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黃榮堅：

法律跟生活中的基本原則一樣，我們都在追求幸福，或者說都在追求某一種利益；人生當中什麼是重要的？生命、自由、名譽、財產⋯⋯法律追求的也是這些東西。但法律非萬能，無法追求所有重要的東西，比如愛情。愛情很重要，可是法律有沒有去保護一個利益叫做愛情？愛情是一種化學變化，愛就是愛、不愛就是不愛，保護不了，無法用法律規定，因此，雖然慢了50年，去年（2020）我們將法律上保留的通姦罪廢除。

法律追求重要的利益，但對於利益的保護都是很相對，不可能無限上綱，因為利益會互相衝突。例如剛剛講到自由，你的言論自由相對會傷害到我的名譽，你唱卡拉OK的自由會影響到我睡覺、健康的權利，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利益，不能只站在某一個利益，因此，法律有個重要「公平原則」。

公平很難，所以有時候會聽到有人抱怨，法律是要保護承租人還是出租人？要保護資本家還是勞動階級？加害人還是被害人？就國家的角度來看，既然有平等原則，每一個國民都應該要被平等對待，所以法律保護的是相對關係。

站在不同的位置，就會有不同的感情。有人開車，也有人走路，角色會替換，開車的人有時候走路，走路的人有時候開車，可是有個很有趣的現象：當開車的人坐在駕駛座時，永遠在罵那些走路的人白目，斑馬線為什麼不趕快過？當他走路的時候，又會罵那些開車的人，說他粗魯，不懂得體恤走路的人。人的地位會變，感情也會變，任何一個人都有機會調到另一個不同的位置，所以從國家的角度，不是在保護哪些人，永遠在保護全部的人，重視的是利益的相對關係。

很多問題都是這樣。一、兩年前在台東發生一件個案，有個原住民小孩無照騎摩托車撞到人，法官在開庭的最後問：「你以後還會不會騎機車？」法官心裡想要放他一馬，但原住民小孩單純地答覆：「會。」他跟行動不便的阿嬤一起住在山上，不騎機車要怎麼辦？我在都蘭山上住了將近一年，倒垃圾得開車到下山，否則只能走路，快則20分鐘，慢要30分鐘，一上一下，60分鐘。人生是不是有點難？

為了安全，法律上要求機車騎士必須要有駕駛執照，可是像這位原住民小孩，如果不騎機車，要怎麼上學？若還要打工，要怎麼打工？這個問題，我們當然可以說法律就是法律，依法過失傷害。但問題處理了嗎？

法律跟哲學有關嗎？

哲學是一個理性求知的方法，透過合乎邏輯的推理、系統性思考，跟科學沒有兩樣。科學到後來透過大量的實驗驗證，獲得認可的答案；很多東西經過奮鬥與思考過後都還是沒有答案，例如你我的價值觀與情緒。所以包括倫理、法律以及人生觀，即使經過理性辯證，也不會那麼快有答案，這些東西我們把它叫做哲學。

後來有種說法，已知的叫科學，還不知道的叫哲學，但因為每個人在乎的不一樣，到底是科學還是哲學問題，並非固定不動。比如一個高中生要選填大學科系時，爸爸常以為這是科學問題，因為他心中只關心系所的出路、收入，在這個標準底下，什麼科系畢業年收入多少，答案很清楚；但是孩子在乎的可能不是只有這樣，或許他醉心於文學的世界，心中在乎愈多，那就是哲學問題。

我曾經讀過一個實例，當時德國慕尼黑政府禁止色情表演工作者從事色情表演工作，理由是人性尊嚴，認為用自己的身體做色情表演，是對人性的踐踏，聽起來很有道理。可是這個問題後來訴訟持續了很久，因為從另外一個角度，這些工作者要爭取從事色情表演工作的自由，理由也是人性尊嚴，如果人性尊嚴必須由另一個人決定，還有人性尊嚴嗎？

人性尊嚴必須由自己決定，才叫人性尊嚴。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法律不可能是一個很簡單、不需要做思考的問題，法律上這樣的問題太多了。例如，死刑應不應該存在？能不能安樂死？這些問題辯論到今天都沒有解答。

連法律經常在用的概念，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例如「過失」，《刑法》上的過失致死、《民法》上的過失損害賠償，總要有一個清楚的標準，而過失是一個高度價值判斷的東西，白話來講就是不小心。一個人應該要小心到什麼程度，才不會被人家批評、指責說不小心？這有一個清楚的答案嗎？

法律需要思考的價值太多了，把法律當作哲學問題，實質上的意義就是，要有一直討論、一直想的心理準備。第二個是，哲學問題是理性的思想方法，系統性推論出答案，不應該是要脅、恐嚇、暴力。

司法能不能令人滿意、有沒有符合期待？符合期待這幾個字的意義很複雜，它可以是父母希望小孩用功念書的期待；搶匪在路上，看到你手上戴著勞力士，搶匪的期待就是你手上的錶。所以國民期待本身就是個複雜的東西。

法治國家就是依法而治，法律怎麼寫，裁判就是怎麼判，法官是法律的代理人，法官講的就算數，照理來講法律應該是固定的，應該沒有問題、天下太平，但你可以發覺，社會反而是天下大亂，因為法律什麼都沒說，除了六法全書白紙黑字在那邊。法律都是人說的。

誰是人？法官、檢察官、律師、路人甲乙、原告、被告都是人，法律說什麼，都是這些人藉著法律之名、把法律的面具戴起來，把它說出來。人有立場、情緒、感情，投射在法律上，是每個人的願望與天性，簡單講：人是用自己的情緒看待、實踐、說法律，所有法律的出發點都是人的情緒。每一個人都認為，法律應該跟他站在一起。

在制度的設計上，本來就滲透進某程度的情緒，那就是角色扮演：檢察官想盡一切辦法，去論述被告的成罪；辯護律師想盡一切辦法，去論述被告的不成罪，這兩者的平衡，永遠比只有法官一個人效果來得更好。

角色扮演可以入戲，但辯護律師因為希望盡量幫被告除罪，可以到教唆偽證的地步嗎？檢察官的角色扮演，可以拍桌、脅迫、恐嚇、摔卷宗嗎？不可以，因為這只會讓真正的事實被扭曲，離正義愈來愈遠。情緒是正常的，問題是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

但是有的情緒比較難：結案的壓力。不管於公於私，時間都是一個成本，裁判依賴事實，事實依賴證據，但它需要的就是時間。如果用時間做為評量的刻度，在法官跟當事人的認知之間就會有落差，法官心中的30分鐘，被告或律師可能期待50分鐘或更久；因為法官後面還有很多案子，當事人可能這輩子就這個案子，而且可能痛一輩子。這是一個難題。用法律來說，是比例原則的問題。

路人甲乙對法律也有情緒，雖然不是當事人，但現在是個民主的社會，每一個人都可以不需要附理由地講話，他們情緒的由來什麼都有可能。以前有個例子，有一架南韓的民航機發生空難，機上所有人都喪生，一個北韓女間諜在南韓接受審判，開庭的時候她被帶出來，看起來楚楚可憐，於是社會開始出現釋放她的聲音。這些情緒的由來什麼都有可能，今天是一個資訊發達的時代，小時候的父母、學校，到現在有影響力的媒體，每一個都有情緒，但我們如何去管理？任何人的永續學習、獨立思考是重要的，父母、學校、網紅、媒體講得都不一定對。

不同際遇的人不會講出相同的話，人的認知很可能受到情緒、立場的支配，因此我們必須要隨時檢驗自己的看法，這很難，法律作為一個哲學議題，只有一條路，就是不斷地求知。

台南地院法官陳欽賢：

剛才老師講，我們會把情感投射在法律上面，用法律講出自己的情感、判斷，讓我想到之前碰到一個案子，兩個鄰居因故相罵，一方講了一句「卸世卸眾」，我那時候的想法是，這種話在台灣社會一天到晚都聽得到，尤其在菜市場，因為我阿姨在賣豬肉，我常在那邊混。從小爸爸媽媽就常罵我卸世卸眾，如果這樣的行為構成犯罪，要用刑法去處理，那我爸爸或很多人不是都要被抓去關？我判無罪，我認為，這種行為可以用民事的損害賠償，不需要由刑法來處理，後來這個案子第二審又改判有罪，被告上訴第三審，有罪確定。

我後來跟一位女法官討論，她說，如果是她，會判有罪，因為以前被家人這樣罵，傷她很深；我是已經被罵到沒有感覺了，我生長的環境，這種話一天到晚都會出現。兩個法官的成長過程，都這樣被罵過，但對於這樣的用語是不是構成公然侮辱，產生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稍微講一下我為什麼要寫白話文判決，其實在開始寫之前，我在很多場合、文章、臉書看到人家罵法院，我認為，這種半文言的判決早晚要被改，但我沒有想要變成帶頭的人，我想要有人改以後，我再跟著，可是沒有。除了大概17年前，司法院祕書長林輝煌擔任法官時，處理一個竊盜的案子，曾經用白話寫過，寫得非常帶感情，後來還寫了幾篇，接下來就沒有了。

歷年來的社會信賴度調查，法官排名都是倒數，每一個法官都很難過，但難過不能改變什麼，我認為我們真的做得不夠好，但是我很肯定我們沒有這麼爛。你們會這麼不相信我們，有一部分是因為法官心目中的法律，跟不是念法律的人心目中的法律，是有落差的，比如說人犯要不要羈押？第二個是，有些判決一般人民真的看不懂，看不懂要如何獲知判決？管道其實主要來自於媒體，但有的記者也看不懂。我就想，那該寫了；決定要寫了之後，又要累積勇氣，做一件跟別人不一樣的事情。

剛開始總是先把以前的文言判決轉換成白話，其實寫得不好。在法庭中，被告、檢察官做了一番論述，我想要對這件事情表示意見，腦海中的字眼是文言，這是我們法官長久訓練下具備的技能，就跟木匠把木材的接榫做得很好差不多。這個東西我們練習了20年，寫到了一定的水準，今天你要不要放掉它？

我到現在還很擔心，我用文言寫判決的能力會沒了，這是我珍惜的，因為我練了20年，會捨不得。剛開始其實就是翻譯，練習寫到現在，判決的用語變成白話，這個過程中我大概加了3年多的班，因為沒有過去的判決、學者的教科書可以參考，這個過程是辛苦的。

大家都說「白話文判決運動」，我都會帶著哀怨的口氣悠悠地說，我們沒有資格稱為運動，因為要做這樣的改變，跟法官的利益、生存是衝突的，因為你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做改變。鼓勵也比較少，大多數的人都不認同，很多人認為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思路要清楚、判決要寫得通順。我做了很多種嘗試，我想要我的判決讓人家懂，所以在前面加了判決要旨，聽說別國的法官有這麼做，還曾經想過要寫個懶人包，讓記者看就知道案子的重點，朋友說這像什麼話！後來就沒有寫。

我想一路寫到退休，累積了一定的量，將來如果有法官也想寫，就可以參考。我一直認為判決愈來愈白話是一個趨勢，刻意推動只是想讓它快一點，我總是希望有機會的話，大家對我們的誤解可以少一點。為什麼選擇做這樣的事情？因為我是一個審判的法官，所以我一直在想可以做什麼，我的工作就是審判、開庭、看卷、分析判決，我喜歡這個工作，沒有想要放棄。

另外一方面，判決文書的通俗化，最近會因為一個因素而快一點：國民法官制度。因為必須要用白話讓國民法官理解法律，寫判決是一個最好的訓練。有些人會想，一般的案子，根本沒人要看，要不要等大家矚目的案子再來寫？我的回答是：平常如果沒有寫習慣，碰到重要的案子會寫不好。

黃榮堅：

國民法官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是透過這個制度，讓我們的司法裁判更接近公平正義嗎？但如果我們寄望的目的是這樣，那表示我們的法律教育把法律人訓練成遠離公平正義，所以必須要加入另外更公平正義的使者，讓裁判更接近公平正義，這是不是有點奇怪？感覺好像是加入一批乾淨、沒有被汙染的人，但他們加進來之後，還是要先給他們某程度的訓練、上課，換句話說，還是要先把他再「汙染」一下，太乾淨了也不行，那到底是要乾淨還是不乾淨？

但是這個制度有一個深層的意義，是跟國民溝通。法律的存在，絕對不是同溫層的東西，但要大家都去理解法律滿難的，因此透過人民的加入，把他拉近到司法的角度，可能慢慢會比較理解司法的運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並不是像原本情緒上的認知，一看到答案不是我們要的，就說是恐龍法官；（希望）會有體恤，讓人民不會因為站的角度不一樣，因此就直接否定。至於國民法官裁判起來會更正義或更不正義？法官、檢察官有百百種，人民也有百百種，所以沒有看到任何事實依據，我沒有辦法預測，需要再觀察。

我個人是滿佩服寫法律文書可以用白話，你有辦法用平常用的語言，把一個東西講清楚，表示觀念是清楚的。文字清楚、觀念就清楚。為什麼文字的清楚是那麼重要？不是只有字面上的意思，「云云」、「前開事實」、「至為灼然」等等，以上的法律判決用語都可以翻譯過去，重點是一個人用他自己的話，把腦子裡所思想的東西講出來。

法官的工作是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注意，獨立審判──必須要把道理講出來，這不能是用剪貼的方式。可能是受教育習慣的關係，我們很習慣於標準格式。不是說剪貼原告、被告的訴狀不可以，而是你有沒有辦法說明清楚。

一個人沒有辦法理解另一個人講的話，是誰的問題？法官或人民的？其實都有。一句話要被聽懂有兩個角度，講話的人必須要講清楚，這個角度已經很難，除了語言技術的問題，有時候不只人民看不懂法律判決，有時候我也看不懂，不是那個字我不認識，是不知道那個道理怎麼來的。

例如，對「過失」的認定，那個標準清楚了嗎？這個在德國有很多成熟的理論，比較遺憾的是，至少我個人在看過失的判決，一直覺得凌亂、不太清楚。今天不是要談專業的問題，文字清楚的背後有個前提，觀念是清楚的，這是講話的人（法官）的問題。但是，一個判決有沒有被另一個人理解，有時是另外一方（人民）的問題，即使形式上通通用白話來講，但是若背景經驗不夠，也不一定懂。

我現在住台東，院子裡有種果樹，有一次我的原住民鄰居楊先生走過來說，不好的樹枝必須要剪掉，要不然不好的樹枝會蔓延，整棵樹會枯掉，我說好。楊先生走了之後，我拿著剪子站在那邊，看了很久，上面又沒有貼哪個樹枝好或不好，隔了兩天楊先生又過來了，問說你那個不好的樹枝怎麼沒有剪掉？我說，我不知道什麼是不好的樹枝，這麼白話，我卻無從下手，因為我沒有做功課。

最後只能請他跟我一起站在樹旁，他講哪一枝我就剪。可以理解的白話，但我聽不懂，因為知識不夠，當然他也可以慢慢教我。什麼叫做專業？專業就是要教很久的意思，有時候現實是不可能的，所以到最後自己要做功課。聽的人要做功課。

法律的語言跟自然科學的語言不一樣，例如，電視要怎麼做，做電視的人自己懂就好，只要把電視做出來，不需要大家的理解跟認可；但法律不可能說，你被判有罪，抓去關就是了，如果要作為行為的指標，必須要知道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為什麼可以、為什麼不可以。所以判決的作用，不是只是量刑，理論上應該是對未來社會全面的規範的建議，從這個角度來講，教育是重要的。回到剛剛所講的問題，關於人跟人之間的理解，一部分是講話的人的問題，一部分是聽話的人的問題。

人民對於正義的期待會有落差，一定是本身就有一個想法，不能說那個想法對或錯，一定有很多個別的東西去累積起來；我們當然也希望人民的期待可以被照顧到，但法律有其基本價值觀，不能被偏廢掉，直接就讓人民投票。另一方面是法律教育的問題，有人提到，法律裁判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種教育的工作？到這個程度其實已經太慢了，最重要的是了解法律基本概念，我覺得一般國民義務教育比較欠缺這一點。

司法，好像是站在一個角度，人民，好像站在另一個角度，好像兩者所碰到的問題就一定是不一樣的問題，但最後我發覺，要用什麼語言溝通，好像是同一個問題。譬如說從法官的角度，要做的就是用功念書、把問題搞清楚，去聽人家講什麼。人都帶著情緒，所有的情緒都是無可厚非，但是我們必須要提醒自己，檢驗自己的情緒，是不是已經過度了？

當然這很難，因為人是自私的，就像法官想要結案的時候，都希望趕快結束。因此技術上只有一種可能性，就是聽聽別人講的話，看看對方站在哪，必須要知道別人也是存在的，從這個角度檢驗，才有可能看出我們的情緒是不是過度、是不是需要修正？話是講給懂的人聽的，聽的人也要有足夠的基本認知。

法律的裁判要如何變成大家可以理解的東西？我的結論只有一句話，對法律人和非法律人都一樣，當他在做法律主張，或者提出法律說法的時候，至少都有一個道德義務，永續思考，不斷去想：這樣公平嗎？

為什麼說是道德上的義務？因為一般人民至少有言論自由，不能要求他講話之前必須先唸法律，所以這是為了希望這個社會變得好一點，大家可以互相理解一點。雖然法律問題往往沒有答案，但是如果法律問題要可能有一些答案的曙光出現，這是唯一的出路，否則永遠沒有辦法聚焦在某一個共同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