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結束3個月了，這段時間以來，運動員的相關消息仍舊留有餘溫：麟洋配的代言資格爭議，郭婞淳、李智凱、楊勇緯、王冠閎、林昀儒紛紛躍上時尚雜誌；大坂直美（Osaka Naomi）、拜爾斯（Simone Biles）的心理狀態持續備受關注，國內運動員也透過《報導者》一系列心理健康的專題報導，讓讀者理解他們脆弱的一面。另一方面，不論是因為疫情趨緩、或是決心與病毒共存的世界體壇，也隨運動員是否有權選擇不接種疫苗再掀爭議。這些現象看來似不相關，但問題背後所體現的，正是當代運動員在個體與社會性之間的掙扎。

運動場外要素紛呈，運動員已不只是展現其運動體能極致肉身樣態的一個身分而已。那，當代運動員還該具有何種「成分」，才足以成為一名「完整」的運動員？要探究這問題，就得從當代運動究竟為運動員搭建了什麼樣的舞台談起。

運動與背後意識型態的轉型，就是構建舞台樣貌的轉變。原本堅持業餘主義底線的國際奧委會，秉持著運動應該以自身「更高、更快、更強」為終極目的，但是經歷了1970、1980年代的慘澹經營之後，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全面開放職業運動員的參賽資格，至此，國族成了商業內涵的華麗包裝，運動員的本質以及階級流動的可能，也從原本僅屬於國家的代理戰士，成為了商業為基底的明星。

羅馬尼亞運動與體育學者魯蘇（Oana Rusu）以羅馬尼亞在1989年西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共產政權垮台後的政治轉型前後為分水嶺，說明羅馬尼亞運動員的角色與社會位階的轉變：之前共產體制之下，運動員以國際賽會成績作為絕對的流動手段；但資本主義下，必須面臨市場機制下各項運動受歡迎程度的變數。

台灣儘管政治解嚴、職業運動運作都已超過30年，黨國資本主義遺緒卻依舊引領著運動發展，因此，運動發展的所有問題都是政府的錯，中油的足球隊、傳言中的中華電信進軍職棒，也都還是相同「國家養」的思維。在二不像的運動場域中，使得台灣運動員面臨著時而得益、時而卡頓的曖昧狀況。所謂的政府照顧，一些運動員被賦予公務員身分，或者安身於教育體系中，成為安身立命、可攻可守的墊腳石。但功成名就後湧入的商業利益，這身分反倒成為絆腳石，麟洋配以公務員的身分能否接商業代言，就是台灣運動員卡在國家與商業間的最鮮明體現。

無人能否認要成為菁英運動員背後所必須付出的努力，但在當今運動繁複體系下，運動員一旦踏上功成名就之路，所面對的許多處境，就不再只是單純的運動而已，光環盡享下，難再以「運動是他們自己的權利（right）」作為說詞；其實整個運動明星體系所給予的是眾多資源打造出來的舞台，菁英運動員這個身分背後所享有的，其實更接近特權（privilege）而非權利了。

對於有些運動員來說，也許只要運用自身天賦或是苦練的成果，盡情沉浸於其中，享受過程也好、自我超越很棒、世界第一更不得了，痛苦、美好，只要單純就好。但，抱歉，當今運動世界卻並非如此運作，既然台灣的大家搶破頭要讓運動要成為「產業」，當然會有伴隨而來的諸多場外課題。

首先就是身體之外的心理問題，當曾經最愛的運動已經不再帶給你快樂，你是否還能堅持著？堅持又為了什麼？能否悠遊地轉換心境以為因應？當大坂直美說到，贏球是鬆了一口氣、輸球則是沉重無比的壓力時，這樣的一條路，是否還是她該繼續下去的？舊金山巨人隊一代名捕波西（Buster Posey）「僅」34歲之齡選擇退休，放下傷痛不堪的身軀，投入家庭，對他而言，想要快樂打球已是困難的事，這樣的不快樂，甚至不是2,200萬美元能交換的。

再者，明星的產製系統中，媒體是必然的存在，對於一些內向的人來說，面對媒體可能是令人厭煩的差事，但媒體卻也是成就當代運動英雌與英雄們的必要紅毯。經過百年的演變與共生，運動和媒體早已是密不可分的複合體，媒介化的形式，也成了我們理解運動的方式。所以當樂天洋投霸林爵在9月底因個人因素婉拒單場MVP訪問之後，顯然踩了紅線。不管是個人迷信、不善言辭還是不想要與啦啦隊共舞的尷尬，在此生態下，這都是難以過關的託辭，因為媒體公關已是當前職棒球員的工作內容的一部分。

儘管新媒體、社群媒體的出現，讓運動訊息傳播以新的形式挑戰傳統的直線傳播，記者、大眾媒體只是一個選項、而非必要。但不可否認，儘管在式微之中，但當今大眾媒體依舊有其影響力，尤其在台灣，運動員與運動媒體由於兩者長期都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彼此存在著相濡以沫的革命情感，於是台灣的運動媒體多半報喜不報憂，若真有憂了，或者噤聲、或者移轉他線記者處理。少數運動員選擇走上不同的路，跨越一切媒體守門人的方式而自行發聲，如謝淑薇自從2016年里約奧運前夕的記者會與國內媒體決裂之後，就以自身的粉絲團成為對外的傳播管道，少了應對媒體的包袱，她倒也自在。然而，多數的運動員並非能擁有如此「做自己」的空間。

不管國族認同任務的賦予也好、社區集體情感的投射、或是資本主義市場下的明星商品化符碼，造就今日菁英運動員有著超越極致生理展現的意義。既享權利必然承擔責任，尤其是菁英運動員所享的可能已是特權之時，他們所承受的責任甚至制約，必然更加巨大。哈金斯（Brett Hutchins）與羅維（David Rowe）兩位澳洲學者在評論當代運動員時說到，運動員既從公眾身上獲取利益，那麼也必須承擔對公眾的社會責任。在此環境下，新聞媒體更不應逃避監督之責。運動員不能只在對其有利的狀況下主張利益，但卻在需要監督與批評時逃避。確實，未來若大眾媒體全面棄守，訊息流通被個人社群媒體取代，運動員（或所有公眾人物）得以選擇性地製造與接收訊息，這樣的權利與義務顯然難以對等。所以，在公眾利益的前提下，運動員必然會面對一些不舒服的問題，但這就是代價。

運動員心理狀態成為公眾矚目焦點之後，其實，也正是他們在東京奧運後的影響力依舊，因此在生理之外、看不見的心理狀態成為需要大家關注的面向，這是運動場域獨尊陽剛而強硬（tough）的重要轉向，一方面「不OK是OK的（It's OK not to be OK！）」，另一方面，這也是運動從群體性，轉向個體性內思的重要里程。然而，當一場千年大疫出現，甚至連有了疫苗卻都如此令人茫然之時，運動員在個體與社會群體性之間的平衡，出現了新的課題。

自NBA開季年的訓練營開始，布魯克林籃網隊 （Brooklyn Nets）球星爾文（Kyrie Irving）未接種疫苗的狀況就備受檢視，甚至引發球隊老闆蔡崇信直接下令，禁止他參與球隊活動，自此仍未在NBA賽季中登場。就當球迷們開始淡忘爾文之後，NFL綠灣包裝工（Green Bay Packers）的超級四分衛，也是2020年聯盟MVP的羅傑斯（Aaron Rodgers）在萬聖節派對之後也驚傳染疫，也才揭露了他一路欺瞞，甚至在受訪時以「我已『免疫』」（immunized）而非「接種」（vaccinated）一詞來回應記者提問，就是刻意以話術來欺瞞大眾，掩飾他從未接種但卻享有已接種球員免受防疫規定的事實；即使染疫確診後，羅傑斯仍以各式藉口搪塞不打疫苗的決定，使他成為眾矢之的。網球球王喬科維奇（Novak Djokovic）也因其對疫苗不信任的態度，與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防疫政策相左，明年若要尋求澳網衛冕，仍必須接受14天的隔離和每天PCR檢測，而接種過疫苗的選手則可自由入境，無須再接受相關隔離與檢測。

備受矚目的超級巨星們也許在疫苗這事上儘管引人側目，但仍有發語權，而邊緣的菜鳥和後補球員可能就連話語權都沒有了。NHL紐約島人隊新秀懷爾德（Bode Wilde）為全隊上下唯一拒絕接種疫苗的球員，他還在社群媒體上影射球隊是因他未接種疫苗，而不讓他參與訓練營，並指控球隊此舉違反人權。此事件之後，球隊索性將他租借「流放」到瑞典第二級聯盟的球隊。而爾文在疫苗事件的後續發展中，話鋒一轉，由他自己個人選擇，轉向「為因疫苗政策而失去工作權的勞工發聲」，把自己的高度拉高到疫苗與工作權的議題上。而這確實是COVID-19肆虐近兩年來，在全球這個疫情階段逐漸發酵的議題，也是以身體作為生產工具的運動員成為第一線看板人物的新難題。

以世界各大職業運動聯盟來說，NHL迄今已有99%的接種率，屬其佼佼者，主要仍是透過經濟誘因，因為工會與聯盟達成共識，若NHL球員因染疫而停賽的期間，球團將可能不用支付染疫球員薪資。另外，NHL是北美洲職業運動中加拿大球隊最多的聯盟（7隊），倘若有人確診，美加邊境管制會更增加球隊戰力的變數，而冰球文化十分強調隊友間彼此照應，別給他人添麻煩，因此冰球球員施打率也較其他運動來的高，也正是群體與個人之間折衝下的結果。

這時代下的運動員面臨著「你的身體不是只屬於你自己的身體」，但如果「你的心理還是你自己的問題」那無疑給了他們更大的後顧之憂，尤其當運動產業愈加成長，附加的元素更加多元之後，當代運動員身心都鑲嵌在更大、更複雜的關係之中。所以我們在培育運動員的歷程中，不是等他們功成名就之後才來緊急惡補心理諮商、媒體應對等等場外課題，而是讓他們及早理解自身所處的運動（員）與社會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