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法庭戲中，相較於積極主動追訴犯罪或為當事人辯護的檢察官、律師角色，法官大都只是在辦公室研究案情、在法庭上聽訟並且不告不理，因而在劇情鋪排與人物塑造上不僅困難，而且不討喜。

截至目前為止，以法官為主角的戲劇之中，我認為較為成功的是2018年上映的韓劇《漢摩拉比小姐》與2021年推出的日劇《鴉色刑事組》。這兩齣戲完全顛覆法庭戲的傳統，不僅劇情本身非常有趣，而且都精準傳達了我在〈官僚、良知與AI危機─從《派遣女醫-X》看見法官價值〉一文中所說，好法官所應具有的仁心──熱忱憐憫、富同理心。

《鴉色刑事組》改編自淺見理都所創作的漫畫，故事描述入間道雄（竹野內豐飾）是個常為查明事件真相而親自進行現場驗證的刑事庭法官。在重視績效、必須迅速有效地處理案件的審判文化中，他這種不按牌理出牌、不在乎上級考評、不懂得仰承上意，與穩重的法官形象相去甚遠的行事風格，成為法界的「異類」人物。

嚴格說來，或許是為了讓劇情活潑有趣，或許如此才可以讓入間道雄主導審判的進行，也或許想要藉此演示第一刑事部不拘一格的作風，該劇對於法官角色、法庭訴訟進行及證據調查方式，有許多明顯誤導、悖離法律規定之處。

例如，依法合議庭應由庭長或資深法官擔任審判長，自不可能由入間道雄或坂間千鶴擔任。再者，為了平反一件多年前的冤案，坂間千鶴遊說已自殺身亡的被告的妹妹向法院聲請再審，則依照法律及倫理規範，坂間千鶴、曾任該確定判決陪席法官的駒澤義男都應迴避該案的審判。又日本刑事訴訟採行當事人進行原則及起訴狀一本，檢警偵查所得的證據資料不會一併移送給法院，則不太可能如劇情中所述，由法官一再進行所謂的「依職權調查證據」⋯⋯。

在台灣，會發出「啊！啊！啊！」叫聲的烏鴉是不討喜、不受歡迎的；或許因為外觀看起來整隻是黑色的，更被當成是不祥的象徵。然而，日本古籍《古記事》及《日本書紀》中記載首位天皇──神武天皇曾經在戰役中得到從天神派來的烏鴉幫助，裡面記載的這隻烏鴉有三隻腳，被稱為「八咫烏（やあたからす）」，後來一直被視為「立國神獸」，《鴉色刑事組》劇情中也提到了「渡鴉的創世神話」。神話中的烏鴉，隨心所欲地創造的世界，用牠的智慧，將光、水和火賜予人類，是無拘無束、獨特而自由的象徵。

日本裁判官的法袍一如歐陸許多國家一樣是黑色的，片名《鴉色刑事組》即是比喻入間道雄及其所屬第一刑事部所扮演的烏鴉般角色。也就是說，該劇以現實社會中所不可能出現的「入間道雄」，藉由他無拘無束、不甘服於當個生產線法官的個性，以及他所屬合議庭辦案的熱情與挖掘真相的本事，控訴日本司法體系在科層組織、陞遷文化的運作下，法官們被形塑成順從、自我抑制、期盼獲得資深法官或上司青睞、機械性執法的文官性格，因而造成冤案、官僚殺人。

對於許多人而言，看到《鴉色刑事組》，很自然會聯想到這是法官版的《HERO》。2001年推出的日劇《HERO》，描述一名中學畢業、上班時喜愛一身便服與牛仔褲的檢察官久利生公平（木村拓哉飾），在偵查犯罪的過程中，常以他獨特的視角和洞察力，讓事實的真相大白。

《HERO》播出時引起非常熱烈的迴響，甚至影響了許許多多台灣的司法人員，只要提到「HERO」二字，總代表一個令人期待、「精緻偵查」的檢察文化。多年後，電視台又陸續推出了特別篇、第二季劇集，甚至也有電影版的《HERO》。

比較《鴉色刑事組》與《HERO》，可以發現幾個共同點：身為主角的法官與檢察官都是高中未畢業，並不是一般認知中所謂的「學霸」或法界菁英；兩人的行事風格都獨樹一幟且不修邊幅，也不會結黨營私，更不在乎所謂的晉升、遷調；他們都富有想像力，並熱衷於探究事物的本質，查案時注重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不受事件表象、辦案期限或社會輿論壓力所左右；兩人或愛捐地方稅收集名產，或熱衷電視購物，而且這種生活經驗都在相關案件中發揮了作用。

兩位男主角高中都沒畢業，卻可以擔任人人稱羨的法官、檢察官工作，這部分劇情是否失真？其實不然！依照修正前的台灣舊制，縱使不是法律系所畢業生，只要通過檢定考試，一樣可以取得司法特考的應試資格。因而，過去有少部分法官、檢察官的學歷並不高，例如由前最高法院院長王甲乙的自傳《我的奮鬥人生：從小工友到最高法院院長》可知，他的學歷相當於入間道雄或久利生公平。

台灣舊制的檢定考試仿效自日本。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便實施法官、檢察官、律師的法曹資格一元化養成制度，也就是通過三合一的司法考試後，會在最高裁判所轄下的司法人員研修所統一修習一年，及格後再依其志願與成績應徵為法官、檢察官或律師。至於得以參加司法考試的人，目前除了修畢法科大學院（Law School）的人之外，通過司法考試預備測驗（相當於台灣舊制的檢定考試）的人一樣具有應試資格。

當然，這兩齣戲的主軸，在於說明這兩位法官、檢察官迥異於法界菁英們的生命經驗與人格特質，得以洞悉人性、體察人生百態；再加上兩人無畏權勢或異樣眼光、鍥而不捨的精神，得以求真求實。這不禁讓人重新省思：刑事審判的目的為何？既然都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分設檢察官、法官來探究真相，從司法運作成本、維護政府權威角度來看，豈有合理可言？法官、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究竟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其倫理分際為何？

刑事訴訟的目的在「毋枉毋縱」、「開釋無辜，懲罰罪犯」，而為達其目的，發現實體真實（事實真相）是其要務。然而，人類記取執法者對正義渴望所形成刑訊（求）逼供文化、恣意擅斷所造成冤獄不斷的過往教訓，要求權力應該分立、制衡，並禁止「不計代價、不問是非、不擇手段」的探求真相，於是自18世紀開始各國陸續有了檢察官的設置，俾以監督警察、制衡法官，讓警察、檢察官與法官在犯罪的追訴及處罰上，各自有其職權分工。

怎麼說？為了實體真實的發現，早期人類社會大都採取糾問制度（Inquisitorial System），刑事程序由國家職司裁判的機關開啟並主導進行，無偵查、審判階段之分，被告僅是裁判者審訊的客體而已，無所謂訴訟「當事人」的概念。同時，裁判時採取「自白斷罪主義」，被告自白是法定證據，亦即非依被告自白，法官不得為有罪裁判，則為取得被告自白，對其嚴刑逼供在所難免。

有鑑於此，歐陸社會自啟蒙運動後，深刻認識到刑訊對人的肉體甚至是生命可能的危害，於是廢除拷問、自白斷罪主義，並導入藉推論與綜合判斷間接證據（證人目擊被告持刀殺人，乃直接證據；證人只目擊「被告手持沾血刀子離開兇案現場」，則屬間接證據），亦可定罪的方式。而因為間接證據的取得來源已經不是被告自身，而是任何與犯罪事實存有關係的人際網絡、生活領域，法官無法再負擔日益增加的工作量，遂一併引入了檢察官之制，控訴式的訴訟制度於焉形成。

對照之下，台灣在傳統中國法的統治下，漢人的司法正義觀是期待像「包青天」這樣「有德且賢能」的「父母官」，從事包括刑訊在內一切必要的糾問，且不應受限於官府規定（國法），而必須是衡情酌理後斷罪。也就是說，縣太爺、督撫等帝制皇權委任的地方官，被皇帝及民眾所期待的是：具備因地制宜、洞悉人性的手腕，因為「法」並不是正義的最高判準，一位好的「父母官」應該還要參酌民間習慣或情理，於個案中尋得一個平衡各方利益的解決方式。

日本明治維新時，為了廢除西方列強的領事裁判權，開始仿效歐陸法系。而直到日本於1896年訂頒《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由設置於法院內的檢察官為偵查、起訴，法院內的判官為審判，且程序上允許律師為被告辯護後，台灣才首度出現「審檢辯分立」的控訴式制度。其中法官是不告不理，被期許基於中立、聽訟的角色從事審判，蒐集證據、調查證據主要是檢察官的職責。

當然，法官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各國受其歷史文化、民風習俗等因素的影響，自有其差異性，至少英美法系與歐陸法系的思維即有不同。因而，迄今為止，德國、日本與台灣等歐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法》，都有法官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的規定。雖然如此，類似入間道雄所屬合議庭這麼積極地依職權調查證據，無論在日本或是台灣，都是極為例外的。

入間道雄會這麼積極地行使職權，是因為他從法庭的審判過程中，發現檢、辯所提出的證據仍不足以釐清、判斷事實真偽。何況被告縱使有罪，他∕她犯罪的動機、手段、與被害人的關係等諸多事項，在在影響著被告的刑罰決定。因為量刑的對象是「人」，即便法庭上出現的只有眼前的被告，但在被告身後還存在著許多與被告命運相連、活生生的生命個體，自應就此詳予調查。不過，如果入間道雄遇到的是《HERO》裡的久利生公平，他或許就不用這麼辛苦了！

以《HERO特別篇》為例，劇情從久利生公平被調到山口縣虹浦支部刑事廳開始。虹浦鎮是個臨海、平靜的鄉村，鴨井產業集團在當地興辦百貨、超商、客運等各種事業，地方的半數居民都仰賴它維生，得以安居樂業、不致人口外移。就在此時，當地卻發生一樁外地旅客遭到殺害的命案，因為是相隔11年才又發生兇殺事件，引起了各界關注。

警察很快地查到鴨井產業的執行董事瀧田涉嫌犯罪，但因為他平時為人和善，又常代表公司舉辦各種公益活動，當地居民都很感謝他，不相信他會殺人。久利生公平的檢察廳同僚們原本還在抱怨平時沒有可以一展長才、贏得長官關愛眼神的社會矚目案件，這時卻擔心得罪當地居民，紛紛打退堂鼓，偵訊瀧田的工作只好落到久利生公平的身上。

瀧田自始坦承犯行，表示是因細故而殺了被害人，並請求檢察官盡快起訴他；當地居民因為愛戴瀧田，又擔心地方經濟受影響，人人不希望他被起訴；檢察廳同事們受迫於居民的敵意，加上依照瀧田供述的犯罪情節，符合正當防衛的要件，乃主張予以緩起訴，如此不僅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更可以平息眾怒。

如果從前述傳統中國法的思維來看，在因地制宜並考量犯罪地的風土民情後，對瀧田緩起訴、讓他不用入監服刑的做法，確實是最佳解決方案。只是，執法人員的使命與倫理誡命，應只憑真相與法律斷案。何況久利生公平從兇刀是郵購的特製品等情況，覺得瀧田的供詞有問題。在眾人議論紛紛，久利生公平甚至遭到憤怒居民毆打的情況下，他依然故我地持續追查，因而發現了意想不到的線索，並感染了每一位同仁。

被告已經自白犯行了，檢察官為什麼還要卯足了勁？被害人這麼令人討厭，施以私刑不正是實現正義？只因為檢察官為追訴犯罪，自應盡最大地努力，查明事實原委，才能決定是否將一個人送上法庭受審。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管被害人是否令人討厭，被告的身分地位如何，任何人都沒有權限採取私刑正義，只要犯了錯，就該接受法律的制裁。

至於久利生公平為什麼可以單憑一把兇刀，找到破案的關鍵符碼？其實，任何社會事件都是事出有因，執法者自應耙梳、整理事件發生的脈絡事實，佐以日常生活的經驗（例如，久利生公平依其電視購物的經驗，得知該把兇刀是特製的，不可能如瀧田一開始所述，是由被害人帶來的），參採地方習俗或交易習慣，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自有機會尋得真相。

反之，如果執法者辦案時有先入為主的偏見、習慣性地去脈絡化思考，雖然可以省時省力、結案快，但偵查、審判結果的悖離事理，甚至造成冤抑，也不令人意外。由陳昭如所撰寫的《被搶劫的人生：蘇炳坤從冤枉到無罪的三十年長路》一書即可得知，人類司法史上少見經國家元首特赦後又再審改判無罪的蘇炳坤，他當年蒙冤受罪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執法人員盲目的偏見與刑求逼供。

在入間道雄方面，他雖然因為角色的不同，無法如同檢察官一樣指揮警察辦案；但他的審判之所以為人激賞，正是因為他的斷案風格與久利生公平有異曲同工之處。亦即，當入間道雄的法官同僚們在績效壓力下，不願意誠實地面對案件、面對當事人，無視案情疑點或當事人證據調查的聲請，而只是機械性地過水、虛應故事地走一趟審判程序時，他卻基於對這份工作的熱愛及體認其神聖性，或是真誠地傾聽當事人聲音，或是積極主動地挖掘真相，或是充滿人性關懷地曉以大義。

同樣是只憑真相與法律斷案，入間道雄在審理某件傷害案件時，檢察官起訴主張：

被告有多次竊盜前科，在具保期間又因竊盜而遭查獲，被告挾怨報復，在河濱用石頭砸了目擊者頭部兩次，造成被害人留下記憶障礙的後遺症。

被告則辯稱：

被害人雖是指證我犯罪的目擊者，但她是我的小學老師，我並沒有因此懷恨她，這次是我發現她偷竊，希望她歸還物品，才去勸阻，她卻惱羞成怒，追打並讓我跌倒在地，我為了自保，拿石頭砸了她一下。

入間道雄及其所屬合議庭當然不會這麼做，他們除了將原本分由不同法官承審的竊盜案、傷害案併案審理之外，還使出了「招牌武器」──依職權調查證據。他們一方面親赴（法律上稱為「履勘」）犯罪現場，搜查河裡有無遭棄置的贓證物，他方面則傳喚被害人的丈夫到庭作證，再加上其他種種努力，終於真相大白。

正如前述，法官在法庭上審判的只有眼前的被告，但背後與被告命運相連結的，還有許多的親友。本件最難能可貴的，就是入間道雄的合議庭除了對被告做出妥適的量刑之外，更藉由法律賦予的「說諭」權限（日本最高裁判所訂頒的《刑事訴訟規則》明訂審判長在宣示判決後，得對被告就其將來施以適當訓誡的權力，此為台灣法制所無），讓被告坦然面對自己因為獨立照顧女兒、婆婆而有輕微的憂鬱症及「偷竊癖」，並勇敢地向丈夫說出自己的苦楚，讓被告在接受療養後，一家人有機會重拾幸福的人生。這真是審判智慧的最高展現，完全符合我倡議的「刑事審判八要」的努力方向：

不只要關注細節，更要掌握全局。 不只要大膽假設，更要小心求證。 不只要探求真相，更要程序正當。 不只要罪刑相當，更要修復正義。

法官是國家唯一可以合法剝奪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的人，從事的是神的工作。從律師轉任的入間道雄正是深刻體會到法官職位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榮耀，才不畏權勢、秉持良心，努力地實踐著往生後備受推崇的台灣法官林紀元所說的：「在法庭内、在判決中、在社會上，除了有法律專業的邏輯之外，更要有人性溫暖的關懷」。這意味法官透過庭審活動及判決論述，不只應尋得正義，同時應以其人性關懷，盡最大可能地得到當事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