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如一輛雙向的魔法列車，愈往前走，就愈帶著當代許多主體對未來的渴望。

而「起源」的困惑與爭議，不只是在像台灣這樣有特殊身世的國家，許多老牌的民族或民主國家，也同樣還在為「起源」所苦。

隨著《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上映帶來的熱潮與議論，我總想起美國《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 Magazine）2019年8月的專題「1619計畫（The 1619 Project）」。「1619年計畫」指的是，美國歷史的起源不是1620年從英國航向美洲的五月花號，必須往前推進到1619年8月，白獅號載著第一批20多位黑奴在維吉尼亞州上岸。與奴隸制糾纏的歷史才是美國此後400年的真相，專題主持人妮可．漢娜─瓊斯（Nikole Hannah-Jones）的文章就寫到：「我們的民主創建時的理想是虛偽的，是美國黑人的奮鬥讓一切成真。」

這個計畫在許多州、學校推動，對歷史教育產生影響，自然引發論戰，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當時還成立1776委員會（1776 Commission），試圖捍衛從獨立宣言立國的傳統（拜登2021年1月上任第一天即撤掉該網頁）。即便如此，1619計畫仍在2020年獲得了普立茲獎，但漢娜─瓊斯也被北卡羅來納大學拒絕以終身教職聘用，400年前的歷史仍深深牽動當代的社會與人。

不過從黑人的角度來看，美國史要以黑人初抵美國為起點，可是20世紀中葉後的民權運動至今才得以形成的成果。僅僅使歷史往前推進一年，對某些族群來說從來是困難的事。

一個人或一個事件必須成為主體，歷史才會跟他／它有關。台灣也有相同的歷程與舉步維艱。如果編輯工作者自己的主體都尚未建立，實在難以想像會有什麼樣的出版品，但這十年來，整個創建品牌的經驗、偶然的成功與許多命定的失敗，正是我個人血淋淋的主體建立史。每一個跟台灣題材或台灣史相關的書，都是在幾近無知的情況下摸石頭過河的，《百年追求》是這樣，《無法送達的遺書》是這樣。

當時的我或許更知道該怎麼製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但《百年追求》召開編輯會議時，從分冊到圖片，從書名到封面，每一步都不太確定自己是否走在正確的軌道上。會議上的每個人也不確定──他們是3位作者吳乃德、陳翠蓮與胡慧玲，還有計畫的發起人陳忠信。猶記得2013年夏天，在狹小的會議室，5人對命名愁眉，也缺乏信心地討論，「台灣社會真的需要與想讀這套關於台灣民主運動史的書嗎？而且不只講黨外，還推進到日本時代？」當時沒人知道隔年會發生太陽花運動，甚至是之後香港的各種運動，這套書與更多人產生了關係，卷三事隔7年後的新版《台灣之春》，推薦序已是由佔中三子陳健民老師撰寫。

於是十年實踐，與其說是在出版台灣史或廣義的台灣題材作品，不如說是在目睹一個個歷史主體的復甦。他／它們是《百年追求》的民主運動，是《無法送達的遺書》的政治犯家屬，是《南風》的環境難民，是《黏土》的農民，是《我們的島》的生態，是《受困的思想》的台灣精神史，是《「野蠻」的復權》的原住民，是《毋甘願的電影史》的台語片，甚至是颱風、地震、地質，或者是《通往世界的植物》的高山植物，他／它們也都是主體。唯有這些新鮮的歷史主體的多樣尺度，才能除魅當代政治一向對我們的束縛。

大概就是在《百年追求》前後，台灣題材與台灣史的出版進入了逐步豐富與多面向的十年，有更多題目得以進入公眾注目的領域，在暢銷與冷門之間得到生存地帶。許多書雖不算暢銷，但也在資本市場中完成自己的損平，以一種韌性極強的姿態多年不絕版，這反映的是有一股渴望未曾枯竭，而且要我們正視它，甚至成為出版同行與研究者、書寫者挑戰冷門界線的推力。在出版業衰退下探的十年（2010年出版產值為367億，2015年後已從沒有超過200億），卻是台灣相關出版品動能逐漸增大的時候。同時我也日益感受到，以台灣作為本土，既是大家難以否認的共識，但同時有更多歧異與空白需要安置。當「官方說法」徹底失靈的時代來臨，當主體搶著復甦，也是更困難的階段到來的時刻。

某部分來說，《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也許是這樣的標幟性作品，它引發大眾將台灣歷史的眼光轉向原住民，並一舉推向1867年，這個時間還要將近30年台灣才進入日治時期。這種重新尋回與感到陌生的雙重性，是台灣社會不斷經歷的輪迴，也是我們解除過去政治教育必要的陌異化。《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就像美國「1619計畫」一樣，各方的爭議與批評促成了一次重新想像歷史的契機。更重要的是，這不只關於過去，更展現原住民未來必然更加複雜的存在。他們是重述台灣史的核心，使我們得以質問：這一切，是政治神話還是歷史？

順著這個軸線，我們可以大膽地再往前200年，直面民族神話的另一典型人物──鄭成功及其家族。《跨越世紀的信號：書信裡的台灣史（17—20世紀）》（以下簡稱《書信裡的台灣史》）與《海上傭兵》呈現了非常不一樣的1660年代，剛好呈現極度內部與極度外部、卻同等重要的觀點。關於鄭氏家族在台驅逐荷蘭人，過去學校教育與民間信仰幾乎走在神話與歷史的邊緣，從近十年的出版品來看，台灣人像是從不認識鄭氏家族。

《書信裡的台灣史》前兩章很有意思地呈現里族大社（今內湖）原住民、荷蘭（或該稱是清荷聯軍勢力）與鄭氏家族之間在雞籠、淡水的動態關係，由於雞籠淡水往返的陸路需要里族協助，使里族在強權間扮演了關鍵角色。

早在1661年，國姓爺將熱蘭遮城的荷蘭人驅逐前的20年，里族頭人冰冷大王與荷蘭人1642年就訂下六條合約，非常類似《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的南岬之盟。在還沒有被納入所謂的「國家」前，原住民有自己的國際政治手腕，以及對和平的想像。過了20年，因為鄭氏家族加入了台灣權力的競逐，里族大社發現自己面臨更害怕漢人還是尼德蘭人的困境。1661年後，荷蘭人雖然退出熱蘭遮、淡水，但1664年重新占領雞籠，不甘願放棄的荷蘭人1666年5月遭國姓爺之子鄭經出兵攻擊，1668年才徹底退出。

《書信裡的台灣史》使我們意識到里族大社在17世紀的位置，但必須加上《海上傭兵》第13章一段出土的精采史料，才能全面理解鄭氏家族為何非要驅逐荷蘭人。

因為1666年前後，鄭氏政權與荷蘭人的爭奪，除了雞籠，還有柬埔寨、暹羅的貿易，尤其是鹿皮與魟魚皮的出口。荷蘭人要求獨占湄公河的特許貿易，全面排除中國與鄭氏政權的商人，因此就在出兵雞籠後的隔年，東寧（指鄭氏政權）唐人奇襲了金邊的荷蘭商館。作者鄭維中提到，東寧唐人「這次毫不含糊地運用武力及暴力，展現了鄭氏在南中國海周邊的權力，中文記載幾乎完全沒有提及這次事件，因為滿清政府在1683年攻取台灣，征服鄭氏政權之後，即銷毀了鄭氏政權多數官方文獻」。鄭維中藉由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留下的信件、報告，判讀艱難的手稿，重建這段歷史細節。鄭氏家族是怎樣的政治勢力，已經過後面政權的抹除與改裝，相隔300多年後的我們，大多從小是以民族英雄的形象理解國姓爺，純然不解其貿易政權的本質。

所幸我們還來得及讓自己變得老一點，在更多主體復甦的過程中，不斷往歷史的起源奔馳。在接觸更多台灣史之後，我發現自己可以跳脫出《百年追求》或大部分政治史論述會感覺到的：台灣是一個新興民族。其實從不同主體的角度來看，「台灣人」有複雜的光譜，台灣不是新興民族，台灣史也不新，它很老。吾輩有此頓悟，竟已十年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