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景一：2022年12月 世界盃男子足球賽 日本突破有西班牙、德國在內的死亡之組，16強淘汰賽在PK戰之後，惜敗給連兩屆賽事都獲前三名的克羅埃西亞。

場景二：2023年3月 世界棒球經典賽 日本武士七戰全勝封王，經歷與墨西哥、美國兩場經史詩戰役考驗。大谷翔平一番「不要仰慕對手」的冠軍賽前演說與最後三振楚奧特（Mike Trout）的橫掃球（Sweeper），一樣傳世經典。

場景三：2023年7月 世界男排聯賽 日本與義大利鏖戰五局，最終擊敗義大利獲得季軍，奪下該賽事 甚至前身排球世界聯賽（FIVB Volleyball World League）自1990年成立以來的最佳成績。

場景四：2023年8月 世界盃女子足球賽 2011年世界冠軍的日本「大和撫子」雖然最終僅打入八強賽，以1:2敗給瑞典，但分組賽中以4:0大勝本屆冠軍西班牙。

場景五：2023年8月 夏季甲子園大賽 慶應義塾高校擊敗衛冕的棒球名校仙台育英高校，拿下睽違107年的高校棒球優勝，不用剃平頭的「少爺們」，以「Enjoy Baseball」為精神，顛覆日本棒球想像。

場景六：2023年8～9月 世界盃男子籃球賽 日本男籃分組賽中逆轉擊敗芬蘭，寫下在世界盃賽場首度擊敗歐洲國家的紀錄，在排名賽接連擊敗委內瑞拉與維德角，以亞洲球隊最佳的戰績，拿下2024年巴黎奧運門票。

當然，我也沒忘記日本女籃在亞洲盃決賽中以兩分之差敗給中國，無法完成六連霸，但日本女籃在東京奧運奪下銀牌的成就以及整體實力的升級，早已不是在同樣賽事甚至被降級的台灣女籃可以望其項背的。

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於台灣時不時「ＸＸ能，為什麼我們不能」這句話已經麻痺、甚至厭煩，畢竟每個社會的結構與文化脈絡並不相同，但如果我們面對的是可見的趨勢，至少在「複製」或「挪用」之前，都該好好檢視他們怎麼做到的。日本體壇在過去不到一年間的成就或未竟的遺憾，如果台灣體壇沒有感到一絲撼動或捫心自問的話，那麼也許我們真的已經麻木不仁。

之所以僅列出上述這些「大球」的團隊運動球類賽事，是因為這些大球與小球、乃至個人運動項目的意義是不同的。桌球、羽球、網球或是其他運動賽事，就算賦予團隊項目之名，其計分也只是個人或兩人的勝負積點而成，而非真正眾人一起上場的「團隊運動」。團隊運動體現的集體情境，讓個體與國族間得到鏈結，如同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言，在這些團隊運動的驅使下，使得「國族」這個想像共同體更為真實。

運動之所以迷人，在於其認同投射的特性，在社會認同的建構中，「沾光」是十分基本的現象，這現象的英文為「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簡稱BIRG，字面上也就是「藉著反射光來取暖」之意，與中文的「沾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反之，遇到挫敗時，「切割反射的失敗」即「cutting off reflected failure」、簡稱CORF，就成了排除不必要負面情緒的策略。

因此，如同資深體育記者陳楷所言，國際賽場上，台灣的運動迷們力挺台灣運動員及團隊，但賽事尾聲，隨著台灣常態性地被淘汰之後，日本反倒成了台灣的代理國家隊。棒球的經典賽如此，其他台灣甚至沒有資格打入會內賽的各式運動世界盃更是如此。後殖民遺緒與文化親近性，讓日本往往成為台灣的運動國族主義代理國，《足球小將》、《灌籃高手》、《排球少年》還有多到難以數計的棒球動漫，都讓這樣的身分認同轉換變得容易。大聯盟裡沒有王建民，大谷翔平卻是更超凡的代理人。台灣「好想贏韓國」，沒有台灣的話，那就「好想日本贏」吧！

對於台灣運動迷而言，「沾光」（BIRG）與「切割」（CORF）是現實生活中的彈性策略，我自己、甚至運動媒體中的夥伴們也多半如此。本來嘛，現實生活中已經夠多的鬱悶，何苦還要在運動世界中受挫？社會群體生活中的沾光與切割，連帶的顧忌與風險都還高些，但運動場上，球迷可以悠遊「切割」與「沾光」，自由進出多重身分，從「Team Taiwan」到「日本武士」無縫接軌。不過，菁英運動的主事者卻不該、也沒有那樣的餘裕，畢竟，團隊運動是凝聚國族共感共應的一帖良方。

當台灣、中國屢屢在「大球」受挫之時，身材、體能、彈性、爆發力、發展時間不如歐美都是理由，但日本這一年的成就，無疑讓這些先天論者語塞，組織與價值大破大立的決心才是「大球」能與歐美列強一爭高下的前提。日本國族性格中近乎病態的偏執與群體性，固然造成個人莫大的社會壓力，但這也是他們可以成就「大球」的原因。不到10年，日本籃壇可以化bj league和NBL的分裂、甚至遭到國際籃協禁賽的危機為轉機，讓「冷門」的籃球，抓住這個猛暑的尾巴，世界盃期間瞬間最高收視率衝破30%，成為感動日本人的集體記憶。

影響日本深遠的福澤諭吉，其「脫亞論」也許在意識形態上被挪用成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養分，但從運動的角度而言，「脫亞」似乎仍是不得不為的途徑。

當代運動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日本深諳此理，既然玩的是西方人的遊戲，一旦投身其間，脫亞而且入歐（美）是逃離不了的宿命。中國可以用舉國體制，打造出個人項目乃至小球的奪牌工廠，但其公民社會的運動空間卻是壓縮而貧瘠的。共產國家偶見大球的成功，如中國女排、蘇聯冰球或古巴棒球，但那是冷戰時期下的產物及殘留，當前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下，運動與運動員全面商品化，必然被吸納在世界體系的流動邏輯中，共產、黨國思維的封閉運動體制難以存續。日本的足球、籃球、排球，在這個夏天匯流而迸發成一股驚人的能量，要成就「大球」，成熟的公民社會是不可缺的基石。

前列的六個場景中，慶應義塾高等學校在甲子園的奪冠看似格格不入，畢竟它是日本國內的賽事，但其奪冠的意涵就在於公民社會運動底蘊的體現。福澤諭吉所創辦的慶應義塾體系，正是他仿效英國公學校教育理念所建。17世紀之後，英國公學校的教育，強調上層階級年輕男性透過運動砥礪其品格與團隊精神，為大英帝國培養海外探險、軍事、治理所需的人才。就在福澤諭吉大頭像的萬元券即將在2024年走入歷史之際，慶應的奪冠，彷彿提醒著日本人，福澤諭吉的政治信念與（菁英）教育理念在這時代的價值。

日本社會中，菁英階級的「慶應男孩」（Keio Boy）們，正在享受著棒球，培養著運動習慣與體能鍛鍊，並將這樣的資本累積到未來，相同階級、家庭背景相似的同學們，成了彼此密切的人際網絡。

好友的兒子正就讀慶應義塾的小學部，這幾年來看著他長大，從跳繩、登山、踢足球無一不與，甲子園決賽幾個禮拜過去了，都還是他和同為慶應男孩的父親聊不完的話題。除了棒球，他整個暑假還忙著游泳，準備學校規定的300公尺游泳測驗，畢業前他必須游過1,000公尺的門檻。目前還是學校足壘球二軍的隊長的他，我們相約將來打進甲子園，一定飛去日本看他比賽。對於絕大部分的「慶應男孩」來說，在離開校園後，運動都不會是他們的職涯選擇，但是運動卻會是他們一輩子所會帶著的習慣與技能。

當然，我們不應該忽略慶應義塾體系的階級意涵，「Enjoy Baseball」也不是選擇棒球作為脫貧與階級流動手段的家庭和孩子們都能享受的信條，但如果連慶應這樣將運動視為基本能力但卻是業餘興趣的學校，都能在全日本3486隊中脫穎而出，那麼他們一定做對了什麼。回頭來看，若不是慶應高校在神奈川地區選拔決賽中，二壘審一個對他們有利的爭議判決，趁勢一舉逆轉橫濱高校，慶應的奇蹟夏天根本還沒開始就結束了，但就算真是如此，也絲毫不該減損那樣教育理念的價值。運動發展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大球」，更是需要公民社會集體灌溉的作物，無論菁英如慶應或是販夫走卒，都要傳承與共感。

日本大球的成功，與慶應高校的奪冠，也許只是時間點上的巧合，但我們可以學習到的是，深化運動絕非一蹴可幾，更不是可以直接複製貼上──以台灣的運動組織結構與文化，全然的複製貼上只會格式不符而已，如果沒有長期的願景與目標，任何賽場的長期成功與運動文化的質變都難以實現。日本或許有女籃、女足的短暫「挫敗」，但任誰都看得出她們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場上的輸贏一定有運氣的成分。但如果談到運動發展，上至政府、聯盟、協會與球隊，都只拿得出「啦啦隊」或其他「唯牌是問」的短線操作應對方案，那麼我們也永遠只能是日本的啦啦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