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奧男子羽球雙打奪金的「麟洋配」，因為具有土地銀行球員的公務員身分，能否代言商業廣告引發議論。事實上，從具警員身分的知名球評石明謹遭到懲戒即可看出，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存在多重標準模糊空間，治本之道是修正《公務員服務法》，才能避免一再發生雙重標準。

在各界希望為「麟洋配」解套之前，應先探討最近的案例：長年在電視擔任球評的台北市警局交通大隊警員石明謹（暱稱左盃），因去年（2020）被檢舉違法兼職，經懲戒法院於今年7月21日判決降一級改敘，罰款20萬元。此案已凸顯《公務員服務法》的問題出在「提供長官濫權空間」、「規範簡陋落伍繁瑣」及「欠缺合理審查管制機制」。

關於左盃遭受懲戒的理由，可藉由以下的制度結構標準來整理脈絡：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110年清字第29號懲戒判決中指出，「石明謹於任職期間，未經服務機關許可違法兼職」，所違反的規定有二：

其一是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

「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其二是違反同法第14條之2第1項前段：

「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

原因則是「自108年1月10日起擔任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紀律委員會委員，每次出席單場會議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約1,100元，迄至110年5月18日止已出席5次，共領取5,400元」。法院認為，左盃可以擔任NGO組織、而且有出席費的職務，但是左盃拿不出「經過服務機關許可」的證據，導致違法。

多數輿論認為，左盃是因為拿了「出席費」才受罰，實質不然。在兼職規範中，有沒有拿錢，和會不會被處罰並不具有絕對關連性。

《公務員服務法》第22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可知，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加上「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無論是工作上或工作外的行為，皆可受懲戒處罰。

而銓敘部於民國88年12月28日（88）台法五字第1841054號函釋指出：「⋯⋯公務員如違反上開規定（公務員服務法），則得依同法第22條規定，由各機關依情節輕重逕予懲處，必要時，得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審議；換言之，公務員是否違反該法及是否懲處，應由各機關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衡酌實情認定。⋯⋯」

觀察上述制度脈絡得知，法院可以審判有沒有懲戒的必要，銓敘部負責解釋哪些行為能做跟不能做，而公務員服務的機關則可以先做公務員違法與否、給予懲處的判斷（以左盃的案例來看，就是台北市政府及所屬警察局）。而左盃的判決，是法官檢閱銓敘部及台北市政府提供的資料後，判斷只要具備讓「民眾有公務員不專心公務，政府機關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就是「嚴重損害政府信譽」。而這些觀感的依據，是由被懲戒者的機關台北市政府，和另一個只能不斷被動補充函釋決定的銓敘部決定的，並非真正的社會觀感。導致一個優秀的球評，卻被機關和懲戒法院認證為「嚴重損害政府信譽」。

至此，我們觀察到這部《公務員服務法》的兼職規範洋洋灑灑，錯綜複雜，用刻意與社會通念保持距離的畸形邏輯運作，根本目的是讓上對下的組織階級關係深入到各種私人領域，讓長官的好惡勝過社會價值的判斷。

王齊麟與李洋，明明是運動員，是土地銀行球隊的隊員，又不是像石明謹一樣「經考試任用」的公務員，為什麼要受到《公務員服務法》的限制？這個問題的發生依然來自於強調服從及控制導向的威權制度設計，並沒有隨著時代變遷而轉型之故。

《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亦即，被該法規範應該要有兩個要件：一個是「受有俸給」，另一個則是「身為軍人、文職人員和在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三類型人員之中。這套制度設計的背後理由，來自「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爾俸爾祿，民膏民脂」，恰如其分地合於傳統中國官場倫理價值。

在封建時期，部分產業完全交由國家控制，以至於公營事業與公務機關界線不明，形成「到處都有政府管制，到處都需要官」的現象。《公務員服務法》於1939年制定時的背景，還處在中華民國建國初期的紛亂年代，將部分國家治理結構承襲清末的封建體制設計，是國民政府不得已的路徑依賴。

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台灣繼受傳統大中華管理制度思維，即便於1980年代前後開始順應世界潮流將公營事業逐漸公司化、民營化，仍難除封建時代陰影。

依據《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國營事業如下：一、政府獨資經營者。二、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者。三、依公司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者。」同法33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考核、退休、撫卹、資遣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

恰巧，土地銀行是100%由政府獨資，是扎扎實實的國營事業，因此，人員的進用與管理，就依據《財政部所屬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員進用辦法》辦理；又依據該辦法第3條第2項：「各機構職位列等第五職等以上者為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之職員，職位列等第四職等以下者為純勞工身分之工員。」然後，再加上《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第2條規定：「凡經奉准實施用人費率薪給之各機構，其人事管理，除適用《刑法》及《公務員服務法》有關規定外，均依本準則之規定。」

王齊麟和李洋是土地銀行球員，兩位球員在銀行列等達五職等以上，土地銀行正好也是實施用人費率薪給的機構，於是他們就這樣雙雙成為被制度認證的「金牌聖筊公務員」。明明沒有考過國家考試，也沒有想過要在政府內謀個一官半職，卻「意外」被納入《公務員服務法》的規範內。

因此，麟洋配受到《公務員服務法》限制，如果當代言人且具有「幫忙推銷」的事實行為，可能將受到處罰。

悠遊卡公司日前推出的「麟洋配」紀念套卡，是以肖像權授權方式與東京奧運羽球男雙金牌選手王齊麟、李洋合作。（圖取自悠遊卡公司官網www.easycard.com.tw）

各式各樣的新興產業發展，商業牟利模式改變，導致「經商」與「兼職」之概念時常重疊，不易區分，各種弔詭的函釋便開始層出不窮，這些不易發覺的行為地雷，累積到了2016年已經達到87種態樣之多，而且還在持續增加。例如公務員想增加業外收入，可以偶爾跑Uber Eats，不能當Uber司機；以街頭藝人表演換取報酬的行為展現自身技藝並獲取報酬，並不違反禁止經營商業規定等等。

制度的紛亂加上與社會價值背道而馳的判斷邏輯，使任何特殊舉動均會飽受蒙「因人設事」的質疑。例如台北市政府曾函文詢問銓敘部能否派公務員上節目領車馬費，得到「公務員如經常性被指派參加電視節目，是否影響本職業務之遂行或易引致社會觀感不佳等，應由各權責機關本於權責加以衡酌，尚不宜將負面影響歸責於該公務員」的答案。於是，派機要人員上節目宣傳施政被允許，選舉期間各地方政府首長出書打書也都不違反規定，基層警員當球評卻要被懲戒。

申言之，即使依循制度邏輯，「可以在下班後短期性的打工，讓麟洋配拍廣告的空間」；或是「由土銀派麟洋配去幫台酒代言，『奉派兼職』收入繳庫後用，獎金或加給讓選手能拿到代言收入」；還有另闢蹊徑的「企業聯盟方案」，不管怎麼做，都是為選手的代言行為蒙上陰影，拚得榮耀成績卻得飽受閒言閒語，對選手來說根本是種羞辱。

以美國制度為例，美國《文官改革法》（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of 1978）強調功績制原則，並規定具有權力影響人事處置的管理者須禁止11項人事行為（日後增至13項），以充分保障公務員。其中之一是「禁止其他歧視（other discrimination: conduct not adversely affecting performance）」，私人行為若未影響公務員本身績效或他人工作表現，應受到保護，不以此行為遭受處罰。

目前，公務員如利用權力、公款或公務上之祕密消息而圖利，早可藉由回《刑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如果擔心非職務上行為有利益衝突，那《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也在2000年時公布施行，且於2017年也有大規模修正。顯而易見地，《公務員服務法》已經不具備有效防弊的功能，反而有助於整肅內部異議分子。還有，政府內的工作者看似都有公務員的外觀，但實際上的官階等級、待遇條件、責任輕重並非全部相同，應該有個別規範，而非一體適用。

以英國制度為例，政務官有政務官的管理法、考試及格的公務員有它的規範、屬於勞工身分的公務員也有自己的規範，依據不同的身分、地位和工作屬性，必要規範的再規範，沒必要規範的就鬆綁，方不至於彼此相害又總是被說因人設事。而在必須遵守的共同原則面，可嚴格限制不得於執行勤務時間經商兼職即可。

銓敘部隸屬於考試院，處於文官制度維護者的立場，而不容易設身處地理解各政府機關實際上的運作情形，導致弔詭的解釋事項層出不窮，多做多錯。在細部的行為限制面向，各機關最了解自身業務特性，故給予「秉權責衡情酌處」的空間是第一步，但更關鍵的應該是，對修訂或訂定有關公務員權利義務內部規定之前，讓公務員有參與之權利。

以德國為例，有關機關內秩序與公職人員行為之規範，需由機關長官與公務人員代表達成協議才能執行。是以，到底哪些職務外的兼職行為可以鬆綁，哪些不行，由機關與公務員「共同決定」合理兼職範圍，再將結果公告周知由社會檢驗，才是適切的作法。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教授阿維賽．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所著的《有品社會》一書指出，「困擾我們的問題不是官僚機構是否令人生厭，而是他是否包含著羞辱人的成分」。

台灣現在的文官制度，用一元化的管理方式邏輯，針對特殊人物與特殊事件屢屢開啟例外，不但沒有顧及社會觀感，更有利於優勢地位者鞏固地位，彷彿戒嚴時期才會發生的事件，三不五時在政府內上演，正是對民主台灣的羞辱，更顯示制度的沒品。我們誠摯期待，台灣的文官體制能夠成功轉型為尊重人而非羞辱人的制度，要揮別晦暗過去持續前進，應速從修正《公務員服務法》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