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人在美國的賽菊蔻（Eve Kosofsky Sedgwick）女士，出了一本書叫《男人之間》（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書中指出一種homosociality（同性相聚）。看清楚，她說的不是那年代酷兒影評強調的homosexualiy（同性相愛）。她的目的，不止於同性戀的弱勢邊緣。

正好相反。她在書中挑戰的，其實是那些掌握位置的有權者，往往都只是同性之間的「惺惺相惜」。負面結果，最終只讓圈子變得緊密而不透氣，就有人以此暗諷其「腥」。賽菊蔻大概沒想過，這概念，也能用來形容遠在台灣（但她本人根本沒看過）的新電影。

同年，人在台北的楊德昌先生，拍了一部片叫《青梅竹馬》，片中展現一種criticism（尖銳批判）。看清楚，他拍的不是那年代文青導演耽溺的nostalgia（鄉愁懷念）。他想說的，不止於老異男好談當年勇。

正好相反。他在片中示範的，其實是那些掌握位置的有權者，時時都該有同輩之間的「互相漏氣」。正面結果，最終能讓圈子變得開放而能前進，卻有人聽到諍言就「氣」。楊德昌大概沒想過，這觀念，也能用來批判時至今日（但他本人根本沒活過）的新社會。

1980年代的前輩們，教會我們多少珍貴的道理，又留下哪些未解的問題？

《青梅竹馬》中的1980年代，來了幾個正要上位的新老闆，每個人都戴著類似的眼鏡。對於不同於西裝男士的女性，他們不願接受一個超出他們既存框架的「特別助理」，只想要你當他們的「祕書」，看看下面的風景。1980年代的現實台灣，倒也來了幾個正要革命的新導演。他們雖然跟片中新老闆長得一個樣，美學卻各異其趣。我其實很享受這群奇葩帶給台灣電影的風景。

美國來的賽女士（人家不姓賽！），精準地以homosociality捕捉臭味相投的男孩俱樂部。她指出這社會硬是會把「男子義氣」與「男同妖氣」的界線切得分明（相比於女性，從閨蜜到愛人，更具有光譜般的連續性）。這些臭雞雞組成的親近關係，就會特別展現出「恐同」甚至「厭女」的風氣。男人間甚至因此特別喜歡以彼此競爭追求其他女性，讓男人之間的「內情」能有「合理目標」轉移。

這概念後來會紅，一方面是習慣意淫異男們的酷兒，得以藉此重新摸索「男子義氣」內在具有的「可掰彎性」，試圖重新搭起光譜的連續性；二方面則更常被用以說明男人間如何因為這種「同類相聚」的「天性」，如公狗般建構出屬於自己人「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和領地，讓其他「非我族人」不得接近。

台男狂八〇的新電影，就常是這種男人們彼此相聚，獻身甚至想霸道占據的「處女地」。有些人的個性與條件讓他們願意屈居小弟，享受在侯與楊下面幫忙吹捧的風景。直挺挺的侯與楊，早先站得也近：去美國回來的楊德昌，算是在《青梅竹馬》裡找了沒去美國的侯孝賢演他自己。不過，對台灣電影而言，應該能說算幸運的是，侯與楊根本沒那麼愛這種homosociality。他們固然樂於結夥革命，提攜電影成就路上的後進，但是他們始終更忠於自己的聲音，勇於講出跟同溫社會唱反調的批評。看《青梅竹馬》，我總感覺，對他們來說，那條沒人走過，甚至沒人想過該怎麼走的路，才是我們台灣人、我們電影人更該闖的路。

雖然後來兩人分頭走，看似可惜，但是正也是在「分手」後，兩人才各自交出自己在國際影評中最受吹捧的作品。兩人的「分手」，其實也打破在「新電影」時期的homosociality，後來我們就有了更多homosexuality的聲音，像蔡明亮和李安的作品，女性也更有機會在這領域發出聲音。只是昔日慣於待在下面看風景的小弟們，似乎仍不習慣criticism互相漏氣求進步的真諦，整個文化界仍瀰漫一股nostalgia的風氣。這一點，或許正說明了我們為何到2023年依然在不停緬懷「新電影」與「狂八〇」。

※本文亦刊載於《Fa電影欣賞》第1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