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0年代，日本便展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相關研究。專注在外交軍事領域、出版於明治初年的外交檔案《大日本外交文書》中，即收錄李仙得寫給日本政府參考的幾篇備忘錄；此外，研究琉球歷史的學者也刊行了大量的與琉球相關的李仙得文獻；而美國等地的學者，關注的則是李仙得和日本帝國主義興起的關聯。

相較之下，台灣起步較晚。「1970年代以前，台灣的台灣史研究還沒有在學院中發展開來，所以還沒有人針對李仙得展開專題研究，」故宮博物院院長、台灣史權威吳密察指出。

1966年，中研院研究員黃嘉謨發表《美國與台灣》，是早期少數研究李仙得的專著，吳密察說，「黃使用了美國的檔案，但由於著作處理的時代超過半世紀，李仙得的篇幅不是很大。」

直到1980年代，吳密察和美籍台灣史學者費德廉（Douglas Fix）、東海大學外文系教授蘇約翰（John Shufelt）等人，開始收集李仙得研究史料。其中，最關鍵的第一手素材就是李仙得手稿──《台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由於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的關鍵地位，台灣最早提及李仙得的研究大多與牡丹社事件有關，」吳密察指出，歷史研究講究「史料」，李仙得的史料廣泛分布在美、日、歐洲各國，「從我進台大歷史系開始，前後看了幾十年，再加上一些機緣巧合，才逐漸掌握這些史料的分布。」

1974年，吳密察進入台灣大學歷史系就讀，結識來自美國的同學費德廉，兩位同窗好友一起投入台灣史研究。

費德廉最早研究的對象是楊逵等日據時代作家，至於吳密察則是投入台灣民主國、牡丹社等主題，由於兩人的主題大量仰賴日文文獻，課餘一起泡圖書館，翻閱日文文獻就成了兩位大學時的共同回憶。根據吳密察的回憶，在日文文獻最豐富的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和台大圖書館，「有三個人把館內所有日文書每一本都拿出來翻一遍，那就是我本人、日本學者近藤正己和費德廉，因為在沒有電腦和pdf檔案的年代，如果你沒有這樣子一頁一頁翻，你很難做日本時代研究。」

1982年，吳密察發表牡丹社事件研究報告，研究過程中注意到李仙得在事件扮演的關鍵角色。1985年，吳密察前往東京大學留學，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找到大量的牡丹社事件文獻，其中包括他第一次見到的李仙得著作《台灣紀行》，「這是台灣沒有收藏的李仙得資料，從來源和內容的豐富來判斷，顯然是研究他的重要文獻。」

這份由李仙得在1870年初期交給他在日本外務省的「上司」大隈重信的手抄本，由他親手謄寫完成，總長將近20萬字。不過，當時的吳密察不懂的是，日文版附註標示這份手稿該有的照片、圖畫和地圖，完全沒有附上，僅僅只有文字，消失的圖片令他費解。

80年代末，吳密察結束留學日本生涯，他多次跟費德廉探討李仙得的重要性，不過，日文版的《台灣紀行》為何沒有圖片？圖到哪裡去了？兩人都沒有答案。

幾年之間，費德廉在台美之間持續研究生涯，1990年，他開始在美國里茲學院（Reed College）任教。由於遠離台灣，無法接近收藏在台灣的中日史料，費德廉轉由英文世界搜尋台灣史文獻，那幾年，他找到包括史溫侯（Robert Swinhoe）、湯姆生（John Thompson）等攝影家在內的大量台灣圖像，絕大多數集中在19世紀，部分時間還更早。1999年，他決定開始把這些經過整理的「福爾摩沙圖像」放上網站，至今仍是研究早期台灣圖像的重要資料庫。

當費德廉的研究重心由早期的日據時代往前延伸到19世紀，從找「文本」到找尋「圖像」，一路摸索找到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每日泡在圖書館裡，1991和1992年間，他竟發現一本李仙得手稿，就躺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手稿閱讀室裡。

「費德廉告訴我，他在國會圖書館找到李仙得手稿，更重要的是這批手稿的確有附圖，就是那一刻，Bingo！費和我手上的東西拼湊在一起，應該就是完整的《台灣紀行》，」回憶起這段「李仙得追逐記」的年輕往事，吳密察語氣興奮，眼神滿是光彩。

90年代，隨著台灣政治氣氛開放，包括228等重大議題研究受到矚目，台灣史研究邁入黃金年代。1996年，費德廉從美返台，帶回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拍攝的手稿微縮影片，「那年在台灣，吳密察又多次提到手稿的事，一再強調，應該要有人去研究《台灣紀行》，」現年65歲的費德廉接受我們越洋訪問時回憶。

因為費德廉的關係，在東海大學任教的另名美籍教授蘇約翰也對李仙得這位謎樣的殖民主義者發生興趣，「我愈深入了解李仙得，就愈為這個人所著迷，」蘇約翰說，「李仙得是研究台灣歷史有很重要的角色，隨著深入了解他，我的眼界大開，他講究文明、知識豐富，絕不僅僅只是個以掠奪為唯一手段的帝國主義者。他畢業於法國索邦大學，學問、能力和野心兼具；他學原住民語言，研究台灣的資源和歷史，留下大量資料；他一直想爬上美國外交機構的最高層，但因為他外國人的身分而無法達成。」

蘇約翰認為，「日本第一次侵台是1874年，佔據台灣是整整20年後（1895年）才發生，這時李仙得年紀已經大了。如果日本據台早一點發生，我很確信他會爭取殖民政府高階的位置，而且希望不小，他就是這麼有野心。」

在多年追尋後，1999年，蘇和費決定攜手展開這部手稿的研究工作，在奇美文教基金會支持下，蘇約翰隔年開始出發到美、日和英格蘭等地搜羅史料。在美國的費德廉則帶著學生，整理手稿中的文件和圖片。為了追求正確，蘇約翰和費德廉聯手比對了美國和日本兩份手稿，2005年，手稿中大部分材料的註解才有了初稿。

由於兩人仍有教職，並不是專職做這項研究，奇美贊助的第一筆錢用完後，「找錢」和「找人出版」的兩人經常四處碰壁，「我們原本以為，計畫應該幾年就可以成功，」蘇約翰說，「後來，我們足足做了13年多，成為我一生中最長的研究計畫，我一輩子應該都不會再做這麼大的計畫。」2012年，這本台灣版的《台灣紀行》終於付梓，隔年出版。

從吳密察、費德廉到蘇約翰的接力賽，讓李仙得從文獻中「活」了過來，但他真實面貌到底是什麼樣子？

李仙得是法國人，父親是頗富聲望的藝術家。他畢業於法國知名學府索邦大學，娶了年輕的美國妻子後，陪妻子來到紐約。1861年，美國爆發內戰，李仙得投身戰役，在戰爭中受過兩次重傷，一次頸部中彈，險些送命。第二次受槍傷短暫失明，後來只保住一隻眼睛，成了他一輩子痛苦的來源。

戰爭帶給李仙得的創傷也影響了他的婚姻，戰後不久，他在給朋友的信中承認，妻子另結新歡，並生了一個孩子。但他靠著戰功踏進外交圈，蘇約翰推測，「破碎的婚姻，很可能是李仙得毫不回頭跑到亞洲來找出路的一大原因。」

李仙得處理羅妹號事件的過程頗受美國外交圈肯定，而在廈門任內，他也多方展現了「打仗」以外的才能。

1866年之前，台灣、廈門乃至福建事務並不特別受到美國政府重視，透過這個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李仙得大力推動包括樟腦在內的商貿往來。另外，在人口販賣等議題上，他也展現人道關懷。

當時，廈門是轉口人力販賣到澳門的主要港口，包括中國人和洋人在內的人口販子，將人輾轉販售到急需勞動人力的秘魯和古巴，卻往往造成重大傷亡。由於勞動地環境惡劣，不少苦力甚至走投無路，選擇自己結束生命，也讓古巴一度成為全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

李仙得到任後，人口販賣的弊端立刻引起他注意，他很快展開取締人口販子的工作，還逮捕了他眼中的「罪魁禍首」聖朱利安・愛德華茲（St. Julian Hugh Edwards）。後來他發現愛德華茲並非人口走私「大咖」，他也在《台灣紀行》一書中收錄了許多愛德華茲拍攝的相片，愛德華茲因而在攝影界闖出名號。

李仙得擔任公職以來，一直以「大使」作為生涯目標，1872年5月，他被提名擔任美國駐阿根廷大使，這項期盼已久的任命案卻因為身為法國人的「外國人」身分而被否決。當年年底，他搭上輪船回美，在橫濱停留時抓住機會倒向日本，因此種下「牡丹社事件」的遠因。

李仙得在東亞外交和地緣政治上的關鍵引人注目，精準的手段和外露的野心，韓國學者甚至稱他為「邪惡的天才」。但費德廉和蘇約翰眼裡，李仙得廣博的興趣和才華、留下龐大史料的功力，也同樣讓人讚嘆。

李仙得熟悉地質學，手稿中常見他對於地層、岩石、礦物和沙子的質地的研究。他也是採礦專家，來台之前，曾在紐約州和密蘇里州採礦，後期也在韓國做過採礦事業。

蘇約翰指出，「整理他手稿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他把旅行中收集到的關於台灣的大小知識分門別類，做了精細的標示，這讓我和費德廉都很讚嘆。」由於對台灣的興趣，李仙得蒐羅了可觀的荷治台灣出版品進行研究，「他的一些觀察相當有趣，雖然當時未引起注意，但如果你對荷蘭殖民台灣時期感興趣，不會低估他的相關著作及觀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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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得熱衷語言學習，精通荷蘭文、法文、英文，來台也學習原住民語言，在他27個章節的手稿中，有關於文化、原住民語的語言學圖表。第一次來台開始，他利用拉丁字母音譯，記錄聽到的排灣族或泰雅族語言，蘇約翰指出，這些史料開啟了研究南島語系、及台灣人種組成的歷史研究大門。

《台灣紀行》手稿地圖中，還記錄了經緯度和氣壓，「為何李仙得要記錄氣壓呢？那是因為他用氣壓來測量高度，在一張二維的地圖上同時表達高低、地形很重要。他是這方面的專家，這顯然與他所受的軍事訓練有關，他曾參與美國南北戰爭，」蘇約翰解釋。

地圖是情報的載體，李仙得轉為日本服務後，手稿中的地圖、表格以及他的觀點，成了日本侵台重要資料。

李仙得亦懂得影像的價值。在攝影術不發達的時代，《台灣紀行》附有119張相片，分別來自4位攝影師，當中知名度最高的湯姆生（John Thomson），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著名攝影師，他當時來亞洲拍攝時的原始玻璃底片，如今保存在倫敦的維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

「湯姆生在19世紀的高雄走動拍照時，雇有苦力，幫忙搬運笨重的化學藥劑和玻璃。在那個時代到那裡拍照，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當時的相機非常大又非常笨重，可能一天只能拍一張或兩張照片，甚至一個星期一張，所以照片非常珍貴，那些照相設備在當時，甚至在今天都非常昂貴，」蘇約翰說。

這也讓費德廉的後來相關研究從傳統的「文字」轉而為以「影像」為中心，吳密察說，這就是李仙得和他收集的19世紀影響所帶來的影響，「過去，我們對於那個時代只能透過文字『讀』，在他們的努力下，我們終於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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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史學來說，李仙得的意義是雙重的，從歷史上來說，你必須了解他的角色，才能把那段時間發生的事看得更清楚；另一方面，他留下大量資料，讓我們看見19世紀的台灣，台灣史研究因為這些材料而往前一大步，」吳密察認為，除了了解這個人和他背後的時代，李仙得對於台灣史學研究，更具有多重意義。

「在最早，談牡丹社事件，受限於題材，角度大多從外交、軍事史出發，但有了李仙得和19世紀來台西方人的資料，我們就可以從外交軍事之外，走入文化研究、常民研究、甚而是族群研究和語言、器物研究，」吳密察指出，「一如族群問題，透過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見所謂的族群問題比我們想像的複雜，比如說，原住民有很多族別，彼此也有領域，族群問題不只是原住民和漢人的問題。」

1872年，當大使職位希望破滅，領事任期結束的李仙得搭上輪船，從廈門返回紐約。一路上望著大海，想著自己從法國跨越大海到美國，再從美國跨越大洋到亞洲，如今再次跨越大洋，紐約除了已無法修復的婚姻，到底還有什麼等著他？

就在這艘返回紐約的輪船開進橫濱，一個偶然的機遇抓住了他。停留在橫濱的時間當中，他把握和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見面的機會，呈上他所繪製的台灣地圖。他對於台灣的豐富知識、和他認為日本應該進取台灣的論調，立刻引起副島興趣，也讓他的命運和台灣乃至東亞的歷史就此改變。

事實上，早在1868年，李仙得就寫道：「福爾摩沙若必須因文明與人道的利益而易主，那麼沒有一個國家比日本更有資格干涉，來取代中國的地位。」在他擔任日本顧問兩年後，1874年牡丹社事件發生，事件最終以日本出兵南台灣收場，但對於中日台還有琉球四方關係來說，事件影響到今天還沒有過去。

「雖然如果沒有李仙得，日本還是可能侵略南台灣，但因為有他的幫助，事情就更自然而然的發生了，」蘇約翰說。

19世紀歐洲盛行的「進步思想」，時常被帝國主義者所延用，作為他們「啟蒙」落後民族的理論基礎，李仙得一生遊走美、日、韓、中、台，周旋於東亞各國間，始終以「異鄉人」的身分生活，晚年被聘為「韓國國王顧問」，客死異鄉。

在日本的期間，李仙得留下許多充滿種族優越論的作品，如達爾文主義者；在美國內戰期間，卻又是替黑人兵士爭取權益的人道主義者。這個一生替不同國家、甚而敵對陣營效力的野心家，有著複雜而多元的面貌。

以吳密察等人為開端的李仙得研究又啟發了新的台灣歷史小說的創作。「有一年我在東京偶遇陳耀昌，他告訴我開始寫《傀儡花》，書完成後還請我幫他寫序，」吳密察說，歷史研究影響歷史文學寫作，「現在，《斯卡羅》戲劇則是受到陳耀昌的小說的影響，從嚴肅的歷史研究到貼近民眾的歷史寫作和戲劇，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對史學都是好事，我們看待歷史有時候要輕鬆點。」

從沉睡的檔案中被翻出，進一步變成大眾讀物和戲劇，幾十年來後世對於李仙得不同的解讀，也反映出看待歷史的多元角度，而無論從史學觀點還是大眾觀點，其實永遠都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