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一場白日夢⋯⋯」4月21日，40歲的林金貴從台南監獄走出來，見到了將近9年沒有看過的開闊天空。林金貴涉嫌10年前一起計程車殺人事件，但警方當年僅憑目擊證人口供循線逮捕他，如今他的辯護律師團提出新證據，透過他在案發前拍攝的大頭照，以及專家分析監視器畫面的意見，主張他不是兇嫌；法院認定足以動搖原判決，裁定准予再審。

蔡晴羽是林金貴案再審聲請狀的主筆律師，與她一同調查的成員還有羅秉成律師、冤獄平反協會成員羅士翔、台大科法所學生周慶昌與蔡惟安。2014年9月，羅秉成在台大法研所開了一門「冤獄救援實錄」的課程，蔡晴羽、周慶昌和蔡惟安都是修課學生，在課堂上接觸到林金貴案，並進一步投入救援。

他們究竟如何走到聲請再審成功的呢？蔡晴羽回想當初救援小組分頭找線索時，竟忍不住大笑。她說，這次開啟再審，「林金貴的髮長」是其中一項關鍵新證據，而周慶昌特別堅持此事，不斷表示犯案兇嫌長髮及肩，但案件發生前數月，林金貴應是短髮，頭髮不可能長那麼快，「但我總覺得很瞎！」直到周慶昌和羅士翔找了皮膚科醫師出具意見書，蔡晴羽說，她才開始覺得這個證據「好像有點厲害！」

蔡晴羽的這句「我總覺得很瞎」很有意思──關於冤案救援，曾平反蘇建和案的羅秉成律師說過「要翻開每一顆小石頭」，意即對每一個小細節都要抱持懷疑，重新檢視。但實際操作時，真的可能每一顆小石頭都翻開嗎？會不會有些石頭長得根本不像石頭？對待每一顆石頭時，又該怎麼分配翻動它們的力氣？

這可透過林金貴案的每一位救援成員來探討，周慶昌說，他那一陣子就連去剪頭髮時，都問理髮師一般人的頭髮到底一個月能長幾公分？理髮師回答一公分而已，他興奮得立刻打電話給羅士翔報告。

但周慶昌解釋，他並不是特別執著在這個點上，「而是很絕望，所以心裡有任何疑問時，都會死抓著那些疑問，而且林金貴是我第一個做的案件，剛做的時候，會沒有辦法接受冤罪這個事情是很難救的，絕望感會比較明顯。」

事實上，周慶昌隱約記得，羅秉成的冤獄平反課堂上就有其他同學提出「頭髮長度不符」的疑惑。重點來了：如果把一樁樁疑似有冤的案件攤開來，許多人都可能產生「好像哪裡怪怪的」的感受，但如何將「怪怪的感受」聚焦為疑問，再把疑問問到很具體，正是冤案救援過程中最困難的地方。

就頭髮長度這個證據來講，如今旁觀者看來好像很簡單，思考上是這樣的套路：兇嫌犯案時是長髮 ▶ 林金貴當時不是長髮 ▶ 照片可證明髮長 ▶ 找出林金貴當時照片 ▶ 證明當時的林金貴不是長髮 ▶ 林金貴不是兇嫌。

但蔡晴羽說，對當事人而言，很難如此線性地推論、按部就班地佐證，「在當下要如何連結哪些經驗去證明，不是一般人自然而然能想到的事」，否則林金貴的大頭照也不會在抽屜躺了10年才派上用場。她說，有關林金貴的髮長，其實很多人問過他的姊姊，但除非很精準地詢問「妳有沒有他當時的照片」，接收問題的人不一定能意識到「他頭髮多長」代表什麼意義，以及問題可以擴展到哪裡去？

周慶昌、羅士翔在追查髮長線索時，「證明」也不是一步到位，尤其林金貴案發生時，尚不是一個Facebook盛行，人們時常打卡拍照的年代，找照片這件事並不容易。林金貴曾因竊盜罪入獄，且在計程車案發生前幾個月才出獄，照理說頭髮很短，所以他們首先問過監獄，林金貴離開時有沒有拍照？可惜一無所獲。有天羅士翔隨口一問林金貴的姊姊，她才意外從家裡找出林金貴在案發2個月前拍攝的短髮大頭照。

從後設的眼光看起來很直線的路徑，對當時走在路中間的人來說，其實相當迂迴。

話說回來，蔡晴羽最初又為什麼不覺得髮長證據很有潛力呢？與她進一步談論後發現，她一直都留長髮，對於「頭髮生長」實在沒什麼概念，在無感的狀態下，她自然不會太考究地看待這條線索。換句話說，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不同，注意力集中的對象也不同。

在好幾個人共同戰鬥的前提下，這倒是一個互補的局面，有人追查髮長的時候，有人追查其他的線索。不過，每一條線索最後是否發展為有力證據，也不一定是努力就可以決定的事情。

另一位救援成員蔡惟安最初接觸林金貴案時，想主打的重點是鑑識現場、彈道比對等等，希望將整個案發過程都更清晰地重建，說不定會有新的發現，「但後來沒有繼續下去，可能也因為我自己沒有多堅持，而且很多資料在警方手上，我們只看到很簡略的報告，取不夠多素材，也沒辦法再去請專家或找更多專業協助。」

這一切聽起來相當微妙，有些冤案之所以成形，是因為客觀條件與主觀意識的侷限，救援冤案就是要破除這些侷限，但不管再認真，難免也受到客觀條件與主觀意識的侷限。

蔡晴羽分享了另一件案子給她的心得。一起車禍肇事逃逸案件中，警方憑著目擊證人記下的車牌找到被告，但被告喊冤說肇事者根本不是她。再審開庭時，檢察官不斷詢問報案紀錄，要法官再查一次，對於檢察官重複要求函查已經函查過的資料，蔡晴羽很不耐煩，但法官再查一次之後發現，報案紀錄裡寫的是另外一台車，這個發現對被告是有利的。

這個意外的轉折讓她非常驚嚇，那是一種「到底應該要懷疑到什麼程度」的衝擊感，她也很驚訝，原先可能對被告不利的事情，其實竟然是有利的。但若她當時成功阻止法官再查一次怎麼辦？會不會很久很久以後，都還不知道是誰在哪個時間點做了哪一個動作，妨礙了真相的出土？

這件事讓她想起2012年最高法院作出一項原則性的決議──法官不可以再主動調查不利於被告的證據。當時法律界掀起一波論戰，許多人認為還沒調查之前，怎麼知道某條證據對被告有利還是不利？「那時候我心裡覺得這是屁。心裡想說，最好是啦！還沒調查之前通常也知道對被告有利還是不利。但冤案救援過程中很多事情是顛覆你的想像和常理的。」

蔡晴羽從台大法律系畢業後，很快就到一般的事務所當起執業律師，近年才投入冤獄平反協會，「我以前不會想那麼多，因為律師就跟法官、檢察官一樣，手上有很多案子，案子一直在前進，每件案子就是一直在前進，所以你不太會去反省過去的自己。不能怪法官、檢察官，連律師都不會啊，誰會沒事說定讞的案子我還要去看看卷、哪裡有疏漏？」

「所以冤案救援就是，你會變成逼自己要從另外一個視角，回去看自己過去做的每一個決定、每一個辯護策略，因為你等於是從事後的觀點去回推。那個反省的力道還蠻驚人的，跟我們平常做事情還蠻不一樣，平常就是什麼都在往前看，看手上有什麼，要面對接下來的開庭，面對接下來的證人，可是做冤案救援，什麼事情都在往回推，很多東西都要去質疑到底做得怎麼樣。」

救援團隊裡最資深，也擁有最多冤案救援經驗的羅秉成律師，又是怎麼看待髮長證據的呢？他說，他相信這可能是一個證據，否則不會繼續追查，但還是覺得髮長證據相對薄弱，因為人們很容易就可以丟出一個說法，說兇嫌犯案時戴假髮，「是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但這樣講不公平也不合理──排除責任在誰身上？如果案發後馬上逮捕他，去他家搜出一頂假髮，或許還可以連結說他可能戴假髮，或者，你要證明他平常有戴假髮的習性。」

即使這種有罪推定的質疑不公平也不合理，光是有人會產生這種疑慮，就可能讓這個證據弱掉，羅秉成說，他必須想像如果自己是法官，看見怎麼樣的證據才很難駁回？因此，他等到「人臉辨識」那條線索也有結果之後才出手，得到加乘的效果。

也就是說，救援冤案的時候，羅秉成真心考慮一切的可能，但用最壞的想像去做準備。不過，他也對「考慮一切的可能」這件事頗有感觸。

「救援確定案件而不是發展中案件的優勢是，我們看到全部的東西，但全部的東西也在限制著我們。關於發展一個新的議題、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什麼應該走下去，什麼應該停止，幾乎是沒有答案的。有些走到底，浪費許多時間，是死胡同⋯⋯有些需要一點運氣、多一點材料才會往下延伸。有些時候你沒有去碰撞，去try，後面那條路就打不開，但有時候後面那條路打開的力量也不在你身上。」

無論是羅秉成、蔡晴羽、羅士翔、周慶昌或蔡惟安，每一個人談起林金貴案及其他案件的救援歷程時，都謙卑地提到「運氣」這個因素，並滿懷感謝。那是因為他們在冤案救援的途中，真正深刻地體察到有太多不可抗力，且每一個人都不是「全知全能」，都可能犯錯或疏忽，但作為任何一個環節的司法工作者，微小的錯誤或疏忽將影響他人命運時，就必須不斷地、嚴苛地自我修正。

透過修正而累積起來的里程數，他們抵達一個更接近公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