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認識台灣電影，就要從認識廖桑開始。

回溯台灣電影史，從中影時期、新電影運動，一直到此刻，人稱廖桑的資深剪接師廖慶松依然創作不斷，港、中、台都有他的作品，同時毫無保留地貢獻自己所學與經驗，提攜後進，受惠於他的導演可說是橫跨不同時空。聽廖桑聊中影、新浪潮、同步錄音技術的發展過程，就像是台灣電影的知識寶庫，任何問題都能解答。

23歲時考進中影，進入電影技術人才訓練班，廖桑在傳統體制的環境開始第一份工作，他耐心述說這段已講過千百萬次的歷史給我們聽：當年他加入的中影，前身是「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簡稱農教），跟著國民黨撤退來台，在台中設製片廠，後來因為失火而遷往台北士林重建新片廠，改組成為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影），初期以黨國的政策為導向，拍攝反共、激勵民心士氣的電影。

熟知台灣新電影歷史的人或許都知道，在明驥出任中影總經理後讓「黨國宣傳」為取向的中影有了破口，明驥讓中影注入新血活力，開辦技術人員訓練班，對外招考培訓新人；愛看電影、愛看書的廖桑可以算是「第一代文青」，也在那個時期進入中影，成為第一期的技訓班學員。廖桑神采飛揚地說：「我們那個年代人很多，考什麼都不好考。進來我太開心、太喜歡這個環境。」回想那肅殺壓抑的年代，有機會在自己喜歡的環境工作，即便已過了40多年，廖桑一提起臉上仍漾著小伙子般的喜悅。

雖然起初拍電影都是愛國片、三廳電影的通俗敘事，廖慶松跟著老師傅做中學得一套說故事的方法。從第一期的技訓班畢業後，他擔任丁善璽導演《英烈千秋》的助理工作，那時廖桑給人的印象是「一剪片什麼都忘了」。「我認為專注是做任何事的基本態度，也是我天生的個性，很自閉，」廖桑自我分析這種自閉性格，專注在自己的世界，像是一種「隧道症候群」， 視野很針尖，感覺敏銳，非常在意別人的看法，被人家說幾句會難過一整天，自我意識強，但又極度內向害羞，連看起來害羞內向的擬音師傅胡定一都比他外向多了。廖桑還笑說他的生活規律到，連鄰居都會拿他的作息來對時。

是電影，把他從自閉的世界中釋放出來。一開始是侯孝賢導演拉他出去外面接觸人群，騙他去家裡吃飯，說都是他認識的，結果到現場一看有30幾人，也是硬著頭皮撐完。後來到大學教書，面對學生，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常讓台下聽得一頭霧水。此時，身旁中影工作人員正好是廖桑過去的學生，立刻分享了當年聽廖桑講課，底下大家一片靜默的尷尬狀況。

很難想像眼前幽默風趣，侃侃而談的的廖桑以前講話沒人聽得懂。「我現在會呱呱地講，其實我之前也不太會，兩個人就相對倆無言，很羨慕有人能一直講，怎麼知道後來我也變成這樣。」身邊的朋友對於廖桑的改變感到驚訝，與他合作最密切的侯導，雖然已對彼此非常了解，經常不用言語就懂對方的意思，對廖桑的改變也一度很不習慣。廖桑笑說侯導跟他相反，有越來越嚴肅的傾向。

廖桑與侯導兩人差不多同時間進電影圈，性格氣味相通的他們合作默契也十足，經常不用說話就懂彼此的意思。雖然也有矛盾衝突，但就像是跟另一個自我的對話，意見相左的時候，廖桑並不會隱藏，總是誠實說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在拍《南國再見，南國》時，本來侯導以為一個月就可以拍完，結果拍了9個月，並嘗試拍了大膽的實驗性形式，但廖桑卻覺得除了形式，還是要回來面對角色，因此在剪接時就一直向侯導提出問題，兩人一度有點僵持不下，結果侯導跑出剪接室外，後來廖桑才知道他是生氣去外面搥牆。

他的直言，是對電影的「誠實」及對愛才的真心。不只對侯導，跟其他導演合作也是如此，特別是幫年輕導演看片時，更會有所堅持，為的是希望不要耽誤年輕人的成功，雖然年輕允許犯錯，但在競爭激烈的此刻，拍片機會得來不易，所以一定要讓辛苦的創作被看見，否則代價難以想像，「年輕人做這麼好的片子，卻把自己耽誤。」他認為年輕導演要不斷挑戰自己，接受批評，承認錯誤，培養看問題的能力，才有可能創造出好的作品。

然而，即使有才華的年輕導演，也經常必須妥協於與創作無關的現實狀況。對此，廖桑語重心長：「對新導演純粹就是幫助，完成你的工作，有不對的會講，希望能更好，走過的路這麼多至少可以給點意見。」廖桑心中最希望的還是幫助台灣的青年導演，特別是在處境艱難的此刻，以監製身分在背後給予協助，讓他們走上擂台，在惡劣的環境裡奮力一搏。廖桑近年曾在台灣藝術大學、台北藝術大學、世新大學、政治大學任教，許多學生目前已是成績斐然的導演，例如獲得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的《馬嘎巴海》杜均堂，與憑藉《徐自強練習題》獲得台北電影節首獎的導演紀岳君。

受惠於廖桑的不只台灣新進導演。近年來，中國新生代導演承接了台灣新電影的風格，有次廖桑去華盛頓擔任電影評審，發現一位來自中國的導演，作品竟然與自己的剪接風格非常相像，了解後才知道那位導演把廖桑寫的剪接書讀得滾瓜爛熟，並說像廖桑這樣願意傳承經驗、分享知識的大師，在他的學習環境裡很少見。而曾獲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八月》的導演張大磊，過去學生時期也曾一格一格的把台灣新電影看過、逐一做筆記。張大磊除了第一部作品《八月》請廖桑擔任剪接指導，正在進行中的第二部電影《藍色列車》廖桑也參與其中。

台灣新電影時期是廖桑心中認為的「最好的時光」，問他台灣電影是否還會再出現光亮呢？「我覺得最好的時光還是會有，但目前對我來說是過去了。」廖桑的回答一如往常的誠實。廖桑認為台灣電影的未來，不管商業或藝術，重要的是創作者對於自我要求的精神，不能為了追求利益而忘記自己，因為太過簡單得到的，通常都很危險。「錢很簡單給你，但人要忘記自己就這麼簡單，很可怕的，對面有機會，但也可能是徹底把你毀滅的地方。」廖桑希望年輕人要堅持，不要被環境吞噬，但目前他能做的，除了一再苦口婆心的提醒，就是盡可能幫助台灣電影導演完成創作。

「新電影讓我看到最人本位（編按：意指以人為本）的去面對自己的國家、生長的地方，整個人文環境，做這麼深刻的反省，這些片子永遠都會在歷史上被看到，充滿人性知性的光輝，像是啟蒙，整個電影是亮的。但現在我們拍了一百部都沒人知道，因為在做的事情跟其他人都一樣，卻做不出特別的東西。」話說得有些嚴厲，但也是恨鐵不成鋼，廖桑也很清楚現在的環境與以往不同，年輕人已難有相同的歷練過程，但一位創作者願意給自己設下高標，並誠實面對自己與作品，卻可以掌握在己。

廖桑認為剪接需要的是「很快的做一個很慢的動作」，精準的細膩。過去不似現在快速方便，曾操作過極為細節的剪接流程的廖桑，在腦中建立了一套清晰的剪接系統，清楚知道用什麼方式能最快的改變一部片，「我腦中充滿整個system的操作概念，所以要我快也可以很快。但只有快，是沒有用的，（如果）沒有對一個系統整體的了解，深切的認識。」進入數位時代，大量資訊使人注意力容易分散，往往忽略了最深層的東西，「對現在的人來講（剪接）就是按鈕。很快，剪的就是mark、mark 、mark ，但犯錯也快，」廖桑說。

儘管剪接是極為複雜、考驗專注力的工作，但廖桑卻說剪接也可以是件簡單的事：「有一千個步驟，但我每次只做一個步驟，就是這麼簡單。」一路隨著台灣電影的起起伏伏到現在，他從獨自摸索，到現在不藏私樂於傳承分享，幫助年輕一代的導演完成創作。廖桑像太陽散發光與熱，除了照亮處於黑暗之中、在夢想底層掙扎摸索的人，也與他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