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了錢關上計程車的門，3個15、6歲的小伙子，七手八腳的把剛才一件件搬下車的樂器又一件件的背上身：吉他、貝斯、效果器、一整組的鼓。等主唱恍然大悟吼出一句：「哎！又有東西弄丟了！」車早已走得老遠。

這不是他們第一次把樂器忘在車上，都怪沒個固定的排練室，只好四處從朋友那裡打聽誰家涼房（屋外的儲物平房）方便借用，問好時間地點就帶上一堆樂器搭車集合，搞得成天像在打游擊。

這個1982年冬天出生、還沒發育完全的主唱兼吉他手，名叫張大磊，內蒙古呼和浩特人，剛從補習班下了學。他進補習班的原因與班裡其他同學一樣：中學畢業沒能考取高中。這班學生大多來自呼和浩特市內，還有一些來自周邊小縣城，即使來的地方不同，懷抱的目的卻也無異：明年能考取。

空氣塞滿了青春的氣息。

壓抑找到出口，張大磊背起吉他，開始了補習與玩團並行的生活。他找了2個朋友組了名叫「蟲卵」的樂隊，曲風與偶像Kurt Cobain路線一致。下課沒事就約去朋友家的涼房練團，把創作好的音樂錄成卡帶；為了能上台表演，他們私下借用學校大禮堂充當表演場所，偶爾也去包場那些白天不用營業的夜總會，台下站滿樂迷，台上他們大汗淋漓。張大磊後來順利考取高中，唸半年又退了學，把自己留在音樂裡。「蟲卵」後來解散了，手裡樂器從電吉他換成木吉他，音樂頻道也從NIRVANA轉到Tom Waits與Red House Painter，他繼續一個人的民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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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想成為一個搖滾樂手。」當年15歲的搖滾少年，34歲成了一位電影導演，坐在台北西門町的「明星咖啡廳」裡，與我們聊起這些年少往事。

張大磊以電影處女作《八月》獲得今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新演員」，以及會外評比的「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亞洲電影觀察團推薦獎」共4項大獎，金馬評審團主席許鞍華盛讚，導演以細膩的黑白光影，讓場面調度不著痕跡。

《八月》全片以素人演員、黑白拍攝，說了一個90年代北方小城一家三口的日常：沒能考上重點中學的12歲男孩小雷，揣著雙截棍一副相安無事的到處晃蕩；母親成日叨念，想方設法要把小雷送進重點中學裡；國有企業改革，父親從國營的製片場裡下了崗，為生活只好離家跟著私營劇組去外地拍片。這個八月就像每個八月，無所事事熱醒在午睡的蓆子上，不同的是這次院子的曇花開了，臥病的太姥也走了⋯⋯。

螢幕裡張小雷在夏日無聲成長，螢幕外那是張大磊的童年回憶。

張大磊出生在中國一胎化政策下，母親是警察專校裡教馬列主義的哲學老師，父親是內蒙國營電影製片廠裡的剪接師。兒時的張大磊與父親相處的時間並不多：「他是拍電影的，像我現在一樣，東奔西走是家常便飯。在我年少的時候他經常在外頭，尤其過年過節他都不在，那感覺很寂寞。但可能越是這樣，與父親一塊生活的印象都非常深，我當時高中退學就是他陪我去的，是他找老師說：『我兒子，不上了。』我媽她是絕不可能跟我去的。」張大磊笑著說。

從高中退學後，原本懷抱著去北京繼續搖滾樂手的夢想，卻在決定前往俄羅斯唸書後宣布告吹。

人生際遇倒也有趣，那年本來應該進俄羅斯唸音樂學院的他，試都考過了卻又在臨門一腳時轉了彎：「我一到音樂學院大門，看到所有人都非常嚴肅，背了個大提琴，我想這一去肯定是完蛋了！後來就跑去電影學院，那裡大門是沒有門衛的，不僅可以隨便進出，學生們看起來都蓬頭垢面的、非常懶散，可能是寫劇本熬了一晚上。但我當下覺得：這個氣場對！」

若從《八月》溫厚的敘事與節制冷靜的影像美學，很難與當年那個橫衝直撞的少年聯想一起。談起這一放一收的轉變，張大磊顯得有點靦腆：「我其實是一個很容易被感動與投入的人，這兩年好一點了，前幾年上台演出的時候都是會哭的，當下是很感動，但事後想起來都⋯⋯啊⋯⋯特別難為情！」聊起自己的性格特質，張大磊不好意思的笑說。自覺容易煽情，「看淡一些」成了張大磊創作時常提醒自己的事：「太近、太投入就會看不清，再來也是不想暴露太多，我很容易暴露一些缺點、暴露自己心裡面的事，所以寧可淡一點。缺點少看一點，哪怕是優點也少看一點。」

從俄羅斯結束電影學業回到家鄉那年，張大磊滿腔熱血想拍出作品，卻也意識到自己不能再像當年那個15歲的搖滾少年，只想任性專注在一件事情上，他得先生活，也無法從生活裡退學。起先，他參與了幾個電影劇組的工作，後來自立門戶，為結婚新人拍攝婚禮上播放的短片，透過與新人聊生活聊想法，寫成了劇本拍成10分鐘的影片，當時在內蒙古還沒人這麼做，算是個創舉。

這份工作除了讓他維持基本生計，一方面使他保持了創作者的心態，另一方面也讓他有了與非專業演員接觸的機會，學會如何與素人演員建立信任。那段日子，他就一邊做著維繫生活的工作，一邊繼續電影創作。從2008年故事有了雛形、歷經4年劇本撰寫、到2015年電影殺青，《八月》可以說是一部從生活縫隙裡換來的電影。

「我其實要感謝這麼長時間以來這部電影沒有拍成，從2008年有了這個念頭到2015年，這7年當中我反覆在審視這件事情，也和自己對話。也許08年我拍掉這部片子的話，可能現在看到會是另外一個樣子。時間久了我慢慢發現，我要淡一些看這個事情，如果主觀那麼強的話，就真的變成只有我能看懂的電影，這當然不是我的本意。」那些漫長的生活，讓張大磊有了餘裕，把年少的血氣沈澱為創作的底蘊，用更冷靜的眼光「站開來看」自己的作品，「其實這不光是我創作的過程，也是生活的過程。我在調整我自己的生活，同時也調整我這部作品。」張大磊說。

這種冷靜與客觀的視角，還包括來自侯孝賢導演的啟發。

當《八月》劇本進入後期修改，張大磊看了《侯孝賢畫像》這部紀錄片，在影片中，侯孝賢談起自己拍攝《風櫃來的人》定調風格的關鍵：「我拍風櫃的時候，劇本都寫好了卻不知道怎麼拍，後來朱天文聽我轉述後，拿一本小說給我看《沈從文自傳》，這本小說有一個觀點，是俯視的，好像這個是世界上發生種種的悲傷的事情，他都很客觀地在看，有一種胸襟。我記得我拍風櫃的時候我就跟攝影師講，冷一點冷一點。」侯孝賢多年前在紀錄片中的一席話，成了張大磊電影拍攝時相當重要的借鑒，並反映在他與《八月》攝影師呂松野一起構築的影像風格上。

呂松野是張大磊在俄羅斯學電影時的同學，也是生活裡的好兄弟，內蒙古呼倫貝爾人。他曾以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執導的《塔洛》入圍2015年金馬獎最佳攝影，今年同樣再以《八月》獲得提名。

「松野是一個非常有創造性的攝影師，他在《塔洛》裡的創造性比《八月》更多、風格也更強，《八月》他其實是『收著拍』，需要有些克制，可以表現才華的地方反而要壓回來。」張大磊談起與呂松野的合作過程，與明年即將著手的電影計畫：「我不敢說下一部還會完全保持這樣的風格，但有一個態度是不會變的，我還是希望能冷靜一點去看影片裡的人或事，不想有太多的渲染與解釋。」

《八月》沒有大場面也沒有明星光環，只以真誠打磨出光芒。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身為剪接指導的父親張建華感言誠摯動人：「我兒子張大磊當初要拍這個片子是很艱苦的，但是我支持他拍完。我跟他說就兩種選擇，一個是繼續幹下去，再一個是幹不成，那就改行吧！這劇本當時給了很多地方，但都沒有收，後來我就自己出錢來拍。」除了父親的資助，電影拍攝後期也獲得了蒙古導演麥麗絲的投資，以不到200萬人民幣拍攝完成，同時成為愛奇藝影業出品的第一部文藝電影。電影在最後黑畫面打上了一行字幕：「僅以此片獻給我們的父輩」，除了是對父親的致敬，也是向生活裡為家庭努力的每個父親。

當飾演張小雷的小演員孔維一，站在台上領取「最佳新演員獎」時，他純真地說：「感謝導演給了我這次成名的機會。」相較於普世所定義的成功，張大磊仍只想繼續以電影傳達那些被社會二分法之後的「所謂失敗者」——那些不能言善道、沒有太多方法、心思直接簡單、笑著低下高貴頭顱去生活的普通人。

張大磊的電影就像喧鬧世界裡忽然靜下的午后，落葉吹風，床邊鬧鐘秒針嗒嗒，伴著流理台永遠關不緊的水龍頭，涓涓滴滴⋯⋯

生活細碎如常，這些卻是讓人安心、藏於記憶裡的永恆聲響。