末日將至，開始討論讓全家人分別躲藏在家中不同角落，以便若真受攻擊時，至少有些人可能生還，不要全家人同歸於盡。那是他買地建屋、讓5個兄弟家族同住一起的5層樓房子，當時屋內共有25個小孩。

阿布萊許緊急致電給以色列的記者好友施洛米・艾達（Shilomi Eldar），艾達立即安排他上電台call-in求援，在各方奔走下，坦克終於離開。全家歡慶逃過一劫。阿布萊許心想以軍既然已經知道他的住所，應該不會再刻意瞄準這個目標。他也藉機向兒女們宣布，他接到了多倫多大學的錄取通知，將可以出國到加拿大工作，孩子們終於可望一起離開這個沒有明天的地方。大家都很開心原來生命還有其他選擇，未來終於有了一線希望。

兩天後，1月16日下午4點45分，一發砲彈直接對著阿布萊許家襲來。當時艾達正在新聞攝影棚中直播，無法接聽電話，但他看到手機一直響，內心直覺不安，於是做了一個有可能讓他丟掉工作的驚人決定：他在直播現場接聽了阿布萊許這通電話，讓以色列聽到了巴勒斯坦的聲音，聽到一個父親在電話那頭撕心裂肺地喊著：「他們殺了我女兒！天啊！」

阿布萊許的3個女兒貝珊、瑪雅、艾雅，以及當時正在他家避難的姪女諾兒，都在那枚砲彈轟炸中當場身亡。他在事後回想當時情景時說：「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想像或見到我所看到的景象，她們倒在血泊中，我認不出她們。瑪雅的頭斷了，她們的腦漿噴得房間都是。那一刻我對人性失去了信念。」

當時他在親眼目睹女兒慘死的絕望中，迫切地只想尋找任何一個可以停止這場屠殺的人。而那個人就是正在新聞直播現場的艾達。從手機中傳出的阿布萊許的哭喊聲迴盪在攝影棚現場，也震撼了每一個看到這段新聞的觀眾。這場直播成了以色列電視史上最戲劇化的現場。

被這通電話徹底震驚的艾達知道，他無法對這個心碎的父親掛斷電話，並且必須利用這個機會讓以色列撤兵，讓傷患有機會被送去以色列醫院。那天午夜當直播結束後，艾達趕去醫院探望阿布萊許和其他僥倖逃生送醫的女兒。阿布萊許仍穿著沾滿女兒血跡的運動服，卻突然對他開始談起共存：

「我常說我很自豪是巴勒斯坦人，但我一腳在加薩，另一腳在以色列，我很想以身作則，倡導共存。」

艾達事後回想那個瘋狂的夜晚時說：「老實說，他的話聽起來很瘋狂，我嚇到了，因為聽起來⋯⋯很荒唐。坦白說，如果我或誰經歷過這個悲劇，我不會原諒，也不會被要求原諒。就是那時我發現，阿布萊許醫師與眾不同。他想用自己的悲劇說服別人，呼籲大家共存。」

1月17日，阿布萊許於喪女次日在醫院接受媒體聯訪，仍強忍悲痛大聲疾呼和平共存。雖有許多以色列人民致電給他表達道歉，但也有大量以色列觀眾咒罵電視台給了他表達悲傷的舞台，因為他們的孩子也在軍隊裡，誰知道阿布萊許家裡是否真的藏了什麼會讓他們孩子喪命的武器炸藥。

當時的以色列總理艾胡德・歐麥特（Ehud Olmert）看到這段直播後，宣布了單邊停火。這場直擊人間悲劇的直播，竟然真的暫時停止了戰爭。但在這場以哈衝突的前兩週，阿布萊許家族已有22人在以色列的空襲中喪生。

逝者已矣，他以為基於此事件受到矚目的程度，以及他多年來在以色列行醫所受的友善對待和肯定，以色列至少會願意承認並道歉。但以色列軍方調查結果只表示：「對於阿布萊許一家所受的傷害深表遺憾，但基於現場的狀況與戰事的強度，對該建築開火的決定合情合理。」兩年後，阿布萊許決定控告以色列，若是得到任何賠償，將捐給他為紀念女兒所成立的「女兒教育基金會」（Daughters For Life Foundation），做為中東地區女孩的教育基金，讓女性不分種族宗教背景，都可以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雖然知道希望不大，但阿布萊許依然展開長年的訴訟。以色列軍方堅決否認指控，並陸續丟出各種說法：他們所瞄準的是別的建築、阿布萊許家的建築屋頂有狙擊手、姪女體內取出的砲彈碎片顯示是來自巴勒斯坦，以及因建築內存放的炸藥而引起二次爆炸。他一路上訴到以色列最高法院，2021年11月24日，最高法院判決：「本次災難所造成的傷亡，是由於戰爭行為所致，因此國家不承擔責任。」阿布萊許從未獲得他所爭取的承認與道歉。全程記錄這段訴訟過程的《生命有愛》導演塔爾・芭達（Tal Barda）坦承：「我曾以為這部紀錄片會有一個美好的收尾，沒想到卻出現了一個最糟的結果。」

為什麼堅持向以色列聲討正義這麼重要？阿布萊許說：「當你因違規而被警察攔下開罰單，下次你會更小心，因為不想被罰，這樣你不僅保護了你自己，也保護了其他可能因為你違規而被撞的無辜民眾。這就是問責（accountability），它可以讓錯誤不再發生。但如果警察是你朋友，他不開你罰單就放你走，你就不會學到教訓，你會重複犯下同樣的錯。這就是為什麼問責如此重要，因為透過不再重複錯誤，不僅保護了我們自己，也保護了別人。」

陪阿布萊許一同出庭的女兒莎夏被媒體詢問「妳生氣嗎」時則說：「我生氣，是因為受害者竟然還得如此奮力地為自己爭取正義。」

莎夏在2009年那場悲劇中僥倖生還，雖然右眼和右手指重傷，但她在醫院接受急救時對父親說：「如果我右眼看不見，我還有左眼。如果我不能用右手寫字，給我紙筆，我用左手練習。」在住院4個月後，她以頂尖成績通過6月初的高中升學考。阿布萊許驕傲地說：「她以自身樹立榜樣，證明仇恨、報復、憤怒的解藥，就是教育。」當記者問莎夏，對於姊妹如此遭到殺害：「妳心中有任何恨嗎？」她說：「恨誰？」

為什麼不恨？怎麼做到不恨的？這是許多人在聽到阿布萊許一家所遭遇的悲劇時，非常直覺的疑惑。

長期觀察、記錄阿布萊許醫師的芭達表示：「我想他的天性本來就已經跟許多人不大一樣。對多數人來說若遭逢如此悲劇，會仇恨劊子手是很正常的事，但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往那個方向走。但我也認為他不希望讓自己沉溺在受害者情結，希望重新掌握對生命的主控權，告訴自己生命中發生的一切都是有其意義的，不然他可能沒辦法活下去。」

阿布萊許則說：「我也是人，我並不完美，並不是聖人，我也會犯錯，但我們可以學習。」

「許多人預期我們會垮掉和崩潰，或是淹沒在仇恨中，但仇恨是毀滅性的疾病，不論對個人和對群體，它會傳染，會蔓延。仇恨不是與生俱來的，這不是天生，而是後天養成的，是受到影響而連鎖發生的結果。為了要防止仇恨，我們要找到仇恨的導火線，貧窮是其一，還有暴力、種族主義、歧視、優越感、剝削、殖民、占領，這些都環環相扣，並且與健康密不可分。」

阿布萊許以理性分析仇恨的運作：「每個行為都有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當我傷害你、觸怒你、歧視你、羞辱你、剝奪你、壓迫你，你也許會在承受到一定程度後爆炸，或是不斷壓抑而成為內化的傷。我並不恨人，我恨的是行為。而我能做些什麼來改變這種傷害，防止它們持續發生？這就是為什麼教育如此重要。所以我成立了『女兒教育基金會』，因為我相信我的女兒的死有其意義。」

「為什麼死的是我女兒？為什麼我活下來了？當時我原本和她們在一起，卻在那一刻剛好離開房間。為什麼？我相信有些事情只有神才知道。當時因為新聞直播而讓全世界看到，第二天以色列總理宣布單邊停火，我說感謝神，因為我們拯救了其他的生命。所以我自問，我能做些什麼，來讓我女兒的生命不朽？我相信每一件壞事中都有好的成分，也許我的女兒是為了更好的世界而犧牲。我對神發誓，在看到女兒在我眼前被殺害之後，我將永不放棄與遺忘，直到正義與自由來到那天，讓她們的靈魂可以安息。」

而要如何找到正義與自由？阿布萊許說，絕不是靠子彈去復仇，更不是與美國和以色列成為共犯去壓迫巴勒斯坦。他對《報導者》說：「我有更強大的武器，那就是勇氣。就像你是記者，文字就是你比子彈更有力的武器。弱者才需要用子彈攻擊。而更重要的是善行。所以沒有什麼比『女兒教育基金會』更重要。如果政治讓我們分裂，這個基金會要讓我們重新走到一起，讓不同地區種族的女性都可以平等受教育，讓教育成為女性最有力的武器。如果你要投資資源在教育，就從女性的教育開始。不只是女性，全世界都會因此受惠。」

中東地區長年在不同宗教陣營間戰亂頻仍，但阿布萊許說，即使在女兒慘遭殺害時，他依然從宗教中找到力量。「我在片中說『就在那一刻我對人性失去了信念』，但我並沒有對神失去信念。我沒有口出惡言。我向神祈求讓我擁有前進的力量、智慧與勇氣。許多人以宗教之名行殺人的行為，但那只是人們為了政治目的所詮釋的宗教。宗教信仰本身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那些自以為是神、並為了自己的目的去評斷他人的人們。」

阿布萊許認為，大眾與媒體過度以概括的標籤助長偏見，只會讓仇恨更加延燒：「如果我做了壞事，要負責的是我自己，不需要提到巴勒斯坦、穆斯林、我住的加拿大，或是我是貝珊、瑪雅、艾雅的爸爸。為什麼？因為這裡面都包含了惡意。不要把宗教、種族、背景扯進來，因為這都是汙名與偏見。美國每年有多少人死於槍殺，但如果今天犯錯的是穆斯林或巴勒斯坦人，他卻忽然代表了整個族群。歧視的標籤只會滋長對特定族群的恐懼。但我們應該只以一個人的行為評斷他，而不是他的身分。」

在《生命有愛》完成之後，銀幕外的真實世界絲毫沒有變得更加美好。

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向以色列發動攻擊，造成大量死傷，將長年的以哈衝突推上新高。阿布萊許強調，哈瑪斯並不等於巴勒斯坦，要了解如今在加薩走廊發生的種族屠殺、流離失所與嚴重飢荒，必須先從10月7日之前的長遠歷史說起。「我希望在片中透過歷史呈現加薩的過去與現在，才會知道戰爭並無法停止戰爭。我們已經試過太多次了，你知道從2000年至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發動了多少戰爭嗎？8次。2006、2008，我的女兒在那波戰爭中喪生、2012、2014、2018、2021、2022、一直到最近的2023。我們要多少次戰爭才能學會這一切都是徒勞，這一切都不會因此畫下句點？」

全家移居加拿大後，阿布萊許每次回到巴勒斯坦第一件事，就是先去3位女兒的墳墓，對她們訴說近況、為了紀念她們又完成了哪些事情⋯⋯。他希望逝者永遠活在生者的心裡，但最近一次返鄉，卻發現女兒的墓已在戰亂中遭到破壞，原來在巴勒斯坦連逝者也不得安寧。而他另一個姪子被殺害時，因為以色列軍隊仍在掃射，屍體在街上躺了兩週，無人能夠接近；等到終於去收屍，已被野狗啃食到只剩骨骸，「對於現今仍在加薩的巴勒斯坦人，如果死後還能舉行葬禮、還能保留一副讓人認得出的全屍，都已經是一種奢求。而這就是巴勒斯坦的現狀。」

阿布萊許與芭達，一同帶著紀錄片《生命有愛》來到台灣國際人權影展，希望讓觀眾在新聞報導之外看到，巴勒斯坦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僅是死傷的數字。阿布萊許在台灣一場映後講座中問觀眾「你們曾見過任何一名巴勒斯坦人嗎？」毫不意外的，他是現場大多數人此生所見過的第一位巴勒斯坦人。阿布萊許說：

「而這件事很重要，我要見到你才會認識你，即使見到了面，我們還需要彼此了解互動，才能認識對方。所以我必須來到這裡，因為我也需要了解台灣人，而不是去責怪他們為什麼不了解以巴之間的問題。責怪對於了解毫無助益。我們有責任呈現給他們看、對他們解釋，才能真正讓他們意識到並進而理解。就像在醫學上也是這樣，我們必須先有正確的診斷，理解問題來自哪裡，才能進一步提出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