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曾經沉浸在本屆東京奧運氛圍的台灣人、乃至世界公民，都應該向日本說聲謝謝。謝謝日本的承擔，承擔了難以回收的巨額成本、承擔著每日COVID-19確診的新高，有日本的承擔，才有台灣史上最成功的奧運。

如同我在奧運前的文章所言，東京奧運是個泡泡裡的冷酷異境，那麼如此晦暗背景所襯托的，就是最為鮮明的人性與情感。如果不是疫情，怎麼會有潘政琮與林盈君如此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比《千萬風情》（Tin Cup）這部電影更浪漫卻更真實地在奧運上演。

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世界各國，透過媒體轉播，著實享用了舉國沸騰的自助餐式國族饗宴，在苦悶情緒下集體宣洩。運動大國如美國、日本、中國等國，照例各自在獎牌總數進行國力宣示，但是邊緣與蕞爾小國，同樣可以各取所需：

當我們在兩週前由戴資穎一張經濟艙照片引發的「盛怒」開始，導致體育署張少熙署長「留校查看」而揭開序幕；開幕後，一路的「狂喜」至今，風光榮歸的代表隊，以及傲人的「業績」之後，署長還該下台嗎？

所以了，千萬別在最激情的時候，做下重大的決定。

在台灣的奧運史上，沒有比過去兩個星期更激情的時刻了，郭婞淳最美麗的失敗嘗試、麟洋配的「台灣IN」、戴資穎與李智凱的銀恨、三位神箭手們傳承了雅典奧運之銀、楊勇緯讓黑了許久的柔道一夜洗白、「精彩」的林昀儒，以及黃筱雯等四英雌拳手，讓我們看到了台灣新生代運動員的崛起；而我們也給予盧彥勳與莊智淵他們兩位所應得的告別。

在東京，沒有台灣棒球聚光，反倒讓其他運動更被看見。

這個世代的台灣運動員，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多元、勇敢、強壯、團結，他們改寫了運動員陽剛氣概的定義，即便是96公斤級男子舉重的陳柏任、無限量級的謝昀庭，都有一種不同以往的氣概；妙的是，此次代表團裡最霸氣的反倒是小戴和4位女拳手。這個世代的台灣運動員，正是過往幾十年，這個自由民主與多元文化社會累積的成果。

但可惜的是，隨著台灣代表隊一面面獎牌入袋，新聞媒體鋪天蓋地地為每個運動員更添難以逼視的光環，這樣的氛圍下，讓任何關於運動員的討論都容易被導向民粹式的發洩。我們可不可以、夠不夠「資格」評論運動員？當然可以，也是應該的。

四年一度的體壇大拜拜，引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日奧運迷，這部分並沒有問題。問題是，這一群「一日迷」的聲音，卻透過網路群聚與發散，上達天聽。這是民主常態，政治如此、運動亦然。就像雖然不是每個選民都牢記《憲法》條文、政府組織權責，但我們無法以此作為剝奪其選舉權的理由，那麼我們也無從阻止包含「一日迷」在內的每個人對於運動賽場的多元意見。當代民主並非完美，甚至多有破綻，但它卻仍是人類社會數千多年，嘗試錯誤後的最好成果。對於運動的發聲也是如此，重點在於，主事者能否過濾這些雜音，為台灣長期運動發展做下最好、卻未必是最受歡迎的決策。

這時刻讓我想起2018年世界盃足球賽，比利時在16強淘汰賽傷停補時絕殺日本之後，日本球員卻可以抑制住如此巨大的心碎與失望，將休息室收拾乾淨，並以俄文留下感謝的字條。我的反應是：「日本人，拜託好不好，你們是允許發洩的，別再壓抑了！」這也是我在此次超級週日夜之後第一時間的感想。

運動之所以迷人，甚至扮演著類宗教狂熱的角色，就是集體共感共應的經驗所致，適度的情緒發洩該是被允許的。或許這是多數台灣人為了反制網路上「小粉紅」令人厭惡的中國狼性，所發起的反制之舉，以溫情與鼓勵我們的運動員，來凸顯與對岸獎牌工廠的不同之處。但當有些人批評戴資穎金牌賽的「失誤」，就被群起攻之甚至迫而刪文之時，這樣的行徑，也該休矣。

是的，有人會說，將自身的期望加諸在這些已經很了不起的運動員身上了，是很不公平的。我懂。運動員養成的辛苦與付出，無須贅述，尤其許多都是以運動作為其階級流動的賭注，能忍他人所不能忍的動力，值得他們到目前為止一切的掌聲。但運動之所以在當代社會有價值，就是在於其超越個人、集體情感的投射。所以當我們提到國家隊、職業球會時，總會說「我們的」隊伍，但每個球迷都知道自己並非球隊實質的擁有者，或只是因為國族的想像，讓他們成為代替我們出征的戰士（Proxy Warriors）。因此，這個時代下的菁英運動員，不管他們願不願意，來自商業的、國族的權利與義務是相伴而生的。同樣都是運動，但當我們徜徉公園期間慢跑、或是在河濱球場打一場慢壘，那是屬於自己身體的空間，無人當可置喙。但是運動成就伴隨著名聲與利益之時，不管是一日迷或是資深專家，當然都有評論的權利，這也是民主常態。

近幾個月來，大坂直美與拜爾絲（Simone Biles）勇敢而誠實面對自己的不OK，那是時代氛圍所致。當她們在此次賽會中，以她們令人心碎的不完美，提醒著世人，所謂的完美運動員已漸走下神壇，但此時，來自大眾媒體或是社群媒體上「不容批評運動員」的造神氛圍，也不是健康的。

當運動員有說不的權利與表達脆弱時，以及民意紛呈的公共領域，才是運動文化質變真正成功之時。只要不是惡意的人身攻擊，就算是來自一日運動迷的意見，都是運動領域的養分，怎樣不讓這些一日運動迷，不要永遠停留在那一日，那才是重中之重。

在這激情的時刻，原住民的運動才能果不其然地又被提及討論甚至頌揚。還記得2017年世大運時，紅極一時的米田堡基因的研究吧？此次出賽東奧的台灣選手中有13位原住民選手，佔了68名選手的19%，遠遠超過台灣總人口中原住民2.45%的比例。他們在東奧的成就，照例又引發了甚至包含原住民意見領袖在內，大力鼓吹運動作為他們的登天之梯。

各種族間的生理差異，是否能直接轉化成運動能力的展現？至今科學界仍未有決定性的結論。退一步說好了，原住民即便先天上有某種程度的運動發展優勢，當台灣運動發展環境仍如此令人詬病時，我們憑什麼讓他們「被決定」？一個衣錦還鄉運動員的背後，需要踏上同一條路上多少「失敗」運動員的陪襯與陪葬？我們在這最激情的時刻，只把目光聚集在這最少數的人身上，甚至嚷著其他人前仆後繼，那是極不負責的做法。

我們憑什麼灌輸給絕大多數的他們如此虛幻的想像？就直白地這麼問吧：

看著一面金牌2,000萬的份上，你願意讓你的孩子走上郭婞淳這條路嗎？

如果你，還有許許多多已成名的運動員都回答說，「不要，太辛苦了！」的時候，那麼，僅憑種族就產生集體的、窄化的對自我的認識與期許，忽略菁英運動成就需要的遠遠超越可能存在的天賦資質，這種鼓吹和政策是個人一場勝率極低的賭博。

只有極少數的台灣原住民透過運動脫貧，運動場上的原住民過度代表性美化出運動脫貧的可能；而每逢大型賽會勝利的狂歡之後，表象上鼓吹原住民的順性發展，其實是讓台灣社會得以集體迴避種族和原漢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之間的究責。

不要再讓種族先天的羽翼反倒成為國族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奧運該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們見識和思考運動和人、運動和國家、社會間不同的排列組合方式和關係。這場東京奧運的光榮外，反倒襯托出台灣不公平的社會結構，才會有這樣集體動員原住民，給予他們一種唯有運動才是生存策略的「天命」。

尤其國際運動秩序，可能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穩定。就在奧運閉幕日當天，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投票表決通過，未來IOC將擁有更大的權力，得以「紀律問題」為由將某項運動從奧運中移除。雖未明說，但針對的正是此次我們有出色表現的舉重與拳擊這兩項運動。近年來，IWF（國際舉重協會）和AIBA（國際拳擊協會）因禁藥泛濫、貪汙以及組織內部嚴重的紀律問題，早已經成為國際運動組織間的黑名單；如今IOC擁有更大權力下，這兩項運動就是最可能被開刀的目標。如果巴黎縮減名額，洛杉磯甚至刪除了這兩項運動，貿然投入的運動員，赫然發現他們的天命卻是此路不通時，我們如何負責？

同樣的激情，也讓台灣各級單位挾著民氣拼場，成了漫天喊價的場子，那只是一個之前沒做事，事後趕緊補上的遮羞布而已。從全運、亞運到奧運，各級政府秉此思維，只是錦上添花，而又無責的便宜行事。

最後，在這情緒化的時刻，正名之聲再起，但此時究竟是不是一個好的時機？根據政大選研中心的民調，近年來，認同自身為台灣人的比例穩定在6成以上，但是此次轉播以及報導中，媒體中「中華隊」加上「台灣選手」的混用，反而成了台灣媒體內部的妥協機制，光是說出「台灣隊」彷彿就成為一種政治宣示；但另一方面，我們卻可以因為外媒喊出台灣而興奮不已。奧運賽場，正是台灣如此精神分裂的寫照。

理想而言，沒有人希望背著「中華台北」這個荒謬的名字，但是從本屆奧運諸多外媒的報導中可以發現，就因為這名字以及奧會模式的荒謬至極，反倒凸顯了中國對於台灣的打壓與霸道。各國媒體或直呼台灣、或是隨著郭婞淳、桌球、羽球諸將傑出表現之後，撰文介紹「奧會模式」並凸顯兩岸的差異，以後見之明來說，台灣反而得到正面的聲量與宣傳。更何況，2018年正名公投未通過，出賽權就是選手們最疾呼反對正名的著眼點，如今正是運動員聲勢最高之時，在東奧賽場如此傑出的成就之後，更強化了他們出賽權利的優先性。在誰都無法保證正名申請結果的情況下，再推正名公投，並非策略上的最佳時機。

更何況，在最迫切的現實面而言，放眼半年後的北京冬奧，以及2022年接連著的成都世大運與杭州亞運，連續三大賽會都在中國舉行，擺在我們眼前的是更多政治的不確定因素，屆時台灣運動員會面對著中國官方甚而小粉紅們什麼樣的對待？尤其當我們面對強加著的「中国台北」之名時，該將如何應對？而這還是台灣代表隊真能成行的前提下。

東京奧運的點點滴滴，都是台灣面對未來挑戰的養分，但千萬別讓這一時激情，主導了未來台灣運動發展的至高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