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老師是鹿野忠雄的崇拜者，一生都在追隨鹿野的腳步，得知「陳抵帶」便是曾在文獻出現、僅存於世的鹿野忠雄助手「托泰．布典」（Totai Buten），興奮不已，像是個追星成功的粉絲一樣⋯⋯

我與楊南郡老師在1992年間認識，因為好友生態紀錄片導演劉燕明拍攝「台灣野鳥百年紀」想要加入一段台灣原住民鳥占的畫面，便請教作家劉克襄，劉克襄建議請楊老師介紹人選，楊老師原本希望讓泰雅老獵人「哈隆．烏來」受訪，老獵人卻臨時因膝蓋舊傷復發無法走動。劉克襄又介紹阿美族耆老陳抵帶，建議去看看他是否適合介紹鳥占。偶爾客串拍片助手的我聽了很有興趣，便陪同前往花蓮縣壽豐鄉採訪。

楊老師是鹿野忠雄的崇拜者，一生都在追隨鹿野的腳步，得知「陳抵帶」便是曾在文獻出現、僅存於世的鹿野忠雄助手「托泰．布典」（Totai Buten），興奮不已，像是個追星成功的粉絲一樣，初見面就聊個不停，一次聊不夠，事後又單獨專程探視，借住托泰家中兩天，為了聽鹿野的故事，連飯都可以不吃，讓老人深受感動而說出塵封60年的往事（見楊南郡〈與子偕行〉）。

為了深度訪問托泰，楊老師做足功課，早就熟讀鹿野的所有著作，踏遍鹿野經過的足跡。托泰一聽就知是知音，記性極佳的他講述了不同於學術書籍呈現的鹿野形象：「鹿野是極善良的人，獵取每種動物最多不超過兩隻」、「鹿野很尊重部族習俗，非常討厭日本警察的官僚作風，拒絕日警提供宿舍，寧願住在蕃人的家」、「鹿野很遲鈍，長老在說明某些習俗或地形時，他常常請人家暫停一下，把手按在額頭上，閉著眼睛想了好一陣子，再請人家繼續說下去。」、「鹿野每晚都在帳棚裏寫筆記，一定要把這一天內所有得到的資料和想法都記下來才睡覺。」

後來楊老師又得到消息：有位鹿野的台北高校同學邱鼎宗醫師住在汐止鎮上。楊老師約我一同前往採訪。楊老師與邱醫師一見如故，八十多歲的邱醫師聊起老同學鹿野，彷彿回到青年時期：「鹿野其實常翹課去爬山捉蟲，差點被退學，還好校長很照顧鹿野，所以只被留級一年，才變成我的同班同學。」、「鹿野在台北高校學生時期，就有『昆蟲博士』之稱，日本昆蟲學者來台採集研究，還得先來拜訪這位『昆蟲博士』。」

說起鹿野，楊南郡充滿熱情，仰慕之意溢於言表，化成難以抗拒的魅力，總是感動受訪者，讓人暢所欲言，和盤托出，尤其同是「日語世代」，昭和時代的典雅日語再度說起，閒話家常中喚起一甲子前的記憶。

托泰．布典與楊老師初次見面，就借給楊老師4本日本學者研究台灣山地部族的書。而邱老醫師面對楊老師的熱情攻勢，也拿出塵封多年的《台北高等學校第二回卒業紀念》，翻開內頁，指著一位俊秀的學生說：「Kano就在這裡！」楊老師頓時發出一聲輕嘆，因為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鹿野高校時期的照片，不僅有正面照，還有在實驗室上課的畫面，「都是前所未見啊！」我大膽要求：「可以借我們翻拍嗎？」邱醫師竟說：「好啊！」讓人興奮到說不出話，這是多麼珍貴的史料啊！

鹿野高校同學錄中，有一張學生在台灣總督府前的合照，卻名為「阿呆（笨蛋）塔下」，見證了日治時期學風自由，連高高在上的台灣總督也被學生揶揄。後來，我將這張照片寫成圖文新聞，登載於《自立早報》。

楊老師藉由登山，深度研究山區的地形水文、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倡導「登山學術化」，開創前所未有台灣文史研究的新領域，了解楊老師的成就後，我寫了一篇全版人物專訪〈一位登山者的腳底旅程和心路歷程〉（《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95.8.15），至今仍記得楊老師說「學問活在山林之中」、「尊重是必要的方法學」，我見證了「山，對楊南郡來說，既是山，也不是山。」

1992年與楊老師、劉導演拜會托泰之後，回程經宜蘭南澳，在當地登山人士帶領下順道去參觀「巨石文化」，一位熱心嚮導手指巨石說：「這塊巨石有五千年歷史、那塊有一萬年歷史⋯⋯」。我問：「怎麼看得出來？」熱心嚮導答：「看多了，就看得出來啊！」

離開後，楊老師語重心長地說：「這就是台灣學術界嚴重的問題！做田野的不研讀資料，沒有科學驗證，哪可能一眼就可以斷定年代？可是學院派的不跑田野，都沒看過現場，哪知真實現況？」、「真正的學術探險家，一定要靠腳做學問！」

而學術探險家是真的有風險！當年鹿野忠雄、森丑之助、伊能嘉矩要面對剽悍殺伐的原住民，楊老師則要面對山林各種不可測的危險。我後來聽師母徐如林說起，1978年楊老師和她前往合歡越嶺道踏查，在錐麓斷崖遭虎頭蜂攻擊，楊老師昏迷數小時才醒來，當時她緊抓著楊老師，深怕他甦醒翻身不慎摔下斷崖。

幾年後，我與前國策顧問黃文雄先生前往楊老師家拜訪，兩人聊起翻譯問題，醉心佛學的楊老師特別舉《金剛經》中最精髓的一句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為例，強調原文意境並未如此高明，但翻譯的高僧提升了經文的境界，把「翻譯」變成「再創作」了，這是更高層次的翻譯。

追尋前輩學者腳步30年蓄積的能量，楊老師陸續翻譯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等人重要作品，且在註釋上發揮研究功力，添注現代眼光，甚至能指出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中把大水窟山筆誤為秀姑巒山、昭和年間原住民已無族群互鬥情況等錯誤，學術價值完全不下於原作，應該就是秉持這樣的態度吧！

楊老師翻譯、創作之餘，不忘照顧晚輩，每次出書，都會請出版社寄書給我，鼓勵我可以多做田野研究──和當記者一樣，都是實地踏查、重建現場、還原歷史。

踏查30年、譯註20年後，2007年底楊老師出版《最後的拉比勇：玉山地區施武郡群史篇》，2009年7月15日南下高雄時，當面致贈，還與徐如林一起簽名。我花了三天拜讀，看完後感動不已，這真是劃時代巨著啊！布農族抗日雖略見史料，但從沒有人這樣完整書寫，全書資料之豐富、考據之詳實，理路之清晰，都是前所未見，這對楊南郡與徐如林來說，也是第一本長篇報導文學著作，許多史料都是首度曝光，深具學術、文學價值。

布農族抗日3位領袖：像樹一樣穩重而大器的拉荷阿雷、像風一樣機敏善變的阿里曼西肯與精明剽悍、性烈如火的拉馬達仙仙，在書中鮮活如在眼前，如樹、如風、如火，人物對話亦如親耳所聞，充滿文學意象，讓人印象深刻。

特別是「小丑生涯」這一章，描述阿里曼西肯在歸順日本後，晚年常被官府當作理蕃政績樣板，裝瘋賣傻取悅日本人，甚至像猴子一般被戲耍，進而自暴自棄、抑鬱以終，看得實在讓人心疼、悲涼。

我馬上打電話請教楊老師，這種報導文學是如何寫成？這些人物都有留下對話紀錄嗎？

楊老師說，當然沒有全部留下對話紀錄！要寫這種報導文學，首先要將所有文獻熟讀、消化，整理出紋路，建立基本脈絡，「你看書裡面才幾行的敘述，我可是在央圖翻了好多天的《台灣日日新報》，才找到一點點可以參考的報導。」然後訪問相關當事人後代，或許有一些蛛絲馬跡，讓文章有血有肉。

因此文章中的對話，其實9成以上都是來自文獻，除了《理蕃志稿》、《台灣日日新報》等，還透過日本學者的介紹，取得日警、官員當事人的個人筆記，以及布農族人的口述歷史，並非憑空想像，這也是楊、徐作品被視為報導文學，而非小說的緣故。

楊老師說，「日本大文豪司馬遼太郎在寫某一題材時，聽說日本最著名的二手書店街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整條街的該類資料會全數不見，因為都被司馬遼太郎買光。但司馬遼太郎窮盡飽讀資料之外，也一定會到戰國、維新時代人物走過的道路、住過的旅館、爬過的山丘，想像自己是當年的志士豪傑，該怎麼思考、決定，才能走下一步。我也是一樣的做法！」、「站在當時關鍵人物當年站的地方，設身處地，想像自己是書中人物，會用什麼語氣講話？寫人物更是不能只有單一面向，人有勇氣、也會脆弱，點出人性弱點能讓作品更具真實感。」

司馬遼太郎在日本不僅被視為文豪，更是史家，他寫《坂上之雲》、《殉死》，批判乃木希典大將在日俄戰爭中，因強攻旅順要塞造成士兵嚴重傷亡，因此二次大戰後，曾任台灣總督的乃木，原被尊為「軍神」的形象大為改變，逐漸被視為無能的「愚將」。

《最後的拉比勇》出版後，也同樣震撼了台、日學界與文壇。日本福岡大學人文學部講師宮岡真央子認為這部作品「以人性為出發，剖析殖民時代的悲劇，無論是真情流露或殘酷無情，都是人性真實的況味。」台灣作家劉克襄也表示「如是細膩、微雕的文學筆觸一再地油然而生，展現了難以述說的說故事魅力，豐潤了這個上世紀初近乎孤寂的傳奇。」

2014年初，楊老師與徐如林南下高雄，聊到即將出版《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說起台東海端霧鹿部落有座昭和年間架設的砲台，這尊俄製大砲是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軍勝利繳獲的戰利品，從中國東北、日本，輾轉運到台灣深山，以震懾當地布農族原住民，現仍存放霧鹿國小後方的公園，見證帝國爭霸史的一頁。

我回應說，司馬遼太郎在《坂上之雲》指出，當時所有國家只有兩條路，一是成為強權殖民海外，一是淪為弱國遭人侵略，日本選擇富國強兵，加入侵略行列。百年後亞洲情勢仍可見昔日影響，備受欺凌的中國現在要重建民族自尊，四處跨國收購企業，高倡「一帶一路」，展現大國崛起架勢，骨子裡也是帝國主義。

說起司馬遼太郎《坂上之雲》寫百年前的明治維新、日俄戰爭，楊老師無比羨慕，「那時代的人可真有幹勁，一心就想要與世界同步。」但他也嘆道：「雖說失敗為成功之母，但有時成功也是失敗之母。」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累積了很多成功，最後卻造成無可挽回的致命性失敗，軍國主義走了70年好運，最後還是來到盡頭，一步步走向敗亡。「福禍相倚，歷史是一條不斷向前的長河，過去了，就無法重來。」

因此他在寫《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時，就特別回顧了從牡丹社事件、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到二次大戰初期，日軍一路順遂，卻在太平洋戰爭慘敗輸光的過程，而台灣命運也在戰後面臨新波折。

出生於日本時代，青少年時期著迷俳句、短歌文學的楊老師，與所有日語世代的台灣人對日本有著共通的複雜情懷，但面對歷史與學術，楊老師還是採取透視眼光，中立客觀的描述評價，堅信自己親眼所見的事實，以踏實的敘述，築起批判而悲憫的史觀。

楊老師說，「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有人就算走了五百次，卻仍未見一草一木、無視歷史痕跡，最終還是兩手空空！」楊老師從登山出發，踏查山林溪谷、訪問原民耆老，印證文獻史料，其著作不僅填補了台灣山林原民歷史的空白，更開創台灣研究新天地。

豐沛體力、精通語言、嚴謹學術，三者兼備，讓他成為台灣登山學術界空前的開拓人物。他的成就可說是一座大山，既讓後人站在他巨人肩膀上，也試煉後人如何繼續攀登高峰。

註：

楊南郡先生(1931/11/28~2016/8/27)登山50年，1976年完成攀登台灣百岳。登山時踏查高山人文歷史、族群遷徙，包括清代八通關古道、蘇花古道、崑崙坳古道、關門山古道、浸水營古道、阿朗壹古道；日治理蕃道路合歡越嶺道、能高越嶺道、霞喀羅越嶺道、八通關越嶺道、關山越嶺道等，以及原住民族古道。

譯註日治時期學者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等人台灣研究作品。

與徐如林合著《與子偕行》、《尋訪月亮的腳印》、《台灣百年前的足跡》、《最後的拉比勇：玉山地區施武郡群史篇》（新版名：《大分•塔馬荷：布農抗日雙城記》）、《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合歡越嶺道：太魯閣戰爭與天險之路》。

2016年9月8日行政院院會通過文化部所提「楊南郡先生褒揚令申請案」，肯定楊南郡致力南島語族歷史、文化與古道踏勘研究之貢獻。

2016年9月18日下午一點，楊南郡告別禮拜於台北濟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