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目前正推動「國民參審制度」，俗稱國民法官制度。《報導者》記者實地觀摩新竹、台南地院的國民參審模擬法庭，也透過多位實際參與者的經驗，爬梳未來的法院風景。

首先，當一大群國民法官候選人收到通知書，並依照日期來到法院後，就要展開「選任程序」了。

顧名思義，選任程序是決定誰能當上最後的6位國民法官，但決定方式並不是「選出適任的國民法官」，而是「踢除不適任的國民法官」，也就是刪去法。首先要刪去的，就是與案件當事人有親友或利害關係的人，接著檢辯雙方將透過「訊問」過程進一步篩選。

假如你看多了美國法庭劇或好萊塢電影，應該很期待選任過程，因為銀幕裡的檢辯雙方老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又機鋒百出的問題。像2014年電影《大法官》裡的小勞勃道尼（Robert Downey Jr.）就問陪審團候選人，「各位的汽車保險桿上有沒有標語貼紙？有的話，你的貼紙上寫什麼？」其中一位中年男人的貼紙是：「妻子與狗失蹤，尋找狗」。

小勞勃道尼在電影中飾演一個無良律師，滿腦子只有輸贏，價值觀不太政治正確，婚姻關係也不睦，所以他偏好眼前這個跟他品味有點相似的男人，而不是其他展現出中規中矩正義感的「好人」。小勞勃道尼相信這傢伙更有機會讓他贏得審判。

當然，現實不比電影，美國的「陪審制」與台灣正在試行的「參審制」也不一樣，但共通點是檢察官、律師都可以對陪審員、國民法官的候選人提問，並綜合考量他們的生活經驗和背景，來認定並排除他們心目中不適任者，而且做出這個決定時可以不附理由。

台灣的檢辯雙方在模擬法庭的選任程序中，確實問過一些有趣的問題。以台南地院模擬法庭而言，檢方屢次詢問候選人「你看過《搶救雷恩大兵》嗎？」讓人納悶。事後檢察官李尚宇受訪時解釋，這是因為案情與槍械有關，檢方想知道國民法官對槍械使用有沒有基本認識。

台南地院模擬法庭的檢辯雙方也提出許多用意相對明確的題目，例如對於「殺人償命」的看法、會不會輕易相信媒體播報的社會新聞、猜一下我國的起訴定罪率，以及是否相信鑑定結果？如果兩造各執一詞，或案件只達到令人「合理懷疑」的程度，將怎麼做出判斷？

也就是說，法律知識不足的人不一定就不能當國民法官，更重要的是有沒有基本的邏輯思考能力，以及會不會綜合判斷證據。

在台南地院模擬法庭上，一位年近50歲、從事電子業的國民法官候選人就在選任過程中表示，他在當天來到法院之前，都不知道檢察官是做什麼的，以前還以為檢察官就是法官。最後無論是檢方或辯方都沒有排除他，讓他成功當上了國民法官。

但無論電影或現實，陪審制或參審制，選任程序有時難免變為兵家必爭之地、審理的前導戰。

曾任法官多年、現在已轉任律師的張永宏是《國民參審法》草案的起草人之一，今年5月赴新竹地院觀摩模擬法庭後，就直指檢辯雙方的訊問方式都不符合立法原意，「感覺兩方都在挑『我的好朋友』的國民法官，」他強調，制度的原意是排除極端值，不應該變成「他不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要！」

新竹地院模擬庭的是一起暴力案件：被告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嫌前方的車速太慢，害他追撞上；肇事後把前方駕駛拖下來打了一頓，再開車逃逸。辯方問國民法官候選人的問題包括：遇到危害道路安全的人會不會被激怒，以及平常看新聞時會不會想瞭解加害人的動機等。

但在心態上，張雯俐也坦言，「就像出證的時候，檢察官出的是不利被告的證據，我們一定是出有利被告的，要公正的是法官，法庭上一定有個勝負，為了讓被告刑度較輕、對他有比較優等的待遇，我們希望國民法官公正，當然內心多多少少也希望他向著我們。」

並不是只有辯方才有這種想法，就連選任程序看似平靜的台南地院模擬法庭，檢察官李尚宇也認為，理想上當然希望由公正客觀的人來參加審判，但光從美國陪審團的運作狀況就可以看出，「大家都是拼命在挑那些有成見的人進到審判裡，大家都是想要贏。」李尚宇也坦言，假設檢方希望某個案子求處死刑，可能就傾向排除不認同死刑的國民法官候選人。

事實上，依照《國民參審法》草案規定，選任程序並不公開，目前由於只是「模擬法庭」，法院為了讓各界觀摩、指教，才把不公開的程序如選任、評議都公開，透過大螢幕轉播給旁聽席觀看。

台灣陪審團推動協會創辦人鄭文龍便質疑這種「祕密選任」的方式，也認為就他目前看過的國民參審模擬法庭，檢辯雙方訊問國民法官候選人時，經常沒有節制，有時幾乎問到心證的核心，想預測這個人對這個案子會怎麼判。

橋頭地院模擬法庭的檢察官鄭子薇則有不同的意見。她認為太中性的問題反而無法揪出極端值，而且就算有國民法官明顯是某一方的「好朋友」，這個人不就會被另一方排除掉嗎？

鄭子薇較擔心性別比例失衡的問題，而這也是今年這波模擬法庭裡常被注意到的現象。例如，台北地院模擬法庭的6位國民法官裡只有1位女性，受命法官邱筱涵說，雖然平時由3位職業法官組成的合議庭也可能有「全男或全女」的問題，但國民法官判斷案件時不會直接從「法」的角度切入，而是「情」和「理」擺在前面，所以性別比例確實可能影響案件結果。

邱筱涵說，台北地院模擬的案件是一對夫妻因為貸款事宜發生衝突，丈夫便到廚房拿菜刀砍傷太太，全案爭點在於丈夫到底有沒有殺人犯意，這決定了他是殺人未遂或傷害罪，「評議時就發現男生都會問說：『是不是老婆做了什麼事？』但女生就會覺得：『不管怎樣你都不能殺我啊！』」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身分，有時候可能很難單獨歸因，性別也許是其中一個因素，也許不是。但就記者觀察新竹地院模擬法庭，確實有這類「性別差異」的巧合現象。新竹地院模擬的案子是被告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撞上前方的車之後，認為是對方開不好才害他撞車，就把對方駕駛拖下來痛打一頓。由於被告是一位身材龐大的男性，他毆打的對象是一個嬌小的女性，「體型懸殊」這一點在法庭上很受矚目。

但並不是所有人對這點的解讀都一樣。包括備位國民法官在內，新竹地院模擬法庭共有2位女性、6位男性國民法官。男性國民法官多半認為，既然兩人體型、體力那麼懸殊，被告要狠狠傷害被害人應該很輕易，被害人的傷勢卻沒那麼嚴重，可見只是普通的教訓一下。有人說：「身材差這麼多，真的要打也活不成。」有人說：「應該打一下就受不了了，應該沒有打得多嚴重。」

但女性國民法官在評估當事人的處境時，投射出較多的被威脅感：「看他們（在法庭上）的示範，有明確感受到他有意圖去掐她的脖子。」更質問以證人身分出庭的被告朋友，為何當時在場，卻不阻止被告打人：「你們是覺得『女孩子』好欺負嗎？」

並不是說男性國民法官不公正或刻意忽視被害人，事實上，有一位男性國民法官在新竹地院模擬法庭上對被害人問話時，先對她受到的傷害表達同理之情，再問她覺得怎麼做會讓她好一點，但參審制的初衷就是希望納入多元背景的、素人的法律感情與生命經驗，這些都可能影響結果。針對性別比例失衡的問題，新竹地院模擬法庭的檢察官鄒茂瑜事後也建議草案應改進，尤其未來國民法官也可能面對強制性交罪的案件，性別比例也許更顯重要。

不過，性別比例為什麼會失衡呢？從源頭來看，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今年3月發布的民意調查，有一個題目是「如果有機會，請問您是否願意參與案件的審判？」在電訪的638位男性裡，47.1％表示願意和非常願意；658位女性中則有47.6％表示願意和非常願意。

由此可見，女性擔任國民法官的意願甚至更為踴躍，那難道是檢辯雙方都下意識地排除女性嗎？

這一點無法下定論，因為現在還只是「模擬法庭」，很多法院基於行政上的便利或宣傳用意，就沒有完全照著《國民參審法》草案規定，對該地區所有符合資格的人隨機抽樣。例如新竹地院模擬法庭希望國民法官回去後可以幫忙推廣，一開始就只拿240位村里長來抽籤，而村里長大多為男性；也有法院請員工從身旁親友找起，或開放民眾自行報名。

也就是說，想討論國民法官的組成，恐怕要等未來全面依照草案規定，從所有符合資格的國民隨機抽選之後才能觀察。

但目前可以一窺端倪的是：會不會有某一種人就算被抽到，也比較不願意來呢？政大選研中心綜合電訪和網路調查結果發現，比較年長、教育程度較低、職業為農林漁牧、家管，以及居住於宜花東地區的民眾，沒有意願參加審判的比例較高。不願意參加的理由中，約50%的民眾認為自己的專業能力與經驗不足。

針對「宜花東地區」的問題，曾參與研擬《國民參審法》的張永宏直言，拿鄉村和都市來比較沒有意義，以日本推動「裁判員制度」的狀況而言，也是東京、大阪等都會區的國民參與比例最高，沖繩縣的參與比例最低，這是必然的現象，放眼世界皆如此。

至於教育程度低的人不願參加的問題，張永宏說，若民眾以為自己要很厲害、很懂法律才能當國民法官，這個誤解可靠宣導來改善，但絕對不可能透過硬性規定，對特定階層或族群來設定「保障名額」，那樣反而會讓很多符合資格且有意願的人無法參加，更將變成代議政治，妨礙公正審判，「今天為什麼要隨機抽選，就是為了避免你自詡為某某族群代理人⋯⋯這畢竟不是立法院，是法院。」

張永宏也表示，世界上沒有絕對好的制度，做什麼事情都是利益衡量，頂多只能選擇一個利益最大化、危險最小化的方法。

確定的是，若完全按照草案規定來隨機抽選國民法官，其實沒有人置身事外。對於或多或少批判、質疑過司法的所有人來說，「國民參審」既是一個邀請，也像一個挑戰──雖然今年不一定有機會參加到模擬法庭，但我們不妨在心中「模擬」一下──「假設未來有機會擔任國民法官，我願意花費時間心力，接下這個任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