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9日凌晨，黑暗無盡，雨不停歇，死刑犯徐自強從看守所走出來，媒體等候多時，大陣仗上前，團團把他圍住，他是速審法生效後，首位被釋放的嫌犯。儘管暫時獲釋，他在前一天的更八審宣判，被判定參與房仲業者黃春樹的勒贖殺人案，刑責是無期徒刑，徐自強眼前仍是不見天光的纏訟之路。

這是導演紀岳君第一次拿起攝影機拍攝徐自強，他避開搶拍的媒體，找到空檔，捕捉下徐自強臉上的迷茫。攝影機背後的他，當時累積了4、5年的新聞採訪和獨立拍攝經驗，第一次挑戰製作中長片，不諳法律議題和冤獄案，仍堅定地走上創作之路。

紀岳君是在公共電視曾跑司法線的吳東牧牽線之下，決定開拍徐自強案，他與拍攝過蘇建和案《島國殺人紀事》三部曲的蔡崇隆亦師亦友，蔡崇隆擔任此案的製片。

紀岳君創作的出發點很簡單，他不想站在人權團體的立場拍宣傳片，也想跳脫記者平衡報導的角度，他想從大眾位置去看這宗案子，跟大眾對話。關注社運議題的他，深諳「創作跟社會運動一樣，都不能只跟同溫層取暖，必須要跟大眾對話，才能捲動更大的力量。」

徐自強案的特殊之處，是在於補強證據不足、不在場證明不被採信的情況下，黃春棋、陳憶隆等2名共同被告自白，指稱他參與綁架勒索和殺害黃春樹案，而被判7次死刑、2次無期徒刑。因而，紀岳君構思創作時，認知到徐自強案沒法像《島國殺人紀事》一樣，透過物證來釐清冤案，他借鏡另外一部冤獄案的經典紀錄片《正義難伸》（The Thin Blue Line），獲得創作啟發。

《正義難伸》的導演埃若．莫里斯（Errol Morris）以2年半時間，成功說服證人、律師等人接受訪談，以戲劇模擬方式呈現每個人提出的版本，透過證詞間交辯，釐清冤案，並凸顯檢警和司法制度的荒謬。紀岳君認為，徐自強案也可以這樣進行，不過，最大的挑戰是因獄方反對，紀岳君無法採訪到共同被告黃春棋和陳憶隆，蒐集到的素材一面倒地傾向徐自強，比重失衡，讓創作一度卡了關。

為了解決這難題，紀岳君不能像《正義難伸》導演站在客觀位置來推演案情，他決定讓自己入鏡，踩在對立位置，自己代表大眾，問出大家心裡的疑問，成為第二條故事主線，產生對話，讓案情往下展演。

實際上，鏡頭內外的確有著一場看不見的攻防。拿著攝影機的紀岳君，對徐自強滿腹懷疑，他透過鏡頭窺視他、打量他，而當時仍背負罪名的徐自強，其實充滿防禦心，每當紀岳君提出要他家人共同接受採訪，試圖走入他的生活，都被委婉拒絕，兩人互動侷限在公共場所，看不到他的日常。紀岳君說：「他當時對家人有很深的虧欠，很想保護家人，總覺得採訪能自己來，就自己來，不想打擾家人生活。」

不過，隨著蒐集到的事實片段越來越多，紀岳君對徐自強的懷疑，從鬆動到崩解，最後轉為全然地相信。兩人的互動，也從疏離到聊家庭當話題，而有了更多的理解。

從2012年到2014年期間，徐自強煎熬地打更九審，在訴訟泥淖中前進，想證明自己的清白；同一時間，紀岳君則深陷創作膠著期，民間團體原本允諾協助籌募製作經費，卻沒持續行動。紀岳君在2014年不再接商業案維生，積極地到各補助單位提案，苦無進展，與家人關係緊張。

就在他幾乎要放棄創作的時刻，他參加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CDF），接觸到互動紀錄片，觸發了他把冤案開發成實境遊戲的點子，進而結識了一票遊戲和密室逃脫設計師，沒想到這群人對他蒐集到的冤案題材十分感興趣，他定期開會，提供冤案案例給他們。雖然案子最終沒成，但他們的創作熱情，鼓舞了他，幫助他撐過了士氣最低迷的時刻。

徐自強在2015年9月1日更九審，獲宣判無罪，最高法院在隔年駁回高檢署上訴，無罪定讞，20年的訴訟噩夢終於結束。紀岳君的創作，也在這一年有了轉機。

他先在年初從新北市副市長、也是當年偵辦此案的台北刑大大隊長侯友宜手中，拿到紀錄片提案首獎，滾入些許資源，讓創作繼續下去，完成半小時的短版影片。在中正大學任教的蔡崇隆說，「小紀是非常認真的年輕導演，的確在徐自強案累積大量素材，沒有拍成長片，實在太可惜。」蔡崇隆在這一年牽線讓紀岳君製作兩集公視新聞專題，繼續累積素材，也拿著短片成果，在年底找到司改會協助籌募100萬元，讓紀岳君終於有資源可往長片推進。

蔡崇隆豐富的紀錄片採訪和製作經驗，對紀岳君有很大的幫助。紀岳君說，進行敏感而關鍵人物採訪時，他會跟蔡崇隆事先討論提問大綱，甚至請他一起出馬採訪，偶爾也會換手讓蔡崇隆採訪徐自強，以挖掘出不同角度。

蔡崇隆其實也有意識地放手讓紀岳君創作，不讓自己拍攝蘇建和案的經驗強勢主導此片。他說，「小紀其實有自己的想法，這部片子也必須有新鮮的想法和角度，我能做的是提供經驗和拉資源，但我希望小紀拍出自己的片子。」

對比短片和長片兩個版本，短片版企圖一一釐清案情疑點，充滿擊鼓鳴冤式的情緒，以及機關槍般掃射批判對象的火力；長片版則充滿懸疑和偵探片的氣氛，以及答案開放的人生詰問，兩部作品迥異，創作已然脫胎換骨。長片版入圍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與會外賽社會公義獎，預計在8月11日上映。

紀岳君說，長片版有資源製作動畫，運用動畫模擬共同被告的自白，營造出案情推演的過程，磨去短片說服徐自強無罪的急躁感，能讓觀眾去體會，「真實是有界線的，影片的結論無法直接提出真相，而是要告訴大家追尋真實有多困難。因此，在法律領域，無罪推定才這麼重要，才能避免形成冤案。」

在剪輯和後製的最後階段，他因緣際會遇上了台灣資深剪輯師廖慶松，在創作上有更大的自我突破。

紀岳君在2016年9月，參加「紀錄片國際網絡發展平台」（WINDOC）工作坊，當時受邀擔任講師的廖慶松，手把手地帶著他重新剪輯這部作品。3天的工作坊，廖桑建議他剪去了導演過多的話，解決了導演的主線在片子前段過重，但後半段又太輕的問題，並且建議簡化想交代的案情疑點，不要強勢引導觀眾，讓他學會了如何留思考空間給觀眾。

紀岳君永遠都記得，廖桑像個孩子般，看著他熬夜重剪的版本，看到徐自強釘著司改會鬆脫木頭櫃的一幕，他點出這段很有意境，就像徐自強讓散掉的司法體系稍微穩固了一點。紀岳君說：「我本來放這個，就是這樣的想法，但我不能明講，之前放給大家看，都沒人看出來，但廖桑看出來了。」他當下拍了一張廖桑的照片，想珍藏這知遇的一刻。

廖慶松隨後說：「你就是太想幫徐自強說話了。」一句話，讓紀岳君崩潰。一個男人，哭得不能自己，力氣用盡的他，感覺自己終於被理解了。同時，他也有頓悟的欣喜，「雖然廖桑說的是我太想幫徐自強說話了，但其實某種程度，我也太想幫自己說話了，但就是這樣的情緒，讓影片不對了，不對味。」

「我拍片的過程，好像經歷了徐自強的過程，他想澄清自己的無罪，我則是受到外界的質疑，質疑我拍長片的能力、處理議題的能耐，我有不被人看見，不被家人了解的情緒，因為我太想被看見了，所以片子就不對了。」他說。

紀岳君說，他讀過無數次廖慶松的剪接哲學，知道他說過，剪接要站在不卑不亢的角度來看一切，不過度投射，也不過於客觀，「以前看過這句話，沒有多大體會，只有跟他一起參與，才能理解不卑不亢有多困難，又有多重要。」

工作坊結束後，紀岳君邀請廖慶松擔任監製和剪接指導，他內心有傳承的悸動。他在自己的片子，放入直立置中的黑色字卡，向由萬仁導演，廖慶松擔任監製、剪接和編劇的《超級大國民》致敬，「去年剛好是《超級大國民》修復版完工，不過，廖桑都會罵我亂放，他的字卡不是這樣。」他笑著說。

徐自強20年的纏訟之路，最終獲判無罪，而這道徐自強的練習題，又該如何交卷？

長片版的結尾，沒有正義遲來的痛快。這不是一場勝利的訴訟，否則輸掉的20年又怎麼說？共同被告在更九審後，仍舊咬定徐自強參與犯案，雖獲無罪宣判，徐自強清楚地明白，仍舊有人會懷疑他，清白其實永不可得，他不知道命運會怎麼樣，但選擇好好過每一天，而原本對人絕望的他，也重拾對人的信任。

這是徐自強對人生荒謬和悲慘境遇的體會。

然而，跟拍了5年的紀岳君，卻不知道怎麼交出自己的答案，故事的兩條線又怎麼編織成一個結尾。在剪接的最後時刻，他有整整60小時陷入痛苦狀態，「5年來的過程，一直在我眼前跑過去，跟老婆的事情一直浮現。」

5年前，剛拿起攝影機開拍的他，歡喜求婚和成親，他放在影片開頭，但5年後，卻正和妻子談離婚，「這個有點意外，又好像是意外中的註定，本來只是在片子開頭提到結婚，沒有想到會離婚。」

創作是十分煎熬的過程，除了經濟壓力，他在創作過程，高度關注台灣發生鄭捷隨機殺人案等議題，情緒時常悶著，無法用言語傳達想法，影響與家人的互動，「但剪接就是這麼孤獨的事情，面對素材，必須花很多心力去投入。」

廖慶松建議他，「你還想不到你的答案，就是你的狀態。」讓他突破這道最後的心理關卡。於是，紀岳君把徐自強和自己的兩條故事主線，在片尾分開處理，談完徐自強後，他用字卡，交代了他的離婚。

對於徐自強的這道練習題，紀岳君雖然還無法做完，但他終於重新解讀，這道習題是一道質問人性的問題，「我希望觀眾不是看一個他者的冤案，看完了，哭一哭，說徐自強很可憐，又回到自己的世界。」他期待觀眾看完影片，能夠體會徐自強案並不遙遠，進而思索如何看待人性，如何在人生境遇自處。

「我們到底相信性惡，還是性善？懷疑一個人的時候，是有罪推定，或無罪推定？我們或許不會遭遇這麼離譜的冤案，但當我們經歷所有人的不信任，又該如何去面對？」他說。紀岳君在長片，不再給明確答案，而是丟出了更多的問題，並開放讓觀眾填寫自己的答案。

影片結束，片尾曲雷光夏的〈遠方的鼓聲〉響起，紀岳君在片末，把此片獻給被害人、被害人家屬，以及受司法制度所害的受害人。

被害者家屬某種程度在影片是缺席的。紀岳君曾試圖接觸受害者黃春樹的家屬，被害者的一位親友私下透露，他們對司法很失望，不願意再談此案，不相信徐自強無罪。他們從徐自強更七審被改判無期徒刑之後，也不再出庭作證或旁聽，影片的確很難拍攝到他們。

紀岳君說，司法的確還沒有辦法還給被害人正義，現行的司法制度也沒有辦法照顧到被害人家屬，他拍攝此片最大的遺憾，就是無法以個人之力，說服他們徐自強無罪，更無法撫慰被害者黃春樹家屬。

「我很想做，但我在影片做不到，所以，我只能留字卡，把影片獻給被害人的家人。」紀岳君不知道，遺落在電影之外的遺憾，是否有一天，能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