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司法》（Artificial Justice）作為在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大行其道的當下，選擇了一個對於在司法體制內工作的人會非常有感，而且也是社會大眾在科技浪潮下談到司法時，人們腦海中會浮現的議題。這部由西班牙、葡萄牙合拍的科幻政治驚悚片獲選作為金馬影展的影片之一，無疑透露電影其實就是社會現場的一個窗口，鏡頭定格的是執起導演筒的人想說出的話語，藉以呼應每個特定時空的時局。

「當AI興起時，我們還需要法官嗎？」

如果AI可以更正確、更快速、更公平的做出決斷，以人作為法官這樣的命題就不是必然的選項，這是從事審判者必須面對的外界質疑，也是對自己的靈魂拷問。

AI的話題幾乎是2024最吸睛的熱門搜尋，媒體追逐著業界領袖，新聞版面充斥著因為AI即將帶來怎樣的生活上影響，於此同時，我們發現諸如ChatGPT這樣橫空出世的應用軟體，可以成為人們面對大量訊息的好幫手，可以摘要、整理，甚至很快地完成初步翻譯；可以給予幾個方向就能寫出一篇文章，或只要透過相對簡單的幾個指令，就能生成過往需要整合繁複技能才能完成的電腦繪圖或電腦動畫。其實在更早之前，日常的食衣住行都已逐漸被拉入AI洪流中，例如早就討論並不斷修正的汽車自動駕駛或輔助系統，或是隨手拿起手機拍照後可隨意圈選物件的智慧搜尋，例子多不勝數。那司法這樣龐大的機器，每天做出這麼多影響民眾權利義務的決定，從民事紛爭到判決確定後的強制執行、刑事犯罪、少年保護、家事親權酌定、行政訴訟的交通裁決，對應著這麼多的社會事實下，AI會帶來怎樣的改變，又或是已經正在改變之中？

《人造正義》序幕拉開，電影主角卡門在劇中的工作是法官，因為過往有替弱勢發聲的判決所以享有盛名，法庭上的她聚精會神地審查一位受刑人能否假釋，眼前的受刑人不斷保證自己不會重蹈覆轍，法檯上的電腦畫面，則是系統正在分析受刑人說謊的可能性高低，從眉宇、眼神有無閃爍、嘴角幅度、語氣進行綜合的判斷。不過，當系統建議否決假釋聲請，卡門仍給予准許假釋的決定──法官應該才是真正做出決定的那個人，而不是冷冰冰的機器。

在卡門日常繁忙的公務中，政府正在推動「天罰」（THENTE）系統，這是透過AI直接去分析卷宗資料並作出判斷有罪與否，而這項大規模的審判模式改變是呼應民眾對司法的不滿，包含不同法官決定上的南轅北轍、案件進行速度牛步、司法的效能不足，甚至影片中也赤裸裸地宣稱「建置這套系統的花費，比起養一位法官能節省更多國家稅賦，相對於漫長的法官養成和顢頇的公務體系，選擇以AI代替法官無疑是一條司法改革的康莊大道」。開發天罰系統的公司為了可以在民眾公投前增加說服力，也商請卡門協助優化這套系統；卡門和「天罰」一起參與研讀案件卷宗並各自做出決定，而結果僅僅有一件判斷上不同，但卡門對於這套系統背後的演算法如何設定產生滿腹疑問，而創辦系統的執行長卻因所駕駛車輛的自動駕駛判定而喪命⋯⋯。

故事的結尾並未把全民公投是否引入AI取代法官的答案說出，可未說出的話卻是：我們面對AI、乃至於數位化後的現今，司法在震天價響的改革聲浪中要如何回應。

《人造正義》中民眾對司法的滿腹怨懟、對改革呼籲的迫切希望，換到台灣的場景也沒有太大的違和感。不同的社會背景中，歷史卻總是驚人的相似，在蔡英文前總統一上任之際所召開的「司改國是會議」，做出了大幅度司法制度修改的方向，卻讓體制內第一線的基層人員疲於奔命，新的制度要從認識到熟悉都需要時間，但此次會議大規模從憲法訴訟、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少年事件處理法、家事事件法等都做出變革，甚至還引入了社會大眾一起參與刑事審判的國民法官新制度，這些變革還在陸續發酵中，讓前線作戰的基層司法人員幾乎被修法追著跑，也造就這幾年間人力大量流失並加劇「血汗司法」的窘境。

然而，上開法制面革新較多是回應社會期待，對於體制內的人來說，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又一根的稻草；實際上真的能讓司法工作減輕有感的，應該是引入數位工具，或是在這幾年AI大行其道下，能否讓過載的司法有一個轉機？當然，也害怕在政府部門窘迫的預算和僵化的思維下，只是又一次的夢幻泡影。

司法中數位化的觀察軌跡，首推卷證的電子化。在司法運作上，其實倚賴大量文書堆疊，以刑事程序為例，光是一個相對簡單的車禍，就有滿滿的書證或人證，前者如車禍現場照片、行車事故鑑定，都會成為一頁又一頁的卷證資料，後者則是存在著一份又一份的筆錄。在案件審理時，法官、檢察官、辯護人都是拿著實體的卷宗翻閱，有時候關鍵問題需要證人指出是車禍現場圖的哪個位置，還要證人用不同顏色的筆在上面註記，整個審理過程彷彿定格在遙遠的中古世紀。

不過，隨著電子卷證化後，所有卷宗都能以電子檔案方式呈現在相關投影設備上，法庭的參與者更容易聚焦，甚至可以當場讓當事人以電子方式在上面註記並生成一份新的書證；於此同時，也讓過往律師需要一頁又一頁在影印機前影印閱卷的模式，變成只需要請求給予一份電子檔案就完結，這是數位化下對司法很大的變革。

只是看似有利於審理效能的措施，背後卻是需要人力將實體的卷宗一頁一頁送進去掃描；當整個卷宗完成掃描後，更需要法官助理針對裡面的證據名稱製作電子標籤，這部分的人力成本與時間都非常驚人。在AI與數位浪潮下，有無可能透過一個指令就能讓電腦將這些掃描的卷宗自動生成電子書籤？並包含讓系統自動判讀證據名稱與對應的頁數，透過這樣的方式，生成目前電子卷證中最需要耗費人力的電子標籤。

另外，在詐欺跟洗錢案件中，往往需要大量時間去比對銀行交易明細跟製作被害人匯款的時間、地點和金額的表格，如果上述概念可行，那一秒生成這些需要大量時間、人力的文書表格，或許不再是痴人說夢，而是唾手可得的司法實務新風貌，更是緩解司法過勞的契機。至於法庭活動過程中，以往書記官必須逐字逐句敲打鍵盤，也透過科技法庭的語音辨識大幅度減輕這方面的負擔；當然語音辨識下出來的文字，還需要人工介入做出若干修正，而且諸如臺灣台語、客家語這些語言模組都還需要克服，不過都是目前努力的心之所向。

在司法努力往數位化方向前進時，有時候依據的法律不能與時俱進才是最大的阻礙。例如為了避免逃跑而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使用的科技監控設備，打從朱姓殯葬大亨潛逃後，《刑事訴訟法》很快啟動修法補破網，將對人身自由的科技監控手段加以完備，從靠近海岸線、港口，或甚至可以限制行動在家中不能外出都可以做到⋯⋯修法說帖講得飛天遁地無所不能，不過實際狀況是不能說的祕密：當科技監控設備開始示警時，這時法官或檢察官當然要趕緊發出拘票將要逃跑的犯嫌或被告拘提到案，但問題來了，當人就即將要逃出去，拘票就算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開立，還是要警力第一時間持拘票前往，這一來一往必是緩不濟急。

明明數位時代下只要彈指之間就能完成相關檔案傳遞，可是礙於《刑事訴訟法》中對於「拘票」只限於紙本，所以一方面大張旗鼓增加科技監控，一方面在「拘票」的電子化卻裹足不前，這種欠缺整體概念的修法，讓司法數位化成了外行看熱鬧，但內行聽了會心虛的話術而已。

《人造正義》中開發「天罰」系統的執行長車禍身亡，黑幕重重。因為執行長覺得系統還不夠成熟到足以代替法官，但公司業務跟聲勢蒸蒸日上，沒有在此刻踩煞車的可能，公司內部出現很大的歧異。執行長在回家路上開啟了自動駕駛，按理說自動駕駛系統會去判斷前方障礙物為何，如果障礙物也是車輛、其上也有乘客時，這時行駛中的車輛會採取保護對方的迴避措施，車禍報告顯示執行長就是因為車輛採取了迴避措施才意外死亡。不過隨著劇情揭露，車載的自動駕駛系統，早就因為駕駛者的身分不同而給予區別對待，執行長的車輛有優先設定的保護順序，會第一時間選擇讓對方犧牲，但這個設定卻在事故前被駭客更改，而系統商也透露更多有權勢的人付費購買了優先的保護順位。

這代表著，當我們打著「系統更能客觀公平對待、會比人類迅速反應」的大旗之際，卻忽略了如果系統初始的數據和設定已依財富、社會地位而有不同處遇時，該如何被察覺與修正？雖然劇情在這邊並未再多著墨，可欲言又止下，沒有說出的是稱斤論兩買賣的人命貴賤高低。

AI會取代法官嗎？答案應該是不會，因為面對案件，每一個案件都是帶著不同的時空背景而來，即便是類似的案件情節，也會因為其中的當事人而有細微的差異，法官就是面對這些差異在個案中做出最適當的認定，其中的價值判斷當然會因為不同審判者而有差別，但這樣的價值判斷反而更接近人性的所在。如同在一些實際的案例中，我們看到法官對於多次酒駕的被告，不是直接加重處罰，而是要求前往做酒癮治療；又或者是對於財產價值很低、被告情有可原的竊盜案件，法官給予免刑的對待。而AI的發展，對司法的助益應該是將大量文書工作化繁為簡，讓體制內的人能空下更多的時間去思考並好好尋找個案中的最佳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